(一)应用范围

《伤寒论》一书为中医学重要古典著作之一。该书问世以来，自西晋以迄近代，备受中外医界的推崇和重视，其不同时期流行的版本及注释阐发书计有四百余种之多，足证其影响之深远。该书虽以论述多种外感疾病(广义的伤寒)的脉证并治为主，但书中创造性地建立起来的六经辨证论治，对于临床其他各科的治疗也有指导意义。自晋唐以来的历代中医名家未有不精研《伤寒论》的。这是因为《伤寒论》一方面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反复观察人体在感受外邪之后，经络、脏腑、气血营卫发生病理变化表现于临床的各种病证，巧妙地以八纲归纳证候，分析病情，并将病因学说、八法论治和方药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理法方药一线贯联的辨证论治纲领体系。另一方面是仲景博采众方，加之他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我们保存和提供了112个有效的经方(其中一方有名无药未计在内)，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使用方法。经过一千多年来医界的研习和实践检验，证明其理法方药确实是靠得住的。

近代多年来，我国医界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运用《伤寒论》的理法方药取得了不少显著成效。日本等国外医界对《伤寒论》的研究和经方的运用也很重视，常有不少临床和实验报道。诸如运用小青龙汤和麻杏石甘汤治疗支气管炎、肺炎、咳喘、百日咳及鼻炎等；柴胡桂枝汤及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癫；当归四逆汤加味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冻疮、雷诺氏病及闭经；十枣汤治疗渗出性胸膜炎；以白虎汤为主治疗乙脑；大柴胡汤、大陷胸汤治疗急腹症；真武汤治疗心性水肿及慢性肾炎；四逆加人参汤抢救休克等。成都中医学院陈达夫教授著《中医眼科六经法要》，运用六经辨证及经方化裁治疗眼科疾病，可说是对《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的一个发展。由此可见《伤寒论》的理法方药可以应用于临床各科，决非仅适用于外感疾病。故称其为中医学临床治疗学的奠基巨著，是当之无愧的。

(二)如何应用

在深入学习、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将其理法方药应用于临床。

1.据证定经，分经论治，病与文符，照用不疑

由于《伤寒论》是张仲景从长期临床实践中总结而来的，所以论中所述各种病证大都能在临床上得到印证。有的病例从病因、病位、病机到脉证表现都甚切合原文内容；有的病因、病程与原文虽不一致，但病机证候却与原条文所述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与原条文相对照，据其脉证表现分析其属于某经的某种证候，然后依据原文所提出的治法方药放胆用之，坚信勿疑，多可获预期良效。

例如我们在临证中有时遇到比较典型的太阳病桂枝汤证、麻黄汤证、麻杏石甘汤证、小青龙汤证、半夏泻心汤证，阳明病的白虎汤证、三承气汤证，少阳病的小柴胡汤证，太阴病的理中汤证，少阴病的四逆汤证、黄连阿胶汤证，厥阴病的当归四逆汤证、四逆散证等。只要辨证确当，投予相应的经方，屡用屡效。近代国内外临床报道中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2.病情复杂或不典型时应注重抓住主证的辨别与对照

疾病在临床上的表现，往往繁简不一，差别万千，其与《伤寒论》所述各经的典型证候完全符合者有之，不完全符合者亦属不少。遇此情况，我们在诊治时应注重抓主证，然后对其进行辨别与对照，只要其主证与论中有关证候的主证相符，则可作出相应的诊断，在治疗大法上即可相同。所谓主证即指能够反映病情病机的症状及舌脉，不仅是一个单一的症状，如《伤寒论》103条“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据笔者体会，此条告诉我们在诊断少阳病时不一定要“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吐、嘿嘿不欲饮食”等完全具备，而只要有口苦、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喜呕等主症之一，再加之脉弦就可用小柴胡汤施治。

