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景星 彭慕斌

王旭高（1798～1862年）善于调肝，所著《西溪书屋夜话录》（以下称《夜话录》），将头绪纷繁之治肝30法，分别以肝气、肝风、肝火隶之，可谓深得肝病施治要领。因其实用价值较高，已为医界瞩目。原上海中医学院程门雪院长对其推崇备至，有“极其精粹”之赞，并将全文韵以七言，编入讲义以授弟子。惜文字简略，初学者难于领会。本文据《王旭高医书全集》（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所载《夜话录》之标题分段及排列顺序，从相关资料中寻求近似各法之解释，略参己见，缀成按语，颜曰“浅绎”，殿于正文之后，并附程氏所撰之歌诀以作“补读”之助。

［原文］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异名。其中侮脾乘胃，冲心犯肺，挟寒挟痰，本虚标实，种种不同，故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姑录大略于下。

［浅绎］肝乃风木之脏，体阴而用阳，秉冲和条达之性，具“贯阴阳，统气血……握升降”之要。因其性刚愎，易动而难静，病理上有“横决、冲激、震动”之特点，除本脏自病外，尚易波及他脏，见“乘脾刑肺，冲心耗肾”诸变。李冠仙氏将肝喻为“象棋之车，任其纵横，无敢当之者”，故古谓“肝为万病之贼”。研究肝病，大抵以《临证指南医案》气火风“同是一源”之说立论，所谓“肝病虽多，气火风三者而已”。张山雷氏指出：“肝之有余，虽曰肝火肝风为病，然风火不自生，唯气焰太盛，则风火始炽。”黄文东氏言之甚详，谓其“初为肝气过强，或气郁而化火，或阳动而上扰，甚则肝风翕张，皆属于标实。病久不愈，则肝体受伤，然气火风阳之变，依然存在，此乃本虚而兼标实。其中有挟寒者，乃偶受寒凉侵袭所致；有挟痰者，即指痰浊的滋生。故谓‘挟寒挟痰，本虚标实，种种不同’”。中医所称之肝，生理极复杂，病理亦头绪纷繁，诚乃“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

［程氏歌诀］肝气肝风与肝火，三者同出而异名，冲心犯肺乘脾胃，挟寒挟痰多异形，本虚标实为不同，病杂治繁宜究情。

肝气证治

《类证治裁·肝气》云：“凡上升之气，自肝而出。肝木性升散，不受遏郁，郁则经气逆，为嗳、为胀、为呕吐、为暴怒胁痛、为胀满不食、为飧泄、为颓疝，皆肝气横决也。”

人身自胁以下及阴器，皆属肝脉之部。肝以气为用，主疏泄，性喜条达。凡因情志失调，肝气横逆，疏泄无权，气机不畅，升降愆常，可见犯胃之嗳气不食，胃脘胀痛，吞酸嘈杂，或攻痛连胁；乘脾则肠鸣，飧泻，腹痛；阻胁络则胁肋胀痛或刺痛。见证极杂，难以枚举，故有“肝气乃病理一大门”之说。

［原文］一法曰：疏肝理气。如肝气自郁于本经，两胁气胀或痛者，宜疏肝，香附、郁金、苏梗、青皮、橘叶之属。兼寒，加吴萸；兼热，加丹皮、山栀；兼痰，加半夏、茯苓。

［浅绎］肝脉布胁肋，两胁气胀或痛者，常为肝气自郁于本经，治宜疏肝理气。据张山雷氏论药：香附“通行十二经，能于血分之中，导达滞气”；苏梗具“解郁结而利气滞”之力；青皮之“宣通”，橘叶之“清芬”，亦皆理气之品。辅以“下气行血，开结止痛”之郁金，合为疏肝理气法。如兼寒则加吴萸温肝散寒；兼热则加丹皮、栀子凉肝泄热；兼痰则加半夏、茯苓和胃化痰。盖郁怒为情志之火，“频服香燥，则营阴愈耗”。旭高主张“疏肝理气，取辛通而不耗液者为当”，本法颇合其义。笔者曾以之加丹参、檀香治胃脘痛之因肝气郁滞者，每获良效。而香附、苏梗究偏香燥，不宜久服，故旭高有疏肝不应，宜兼通血络之说。

