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寒暑湿燥火，为天之六气。其中人也，皆发热恶寒，头疼身痛，其邪从皮毛而入，太阳经之所司也。疫为地所蕴郁之气，其中人也，亦发热恶寒，头疼身痛，其邪从口鼻而入，肺胃之所司也。

【按】本论开篇即指出疫病与时病虽然都见发热恶寒、头疼身痛等症状，但感邪途径不同，疫气从口鼻而入，侵犯肺、胃为主；时邪从皮毛而入，侵犯太阳为主。此论为下文做好铺垫，因感邪途径不同，传变亦异，治疗自然也各不相同。

需要说明的是，本条所论时邪，是以寒邪为代表，需知的是风寒暑湿燥火犯人，侵犯病位并非全属太阳，症状表现也并非发热恶寒、头疼身痛均有。如夏暑从气分侵犯多入阳明，从血分侵犯多入少阴、厥阴，随其侵犯病位之不同，症状表现也各异。疫邪同样如此，其属一大范围，也具有转入某经络、某脏腑，专发为某病的特性，例如暑热疫多在阳明，湿热疫先发于膜原，温热疫多发于中焦等。本篇所论述的疫邪应属湿热疫的范围。

六气为天气，天气轻清，但中皮毛，不入口鼻。温疫为地气，地气重浊，但入口鼻，不中皮毛。所入虽异，所病则同。若不于同处别其所异，则六气之寒热，皆得混指为疫，是不可不首先辨之。

【按】本条申述上条，指出六淫与疫气感邪途径及侵犯病位不同的缘由，并提出疫气与六淫邪气性质不同，即六气轻清，疫气重浊，临证者当同中查异。

疫邪虽与六淫邪气可加以区分，但疫毒也不离乎六气。六淫积蕴成浊、聚结生毒、交杂蒸变，则成疫疠。可以说，疫邪是六气的特殊组合体与衍化物。这也是为何有燥热疫、湿热疫、寒疫等的病名缘由。

六气之辨，仲景论之详矣，今专言疫。疫为地气，发不常有，此气一行，病则少长率皆相似，沿门阖户，互相传染。故《说文》释疫字云：民皆疾也。无疫之年，每春夏之间，偶见一二症。确乎是疫者，不过地之偏气，由其人正气偶伤，为地气所触，口鼻受之，亦谓之疫。

【按】瘟疫病邪与六淫邪气区别还在于疫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易引起广泛流行，而六淫致病则不具备这个特点。并进一步指出，“无疫之年，每春夏之间，偶见一二症”，即同样是瘟疫，致病力、传染力也有不同。

口气通于脾，邪从口入，必先于胃。胃者脾之表也。胃喜清通，以下行为顺，胃受其浊，胸膈必闷，甚则两胁亦胀，不能下行，势必上逆，不为恶心，则为呕哕。

【按】本条指出，如果疫邪从口而入，偱足阳明胃经，而引起其所巡行地界及胃腑的不适症状，如胸膈痞闷，甚则两胁胀满，恶心呕吐。

鼻气通于肺，肺主气，以气干气，尤易受邪。经云：上焦如雾。浊邪壅闭，则雾气弥漫，为舌苔、为头目蒙混。

【按】本条继续指出，如果疫邪从鼻而入，则偱手太阴肺经影响肺主气功能，而见头目混闷，舌苔浊腻等症状。这是因为肺主一身之气，肺气被郁，可引起全身气机的紊乱，如本条所论的浊邪害清现象。

六气之中，人初虽发热恶寒，头疼身痛，未尝便有胸满胁胀，舌苔、头目蒙沸诸里症。纵间有兼里症者，亦必四五日后，经气郁久而成，初病则未尝有也。疫症才起，诸里症与寒热齐见。

【按】虽然时病与疫病均可见寒热身痛头痛症状，但因六淫与疫邪感染途径不同，传变病位也不尽相同，所以症状表现同中有异。本条具体指出，因为疫邪从口鼻而入，所以初感疫邪，在寒热身痛的同时，尚可见“胸满胁胀，舌苔、头目蒙沸诸里症”肺胃见症，即本条所属“诸里症与寒热齐见”。而时病（伤寒）初起则纯见表证，不见此类里症，必至四五日后传变邪郁它经方现。

盖疫从口鼻而入，本属里邪，无关于表，故见症异于太阳之表也。得其所异，以别其所同，则是疫非疫，可一问而决矣。

【按】本条承接上条，指出疫邪可从口鼻直接入里，与时邪初起在表浑然不同。

或曰：疫从口鼻而入，无关于表，何以又有发热恶寒，头疼身痛诸表症。曰：经云：心营肺卫，心肺俱在膈上。今膈上被壅，则营卫错乱，安得不恶寒发热，人之胃属于头，胃壅故头疼，上中二焦被遏，则周身之经气皆遏，故身痛。

【按】本条揭示疫邪既从口鼻而入，本属里邪，何以会有诸表症的缘由，指出疫邪由口鼻入膈，而膈上为心肺所居，疫邪壅于此处，引起营卫错乱，卫气郁滞不能外出温煦体表则恶寒，卫气行止、壅滞于里则发热；邪热不能宣散，郁而上蒸，至头部经脉壅塞，故而头痛；周身营阴郁滞，则可身痛。

此症不但异处有辨，即同处亦略有辨。六气之寒热，由邪自外干，故寒热特甚。疫则邪自内壅，故恶寒不甚，或半日一日便止，后只发热不恶寒。其热初在肌肉，由内渐及于表，里闭则表通。虽灼热而有汗，六气之头疼身痛，由邪气搏击于经，疫则邪壅于内，而致经气阻遏，虽疼不甚疼也。不甚疼者，无邪以搏击也。