通过对《伤寒论》原条文的仔细分析归纳可以发现，其他一些证候亦各有其主证。如太阳中风证的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伤寒证的恶寒、体痛、无汗、脉浮(有力)；阳明腑证的腹满、便闭(或溏垢)、潮热、濈然汗出；少阴寒化证的脉微细，但欲寐，手足厥冷等。只要其主证已备，即可作出相应的诊治。例如笔者曾治一中年妇女，在劳动中被车轧伤腹部，发生腹痛、尿血，住院经保守治疗后病情好转，血尿停止，但患者手足及胸部汗出绵绵不断。当时查腹中隐痛、脉缓，加上自汗，乃按营卫不和，给予桂枝汤2剂无效。再诊时询问患者大便情况，告知自外伤后至今已4日未解，因思《伤寒论》193条“伤寒转系阳明者，其人濈然微汗出也。”又186条“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阳明病也。”此病人手足及胸部濈然汗出不断，加之大便困难，阳明主证已具备，乃改用调胃承气汤加桃仁、红花等化瘀药，服后便通、汗止，调理而愈。

不过我们在辨别主证时，还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1)主证与副证的关系：在同一病情病机的基础上，除表现出主要脉证以外，往往还可见到一些次要症状，称为副证。如太阳中风证的鼻鸣干呕，伤寒证的呕逆和喘，少阴寒化证的心烦、欲吐不吐、口渴(见282条)等。它们都是居于从属地位的症状，其或有或无均不影响对主证的辨别与施治。

(2)主证与兼证问题：兼证与副证不同，它是在主证的基础上夹杂有其他内在因素而出现的兼见证候，如太阳中风证兼邪入经腧的“项背强几几”(见第14条)，少阴虚寒证但欲寐，脉沉微细，兼见发热恶寒等太阳表证(见301条)等。这种兼证就必须在治疗上予以兼顾，前者宜桂枝加葛根汤解肌祛风兼利经腧；后者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温经扶阳发汗解表，才能收到良好效果。我们临证时如遇到《伤寒论》中未载的兼证，亦可以此类推，选用经方，适当灵活化裁。

(3)主证与成因的问题：《伤寒论》中有不少的证候都是由误治与失治而来的，但我们在临床上常遇到许多证候与《伤寒论》条文中所述的脉证特点基本一致，但其成因与条文不符，有的就根本不是外感病而属于杂病。例如桂枝加附子汤证、苓桂术甘汤证、真武汤证、五泻心汤证、麻杏石甘汤证、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证、炙甘草汤证等多是如此，遇到这种情况，不应拘于成因之相符与否，只要其主要脉证相符，即可使用相应的经方给予治疗而获效。

3.紧抓病机，详辨异同

《伤寒论》既重视一方多用，异病同治，又注重一证多方，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主要是证候虽不同而总的病机却一致，故治疗可以相同。例如论中的桂枝汤既可以用于太阳中风证，又可以用于卫气虚弱不能与营气谐和的自汗出证，还可以用于太阳表证误治和失治后营卫已弱而表邪未解者。这三种病证虽各有不同，但其营卫失和则是其共有的病机特点。桂枝汤具有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祛风的作用，故可以概治上述各证。又如四逆汤是少阴温经回阳的首方，用以主治少阴寒化证，但论中又把它作为治太阴中焦虚寒的要方(见277条)，两者病位不同，一属少阴心肾，一属太阴脾，但均属阳虚寒盛。四逆汤对少阴有直接作用，对太阴是通过温心肾达到暖脾土的作用，当然干姜、炙甘草亦有温中作用，所以异病同治。后世在此启发下，从分析病机和方药效用入手，大大地扩大了《伤寒论》经方的应用范围。例如将桂枝汤应用于虚疟、虚痢、虚损、荨麻疹等；四逆汤应用于胃脘寒痛、胃下垂、心功能不全、休克等，近代还把麻杏石甘汤用于治疗支气管炎、咳喘、百日咳、肺炎、副鼻窦炎、遗尿症等属肺热郁迫所致者。我们应该根据这一理法原则，举一反三，应用《伤寒论》的经方治疗更多的病证。