［程氏歌诀］肝气自郁于本经，两胁气胀或痛疼，疏肝理气香附郁，苏梗青皮橘叶平，兼寒吴萸热丹栀，兼痰半夏与茯苓。

［原文］一法曰：疏肝通络。如疏肝不应，营血痹窒，络脉瘀阻，宜兼通血络，如旋复、新绛、归须、桃仁、泽兰叶等。

［浅绎］肝郁胁痛，疏之不应者，多系久病，“营气痹窒，络脉瘀阻”。旭高鉴于叶氏“辛香刚燥决不可用”之论，拟疏肝通络法，即以《金匮》治“肝着”之旋复花汤去青葱（青葱能疏通络滞，不应去），加桃仁、泽兰叶，增强活血通络之力。旋复花汤药简效宏，深受后世青睐。秦伯未谓药只三味，立法极佳。叶天士逢久痛入络，常以此方加当归须、桃仁、郁金等，效果显著，赞其“读书有得”。叶氏对肝络凝瘀之失血、肝厥、久疟、症瘕、经漏、带下等皆取旋复花汤加减治之。并指出消导寒凉，不能中病，皆属“不知络脉治法，所谓愈治愈穷”。旭高亦善用此法，如“肝伤气逆”之喘咳；气血凝滞之“肠覃”；湿热结于肝络之“疝”；肝气挟瘀之经后“少腹作痛”等，皆以此法加减，取其宣气通络。新绛，或谓是绯帛，将已染成赤色丝织品做成的帏，作新绛使用。究系何物，议论不一。张山雷氏指出：“今之绛丝绛帛，乃舶来（化学）颜料（所染），不可入药，宜以玄胡、苏木、红花等代之为佳”。先师碧山公谓系科举时期之“帽帏”，已不可得，常以缫丝所剩之“筷子头”，或以蚕茧抽丝，合茜草以代之，供参考。

［程氏歌诀］疏肝不应宜通络，营气窒痹辛润行，络脉瘀阻归须桃，旋复泽兰新绛增。

［原文］一法曰：柔肝。如肝气胀甚，疏之更甚者，当柔肝，当归、杞子、柏子仁、牛膝。兼热，加天冬、生地；兼寒，加苁蓉、肉桂。

［浅绎］陆以湉云：“今人所谓之心痛、胃痛、胁痛，无非肝气为患。”当肝气不疏，肝木恣横之际，复以性偏香燥之理气疏肝药，多致阴津耗损诸变。故陆氏有“专用疏泄，则肝阴愈耗，病安得痊”之叹。张山雷氏亦认为肝“既已横决矣，亦当抚驭而柔驯之，不可再用气药助其刚燥，否则气益横而血益伤”。

王孟英谓：“肝为刚脏，在志为怒，血不濡养，性愈侜张。”因肝肾乃“精血同源”之脏，旭高以“峻养肝肾”之枸杞、柏仁，合“能滋液以补血之体，能流利以助血之用”之当归，并以引补药“达于肝肾”之牛膝，合之具益精养血以柔肝之作用，与一贯煎、集灵膏近似。兼寒者，乃阳气失煦，故加“温润益阴通阳”之苁蓉，与辛温“善平肝木”之肉桂，以助阳和之气；兼热者多阴液耗损，加天冬、生地凉肝肾以滋阴。全方除肉桂外，皆柔润有余之品，宜酌加川楝、香附、青皮等行气药。笔者曾以之治少女肾气初盛，冲任胞宫发育尚未完善之痛经、闭经颇效。

［程氏歌诀］肝气胀而疏更甚，归膝杞柏柔肝认，兼寒肉桂与苁蓉，兼热天冬生地审。

［原文］一法曰：缓肝。肝气甚而中气虚者，当缓肝，炙甘草、白芍、大枣、橘饼、淮小麦。

［浅绎］肝赖阴血濡养。如脾胃中气虚弱，化源不足，阴血匮乏，肝失濡养，而见胁肋胀痛，脘腹支撑，拘挛抽搐等肝气横逆之证，治宜缓肝。该法由张仲景之甘麦大枣汤合芍药甘草汤加橘饼组成。甘麦大枣汤系治脏躁之方，叶天士尝以治心悸、神怯、痉厥、便泻及妇产诸疾。芍药甘草汤主治“脚挛急”，因白芍酸收苦泻，能行营气而泄肝木，甘草和逆气而补脾土。程国彭谓其“止腹痛如神”，更以橘饼行气温中，诚乃缓肝之良方。有关资料谓可用于精神病、更年期综合征及神经衰弱等病症之治疗。

从旭高用建中汤，以橘饼代饴糖之例推之，笔者认为该法似从小建中汤之反面套出。费伯雄谓小建中汤全在“抑木扶土”。旭高以“养心气”之小麦，易“达心阳”之桂枝，以和中温胃之橘饼代饴糖、生姜，变建中之剂为缓肝之方，亦寓抑木扶土之义。非学验俱丰者，何能有此妙悟。

［程氏歌诀］缓肝之急经方好，白芍橘饼甘草枣，肝气甚而中气虚，此方变化无穷奥。

［原文］一法曰：培土泄木。肝气乘脾，脘腹胀痛，六君子汤加吴茱萸、白芍药、木香。即培土泄木之法也（温中疏木也。黄玉楸惯用此法）。

［浅绎］“肝病实脾，治肝邪之盛也”。今肝病乘脾，见脘腹胀满，恶心干呕，腹痛肠鸣，大便溏泻，或泻而不爽诸症，治宜培土泄木为法。肝脾同病，如肝气为急，其治当宜制木为先，但亦不应忽视实脾。旭高该法，以《局方》六君子汤补脾胃之气虚，更加白芍之酸收“泄其肝”，吴萸之温中“疏其木”。汪昂谓木香辛行气，温和脾，尚能使“木邪不克脾土”，且复戊己汤（即四君子汤加陈皮、白芍）于内，正合“温中疏木”之义。

程门雪氏谓黄坤载惯用温中疏木法。意谓“胆胃宜降，肝脾宜升”，该法温中疏木以调升降之枢机。《临证指南医案》谓戊己汤“扶土抑木”，且有人参、茯苓、半夏、陈皮、白芍、吴萸等“通补阳明，开泄厥阴”治木乘土之例，与王氏该法皆同一机杼。旭高治“土虚木乘”之吐泻，谓“古人治肝，当先实脾。况兹土弱，尤当先补其中，稍佐平肝”，药用理中汤加茯苓、橘饼。据柳宝诒、邓养初之评，尚可选加白芍、吴萸。张山雷评《雪雅堂》寒泻案谓：“木乘土位，胃愈弱而肝愈横，其病更进一步，方选四君子汤加味……而连、萸、木瓜、乌梅、白芍均是调肝上品。”与此同出一辙。经临床证实，本法对肝旺脾虚之慢性胃炎、肝炎、肠炎等有较好的疗效。

［程氏歌诀］培土泄木用六君，吴萸白芍木香临，脘腹胀痛肝乘脾，疏木温中法意深。

［原文］一法曰：泄肝和胃。肝气乘胃（即肝木乘土），脘痛呕酸，二陈加左金丸，或白蔻、金铃子，即泄肝和胃之法也。

［浅绎］肝气横逆犯胃，致肝胃不和，两经同病，《临证指南医案》称为“木乘土”。华岫云谓肝犯胃“则恶心干呕不食，吐酸泛涎”。因肝胃之阴未亏，方药须远柔用刚。泄肝和胃法由二陈汤合左金丸组成，旨在“泄厥阴以舒其用，和阳明以利其腑”。如肝气挟饮邪者，援“苦辛泄木，辛温蠲饮”之例，更加川楝、白蔻，增强泄肝和胃之力。

二陈汤为治痰通剂，属《医学传心录》五主方之一。已故名中医张简斋先生谓其“通和胃气”，无论外感内伤杂病，咸以之作“衬方”。左金丸功能清肝泻火，降逆止呕。古人二陈、左金合用之例甚多，《种福堂》医案治酒客嗔怒，肝阳犯胃，纳谷脘痛之“阳逆失降”；王孟英治某女汛至则腹胀呕吐，腰脊酸痛，甚至痉厥之“肝阳侮胃”，均取此两方加味。