同病异治是因为外在的证候虽相似，而其内在的病机不一致，所以治疗各异。本论这样的例证也不少。例如同属心下痞满之证，因其形成的病因病机有里热郁结、寒热互结、水饮停蓄、胃虚气逆、浊阴之气凝结的不同，其相应的其他脉证有别，故其所用方药有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五苓散、旋覆代赭汤、桂枝人参汤之各异。其次如厥阴病的厥逆证，本来就有不同病因病机引起的蛔厥、脏厥、血虚寒滞经脉、寒犯肝胃、阳为阴阻、热厥等六种证型，再加上与冷结下焦、水饮内停、痰实致厥、亡血厥逆等四种属于杂病引起的厥逆作类证鉴别，共有十种证型之多，治疗也各不相同。这说明《伤寒论》的辨证论治并非简单地针对症状去治疗的对症疗法，而是非常注重透过临床表现，探求疾病内在本质去处置的治病求本之法，对于临床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我院内科病房曾同时收住两例大叶性肺炎病人，均经X线片及有关检验确诊，先给予青霉素、红霉素等抗菌素治疗数天效不显，转用中药治疗。通过诊察辨证，其中一例男性病人发热、汗出、不恶寒、咳嗽、痰黏稠不利、胸痛、气短、脉细滑数，舌红苔腐腻，属痰热阻肺，给予麻杏石甘汤合泻白散化裁。另一例女性病人，低热、自感恶寒、背部尤甚、头昏、身困、鼻塞清涕、咳嗽、咯稀白痰，脉浮弦，舌苔白润，一派寒饮犯肺之象，毫无半点里热，故给予小青龙汤原方。两人均在十日内治愈出院。此两例病人者属同病，但其内在病机寒热各异，大相径庭，针对病机采用不同的方药施治收到预期良效。

4.师其法而不泥其法，用其方而不拘其方

《伤寒论》所建立起来的六经辨证大法、治疗原则，以及方药、针灸等的运用经验，在中医学的历史进程中，确实曾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值得我们学习与遵循。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医学术是不断地通过客观实践去发展和提高的，后世及近代对《伤寒论》的理法方药也曾有过不少的补充和发挥。例如明、清时期兴起的温病学说，创立三焦和卫气营血辨证，补充了《伤寒论》在温热性外感病辨证论治方面的不足之处，同时在治法和方药上都有较大的发展。在一些具体的治法和方药方面，后世及近代也有不少补充和改进。如本论对妇人热入血室的证治仅提出刺期门和服小柴胡汤二法，而后世及近代医家均多主张加用活血化瘀之品及应根据病人脉证表现的不同随证选用主方，不宜局限于小柴胡汤一方。《沈氏女科笺正》还载有用白虎汤加味治愈经小柴胡汤治疗未效的热入血室证。在方剂方面，后世医家基于承气汤只能攻邪不能顾正，对正虚不能运药，无水难以行舟的邪实正虚的腑实证用之不宜，乃增补气养血及滋阴增液之品组成黄龙汤和增液承气汤等。《温病条辨》将本论的炙甘草汤去参、桂、姜、枣，加白芍，改为加减复脉汤，并进而演变为一甲、二甲、三甲复脉汤及大定风珠等方，用于温病热入少阴、厥阴及阴虚动风之证而有显效。近代将大陷胸汤加桃仁、赤芍、土牛膝、厚朴、木香，去芒硝，名甘遂通结汤，用于肠腔积水较多的重型肠梗阻的治疗；仿效三物白散及备急丸用巴豆为散治疗肠腑寒凝、正气较盛的肠梗阻；取四逆加人参汤的人参、附子两味主药制成针剂，用于治疗休克等，都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说明我们应师古而不泥古，对于《伤寒论》既要师承其法，应用其方，又不要过于机械呆板，一成不变。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古为今用的作用，有利于对本论的发扬和提高。

(三)临床经验举例

1.少阳病(病毒性感染)

梁××，女，33岁，工人。7天前因看电影回家途中遇雨，当夜即感发烧恶寒，头昏，咽喉痛。经中西药治疗，热仍不退，于1978年3月13日赴某医院诊治。血象：白血球2850，淋巴细胞40%，大单核细胞35%(形态尚正常)，嗜碱性细胞1%，嗜酸性细胞3%，中性多核细胞21%；血色素10.9g，血小板122000，疑为病毒感染，给予大青叶注射液4支肌注，效不显，故3月14日转来我院求治。