旭高曾以之治马某心胃之间，痛则呕吐涎水之“伏梁”，因兼肝气痰饮为患，加桂枝、菖蒲、郁金等“开发心阳以化浊饮之凝结”，诚如方仁渊谓“苟能治得痰饮，则肝风(气)无有不愈”之理。由于该法具有和胃化痰平肝之功，临床常用治急、慢性胃炎、胆囊炎，皆有较好的治疗作用。但药性偏燥，笔者常选加鲜竹茹、芦根、地栗以矫之。

［程氏歌诀］脘痛呕酸肝犯胃，泄肝和胃法亦异，二陈汤合左金丸，金铃白蔻犹同意。

［原文］一法曰：补母。如水亏肝火盛，清之不应，当益肾水，乃“虚则补其母”之法，如六味地黄丸、大补阴丸之类。亦乙癸同源之义也。

［浅绎］肝为肾之子，因肝木赖肾水以涵养，所谓“乙癸同源”。水亏而肝火盛，常见头痛眩晕，面红目赤，舌红少苔，脉弦细数者，法当补肾水以养肝，即“虚则补其母”。“寒之不寒，是无水也”，故水亏火炎之证，清之不应者，须六味地黄丸、大补阴丸之类“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六味地黄丸为滋补肾阴之代表方。费伯雄谓：“药只六味，大开大合，洵补方之正鹄。”由于学派不同，褒贬不一。张山雷指责《医方集解》以之治“肝肾不足，真阴亏损，精血枯竭”不妥，果系精血枯竭，方中“苓丹泽泻，渗利伤阴，岂滋养之正将”?推崇王孟英“补水无泥六味”之说，且援引一贯煎、集灵膏、滋水清肝饮、滋营养液膏、坎离丹等“补水”之剂。山雷之言似过偏激，然所列诸方，确具滋养肝肾之效，可使后学以广见闻。

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真阴既亏之人，相火多旺，呈真阴耗竭，孤阳妄行之势。此际用“六味补水，水不能骤生，以生脉保金，金不免犹燥”，大补阴丸能骤补真阴，较之六味尤捷。但诸药禀性苦寒滑腻，食少便溏及停痰伏饮患者忌用。有关资料谓该类方药，具调整内分泌之功，尝用治阴虚火旺之慢性肾炎、高血压、糖尿病、更年期综合征及甲状腺机能亢进等多种疾病。

［程氏歌诀］补母六味大补阴。

［原文］一法曰：化肝。景岳治郁怒伤肝，气逆火动，烦热胁痛，胀满动血等症，用青皮、陈皮、丹皮、山栀、芍药、泽泻、贝母，方名化肝煎。是清化肝经之郁火也。

［浅绎］气有余便是火。肝气不舒郁而化火，伤阴动血者，旭高取景岳化肝煎，“清化肝经郁火”。景岳谓：“怒气伤肝，动肝火则火载血上，动肝气则气逆上奔，所以皆能呕血。”强调“若气因火逆者，惟化肝煎”。《本草正》载：贝母“善解肝脏郁愁，亦散胸中逆气”；芍药“补血热之虚，泻肝火之实”；栀子清肝，“使火从小便泄去”；青皮“疏肝破滞气”（山雷谓“非峻品”）。仅此已足解肝郁，清化气火，火降气行，而“血自清”。至于陈皮“散气实痰滞”，而性温燥；泽泻“性降而利，善耗真阴”。旭高较少使用泽泻、陈皮，可能因此。笔者认为以清利肝胆湿热之碧玉散代泽泻，青芬行气之鲜橘叶代陈皮，似为稳妥。

［程氏歌诀］郁怒伤肝用化肝，气逆火动生烦热，青陈丹栀芍泽贝，胁痛胀满或动血。

肝寒肝虚等证治

《内经》丈夫“七八肝气衰”，仲景治肝气上逆之“吴茱萸汤证”及张景岳治寒疝之暖肝煎等，皆属肝气肝阳之虚证。古所谓“肝无温法”、“肝无补法”，虽早已为临床实践所否定，然时至民国初期，张山雷氏仍持“治肝病者，亦从未有当用温补之法者”之说。旭高不泥旧说，能系统提出肝寒肝虚诸证治，诚难能可贵。

旭高论肝气肝阳虚，与江涵暾之观点一致。胡玉伦氏谓“秦伯未认为在肝虚证上，只重视血虚，不考虑气虚，显然是不全面的”。秦氏又在《论肝病》一文中，明确地把肝虚分为肝阴虚、肝血虚、肝气虚、肝阳虚，并提出了肝寒证。从而证明温肝、补肝之说，不仅是学术理论之需要，亦为临床实践所证实。

［原文］一法曰：温肝。如肝有寒，呕酸上气，宜温肝，肉桂、吴萸、蜀椒。如兼中虚胃寒，加人参、干姜，即大建中汤法也。

［浅绎］肝经固多火证，若其人素体阳虚，或久受外寒侵袭，见肝寒侮胃之“呕酸上气”、小腹痛、疝瘕等，治宜温肝。汇合《笔花医镜》脉左关沉迟，小腹痛，疝瘕囊缩之“肝寒”证，较为全面。

阴寒凝聚，非大温不足以破阴回阳。温肝法以吴萸“入厥阴散寒邪”，更以气温纯阳之蜀椒助之。肉桂辛甘大热，亦治沉寒痼冷之药，合之为温散肝寒凝滞之重剂。如中阳衰微，肝寒之气上逆，见心胸寒痛，呕不能食，上下攻痛，手足逆冷诸症，则加人参、干姜，仿大建中汤温建中阳。

阴气上逆，胸中大寒之证，喻昌谓“治必大建其中之阳，以驱逐浊阴”，且谓趺阳脾胃之脉，为“厥阴所侵侮，其阴气横聚于腹，……阴邪既聚，不温必不散”。法以“大建中脏之阳，以胜上逆之阴”之大建中汤，正合其治。

旭高有温肝法治“脾胃阳衰，浊阴僭逆”之腹痛呕酸；大建中汤加附子、半夏等治中阳素弱之“厥阴寒疝”例，皆取建中阳以驱阴寒。“桂枝下咽，阳盛则殆”。本法较桂枝更为燥烈，用时必须辨证准确，中病即止。若妄施于阴虚之体，则祸不旋踵。

［程氏歌诀］肝寒温肝萸椒桂，参姜加入中虚治。

［原文］一法曰：补肝。如制首乌、菟丝子、杞子、枣仁、萸肉、脂麻、沙苑蒺藜。

［浅绎］肝阳之旺，乃肾阴之亏，所谓“乙癸同源”。张山雷认为“滋养肝肾真阴，即所以涵藏浮越之虚焰”。旭高该法旨在补养肝肾之阴。《笔花医镜》载：“肝之虚，肾水不能涵木而血少也，脉左关必弱或空大。其症为胁痛、为头眩、为目干、为眉棱眼眶痛、为心悸、为口渴、为烦躁发热。”此类病情，不仅水亏，而血亦不足。法中枸杞、制首乌、菟丝子、沙苑蒺藜，皆能滋养肝肾。盖肝藏血，肾藏精，正合“精血互生”之义。脂麻可“泽血”养肝，枣仁“补敛肝气”。特别是酸萸肉，张锡纯谓其“善补肝”，治肝虚元气将脱之证极效。诸药汇合，益精养血，峻补肝肾之阴。如旭高治薛某“肝肾精血衰微”之类中根萌；陈某“先后天俱不足”之幼稚发育，皆从此法加减而获效。

［原文］一法曰：镇肝。如石决明、牡蛎、龙骨、龙齿、青铅、金箔、代赭石、磁石之类。

［浅绎］肝风鸱张，上冒巅顶，见头痛眩晕，目胀耳鸣，发痉神昏，甚至倒仆者，亟宜镇肝。张山雷氏谓：“肝火上逆，肝风上扬，非镇不可。”旭高指出，“风火炽盛，草木诸药，不能平旋动之威。非用石药之剽悍滑疾者，不足以胜之”。故取重镇之介石药为法。方中青铅有毒，宜慎用。而石决明、龙骨、龙齿、牡蛎、磁石，皆能潜藏浮阳。金箔更清“有余之木火”，赭石亦“降胃降冲”之品。全方堪称镇肝重剂。