查患者仍发热，时感恶寒，头痛，咽痛，口干无味，不思饮食，恶心欲吐，胸胁胀闷不舒，二便正常，脉细略弦，舌边红苔薄黄，面色白少华，左侧咽峡部稍红肿，体温38.5℃，体表淋巴结不大。此风寒伤表，进而表邪化热侵犯少阳。其人素体正亏，邪正相搏，加之治不如法，故迁延不愈。治宜扶正祛邪，和解少阳，稍佐育阴，用小柴胡汤化裁。处方：柴胡12g，半夏9g，炙甘草6g，生姜3片，大枣3枚，玉竹12g，生地黄9g，金银花15g，连翘15g，大青叶12g，桔梗9g，橘红9g，4剂。

二诊(3月17日)：服上方2剂后发热即退，已不恶寒。服完4剂后，恶心、头痛已止，能进少量饮食。仍感胸闷，下肢酸疼，咽微痛，脉细缓，舌尖红苔薄黄，体温正常。仍宗前法，加重扶正之药。用上方加党参9g、白术9g、桑寄生12g，去生姜、大枣、桔梗，减去柴胡3g，5剂，尽剂后病愈。3月23日血象：白血球9000，淋巴细胞38%，中性粒细胞62%。

2.太阳少阳并病

杨××，男，25岁，学生。1968年春病外感，头昏头痛，无汗身困，恶寒发热，时作时止，胸胁满闷不舒，心烦欲呕，不思饮食。曾经某医诊治，按外感风寒用九味羌活汤2剂未效，又按外感风热给予银翘散加味，服2剂仍无效。其恶寒发热进而转为寒热往来，乃来我院求治。诊其脉浮弦略细，舌红，左边苔薄白，右边无苔。脉证合参，诊为太阳少阳并病。宗《伤寒论》用柴胡桂枝汤治之。处方：党参9g，柴胡9g，黄芩9g，半夏9g，生姜3片，桂枝6g，甘草3g，白芍9g，青皮9g，焦山楂12g，薄荷4.5g。仅服1剂即得微汗，诸证悉除而愈。

3.胸痹、心悸证(冠心病心律失常)

贾××，男，50岁。患者发现心跳偶有间歇已数年，因无明显症状未予重视。近两年来时感心悸、胸闷及左胸部轻度刺痛，经多次查心电图均提示有室上性期前收缩。结合其他检查，诊断为冠心病、心律失常。用中西药治疗数月，症状有所改善，但心电图无明显变化，室上性期前收缩终未控制，故来求治。查其脉沉弱而代，舌淡红苔薄白，边紫暗，形体稍胖。证属胸痹及心悸。系心气亏虚，心血暗耗，血运迟滞引起心脉血瘀所致。治宜益气养心，化瘀通脉。宗炙甘草汤化裁。处方：炙甘草6g，当归12g，丽参须6g，生地12g，麦冬9g，柏子仁12g，炒枣仁12g，天冬9g，菖蒲9g，丹参24g，玄参12g，赤芍9g，红花12g，三七3g(冲服)。

二诊(7月20日)：服上方28剂，各证均有减轻，精神好转，心跳间歇明显减少，有时两三天不出现一次间歇。脉较前稍有力，偶见代象，舌同前，继守初诊之方，将生地改熟地12g。

三诊(11月4日)：上药服30余剂，期前收缩在数日中偶而出现，睡眠好转，在气候寒冷时偶感胸闷及左胸部轻度刺痛，遇情绪兴奋激动时感到心悸。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主动脉管径增宽，室间隔略厚，脉转沉弦较前有力，舌淡红苔少，尖边淡紫，拟用原方，将丽参须改为丽参6g，加川芎9g、薤白12g，以增强益气通阳行血之力，去柏子仁。连服20剂，另在此汤剂的基础上加香附9g、柏子仁12g，增3倍量，制成蜜丸，早晚各服9g。

一年后随访，自服上药后，除偶有胸闷外余证均消除，舌不紫暗，苔白薄，脉弦缓不代，多次作心电图复查，再未见有室上性期前收缩。

【按】此证脉沉弱而代，又见心悸，与炙甘草汤证之脉证、病机相符，惟尚有心脉血瘀之胸痹，故宗炙甘草汤去桂、姜之温散，加红花、赤芍、川芎、三七、薤白，化瘀通阳宣痹，去阿胶、麻仁之补腻，加丹参、玄参、柏子仁、枣仁、菖蒲等养血活血、宁神定悸。加之久服，故收效尚较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