肝阳易动之人，多有惊悸怔忡、健忘恍惚等阴血不足之证，而重镇诸药究属治标，宜参伍酸甘厚味，滋填肝肾之阴，方臻完善。如王孟英治相室阴虚患感，过投消散，见“营液重虚，本实欲拨”之险证。治于龙齿、牡蛎、紫石英、龟板、鳖甲等重镇药中，更配西洋参、熟地、杞子、阿胶及甘麦大枣等，组成“介类潜阳，重镇理怯，酸甘化液，厚味滋阴”之复方，服之霍然病已。

旭高用药极为简练。如某之内风案，系相火内风，走窜入络，谓“非清不足以熄火，非镇不足以定风，然而络脉空虚，非堵截其空隙之地，又恐风火去而复来。故清火、熄风、填窍三法，必相须为用”。法取风引汤去姜、桂，加磁石、石决明，使合龙牡以镇肝，更入羚羊角熄风。因其配伍缜密，张山雷赞其为“最是治内风上僭，血冲脑经者第一神剂”。

笔者认为宜参阅张锡纯之镇肝熄风汤、建瓴汤之组方配伍。张聿青以龙、牡、鳖甲、上濂珠等介类药，合滋水及补脾胃之药，治胡某“阳气化风，鼓动不息”之案，集思广益，领会其用药思路，确有金针度人之妙。

［原文］一法曰：敛肝。如乌梅、白芍、木瓜。

［浅绎］岳美中教授对“敛肝”见解独到，兹节录于次。谓“敛肝可选用龙骨、酸枣仁、炒白芍、龙齿、乌梅、木瓜。”引用黄宫绣“肝气既浮……是犹木气过泄，日久必有强直之害，不治不足以折其势”之观点。且谓旭高于黄氏法中去龙骨、枣仁，“简化为乌梅、白芍、木瓜三味，而张山雷则在王氏的基础上，去木瓜而代以萸肉”。借张山雷“白芍清肃，而微含摄敛作用，能收纳肝脾耗散之气火，故亦能定肝脏自动之风阳”、“萸肉酸收，温养肝肾真阴，然酸敛有余，滋填不足，摄纳元阴，是其专职，故肝肾阴虚而气火不藏者，断推必需之品，柔驯横逆，效力尤在白芍之上，是以肝胆气旺，荡决莫制者无上妙药”、“乌梅酸收，故能敛肝”诸论。并举白芍15～30g，佐以藕节30g，生地12～24g等药，治咯血之例。还谓“白芍止血，亦敛肝之作用”。特引《内经》“以酸泻之”之旨，申其“肝以敛为泻”，对理解敛肝，堪称画龙点睛之笔。

无独有偶，王孟英治某妇妊娠，血久溢于上下，甚至纳食即吐，脉滑数有力。谓其“证不属虚”，经医治血止，仍见得食即呕，口渴心忡，短气似促等肝横不柔，“余热仍从气分上行”之证。治于参、麦、茹、斛等药中，加白芍、木瓜，且重用乌梅投之，次日即能吃饭，此亦肝以敛为泻之例。

［原文］此三法，无论肝气、肝风、肝火，相其机宜，皆可用之。

［浅绎］此处未能查得相关资料，绎注暂缺。

［程氏歌诀］补肝沙苑首乌丝，杞子枣仁萸肉脂，镇肝牡决龙骨齿，金箔青铅代赭磁，敛肝乌梅木瓜芍，三者随宜皆用之。

［原文］一法曰：补肝阴。地黄、白芍、乌梅。一法曰：补肝阳。肉桂、川椒、苁蓉。一法曰：补肝血。当归、川断、牛膝、川芎。一法曰：补肝气。天麻、白术、菊花、生姜、细辛、杜仲、羊肝。

［浅绎］肝乃体阴用阳之脏。体属阴主血，用属阳主气。若其人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失调，或受饥劳斫丧诸损，皆可致阴阳气血之虚。旭高在“肝无补（温）法”尚未被完全否定之时，能系统提出补肝之阴阳气血，诚乃中医学术之一大进步。

肝阴虚多兼肝血虚证候，如头晕、目眩、肢麻，常有舌红少津，脉细数等症状。阴虚者阳易亢，多伴面红、目赤、耳鸣，情绪易激动诸特点。补肝阴法之地黄、白芍、乌梅，即于敛肝法中，以滋补肝肾之地黄易木瓜，义同“乙癸同源”之理。

已故名中医蒲辅周谓：“肝阳虚则筋无力，恶风，善惊悸，囊冷阴湿，饥不欲食”。旭高以肉桂、川椒、苁蓉补肝阳，即于温肝法中，以“温润潜阳”之苁蓉易吴萸，变破阴回阳之剂，为温养肝阳方。

肝血虚以惊悸，头昏目眩，肢体麻木，经少经闭为主症。旭高补肝血诸药，似沿袭洁古《脏腑药式》之例，笔者对此不敢恭维。当归固为补血要药，“其气最雄”；川芎“疏泄力迅”。二物皆“有阴无阳，有走无守”。因其辛温助动，于阴血亏虚不能涵阳之证，实为禁剂。且归、芎配伍，即《医宗金鉴·妇科》“逐瘀”之佛手散。而续断以“通络活血”见长，牛膝引药下行，实非“自有滋补能力”。据山雷之意，可于洁古“补母”所录之杞子、地黄、阿胶、菟丝之类以充之。

气主煦之，气虚者阳亦微。有关资料谓肝气虚，以疲乏不能耐劳，胆怯，头身麻木为主症。王氏补肝气诸药，亦撷自《脏腑药式》，张山雷对其极不满意。谓杜仲“滋补肝肾”，羊肝“补肝明目”，天麻“养液以熄内风”，白术“以补土胜湿见长”，菊花“清泄肝火”。而细辛、生姜更无补肝气之功。此洁古援引他脏之例，所选药物“不能纯粹”，因而有“百思不得其解”之叹。故指出“补气一门，终是无中生有，不如去之为允”。旭高该法诸药实源于此，有待斟酌。

如张锡纯有重用黄芪24g，配柴胡、川芎、干姜等治“肝气虚”，与以黄芪佐萸肉“壮旺肝气”之论。唐宗海以川芎、当归、吴萸、白术、独活等“辛甘补肝用”及巴戟之“温敛肝气”。笔者认为上述药物，皆可选之以补肝气。

［程氏歌诀］补肝气药效堪夸，白术天麻与菊花，细辛生姜辛以补，羊肝杜仲用相和，归芎膝断补肝血，苁蓉椒桂补肝阳，肝阴地黄芍乌梅，四法精研详细审。

结束语

《夜话录》中治肝30法，以肝气、肝风、肝火三者为纲，调整脏腑间之生克制化关系，达到平衡协调之目的。《中医各家学说》谓其治标治木，兼顾虚实，泻子补母，培土制木，以及乘侮冲逆，兼挟诸治，就是为“调整肝木与四脏之间的关系”，周到完备，诚乃论治肝病之津梁。

肝病学说已为广大学者瞩目，如《临证指南医案》以肝风、肝火、木克土名篇。而王孟英、李冠仙、陈良夫、张山雷等先哲皆以擅长调肝著称。时贤岳美中、程门雪、傅宗翰等亦各有创见。陈家旭谓：“中医肝脏具有比西医肝脏更为广泛的作用，它包括神经、内分泌、血液、消化等系统生理病理内容。”沈仲圭氏指出，临床所见杂病，以肝病为最多。如高血压、神经性失眠、精神分裂症、泌尿系感染、消化性溃疡、慢性肝炎及妇科月经不调、崩漏、目疾等都与肝经有关，认为“对肝病的治法颇有研究的必要”。张山雷氏谓：“善调其肝，以治百病，胥有事半功倍之效”，实为见道之言。

《夜话录》乃旭高之学术结晶。程门雪氏赞其“治病方法极为详备，条条皆是实用之方，非凿空谈玄者比”。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且属个人意见，其间亦有不足之处。如岳美中氏谓其治肝不用柴胡，“是治肝病药法中一大损失”。黄文东氏谓“以后11方，似有可商榷之处”。且体例不清，篇首缺少导读序例，立法不够严谨，有互串重复之嫌。我们固不应苛求古人，且有谓其为残卷，学习时宜参《王旭高医书全集》，特别是《环溪草堂医案》，仔细领会其调肝用药规律及学术风格。希广大中西医工作者，运用现代医学理论与技术，研究出新的成果，进一步丰富中医肝病学说之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