【按】时病与疫病虽然同见寒热头痛，但详加细审，也有不同，临床需要仔细观察、询问患者。疫病寒热多是发热重恶寒轻，甚则只发热不恶寒。这是因为卫阳之气不是邪气直接所伤，而是卫气疏布失常，所以恶寒不重；其二是因为本论所述疫邪为湿热疫，初感伤阳甚微，待阳气郁积甚化为热邪则但热不寒，甚则身灼热。既有发热，一般尚可见汗出不彻，这是疫邪从口鼻而入，循经入肺胃，肺气郁滞，宣降失常而影响皮毛启闭，郁重则无汗，热气熏蒸，又可见汗出。只有待其纯然化热，郁极反通，加之里气亦畅，而汗出始畅。

至于疫邪所致诸痛症，如出现头痛往往为胀痛为主，火邪甚也可头痛如劈，因火曰炎上，可伴见呕吐；其与风寒所致紧束而痛有所不同；如出现身痛，也往往不甚剧烈，这与寒、湿等时令邪气所致经脉凝闭不同，而是邪壅于内，经气阻遏，气血运行不畅所致（可联系《伤寒论》大青龙汤证由身痛转为身不疼但重类似，这是因为寒邪化热，寒邪凝滞之性减退，故而出现邪热内壅之机转）。

仲景《伤寒论》，其中表里腑脏，虚实寒热，头绪纷繁，每曰何以别之。辨之明，乃治之当，不可忽也。

【按】仲景论治伤寒，每在证候疑似之间提出鉴别要点，于头绪纷繁之时阐幽抉微。临证时，只有审证确，才能论治当，取效显。故而李翁不惜笔墨，反复论证疫邪与时邪之别，临床当如此较真！

既别其症之所异，次当明乎脉之所异。异者何，往来凝滞而有力也。夫脉为血气之先，切脉之学，即察气之学也。邪从口鼻而入，壅闭肺胃，上中二焦被壅，则寸关之脉，未有不壅者。壅则凝滞而有力矣。

【按】许学士云：“外审证，内凭脉，内外并观斯两得。”脉诊作为四诊之一，是临床诊察疾病的重要手段。上文已将疫病的证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那么疫病的脉有何特征呢？李翁指出疫邪从口鼻而入，壅闭肺胃，其脉多于寸关见凝滞有力之脉。

赵绍琴指出：“因火热内郁，气机阻滞，气血循行不畅，故脉象多见沉涩或沉弦而数。若郁闭特甚，气血内壅，亦偶有脉来沉弦迟缓者。”火郁证于疫病虽见表症而实非表邪，鉴别点之一就可参考脉诊，实可以此类彼。

初得一二日，寸关脉沉弦有力，往来凝滞，重按微数。寸关沉弦者，阳气被遏而不能升也。重按微数者，阳气被遏于下也。往来凝滞者，浊邪壅闭也。

三四日脉弦大有力，甚则弦数弦大，为壅遏之甚。弦数为肝胆之阳，遏而不宣，肝胆之阳，何以遏而不宣也。考诸脏象，无病之人，肝胆之阳，上入于心，心有两耳，由右耳而入，在心中细炼，自左耳而出。其络上通于肺，肺属金而畏火，安能胜此阳火锻炼。故开窍于鼻，其热由鼻而泄，吸冷气以凉心肺。今肺气被壅阳无出路，故脉见弦数，症见口苦喜呕等症。由少阳被遏，非邪传少阳也。

五六日邪传愈深，脉难预料，或从正气之盈虚而变，或因治疗之寒热而更，要之往来凝滞之脉，始终自在也。

【按】以上为感染疫气后不同时间段的脉象及其形成机理，论述较详，兹次不述。

问症察脉，既别其异，次当明乎治法。治法维何？曰轻清以开肺舒气，芳香以醒胃辟邪。

【按】本条论述关于本文所述疫病（湿热疫）的治法——轻清以开肺舒气，芳香以醒胃辟邪。这是因为疫气（湿）因地气而生，本病从口、鼻而入，侵犯肺、胃。故治疗如此。

地气浑浊，为汗秽之气，为不正之气，治以轻清芳香，祛浊邪而复清阳，方名清气饮。虽出杜撰，实具至理，其间开之醒之。与正气略无所损，果遇疫症，日服二三剂，轻者即愈，重者亦减，历试多人，颇有效验。

清气饮

　　杏霜（二三钱）桔梗（一二钱）蝉蜕（去头足，二三钱）银花（二三钱）广藿香（二三钱）苏叶（一钱或一钱五分）神曲（二三钱）谷芽（三四钱）广皮（五七分）半夏（一钱）赤茯苓（二三钱）

　　水二小碗，煎一碗温服，如未觉，更进一服，觉气通舒畅，是其验也。重者日三服。

　　杏霜、桔梗，苦以开肺。蝉蜕轻清上升而从风化，上焦如雾，一经郁遏，则雾气弥漫，用蝉蜕者，取清风生雾气潜消之义。银花、藿香、苏叶，芳香辟秽，散胸中不正之气。谷芽乃稻浸罯而成，神曲乃面蒸罯而成，凡蒸罯之物，能舒郁遏，同气相求也。广皮辛香通阳，半夏滑利通险，赤苓利水，三焦通畅，何气不清，故曰清气饮。二小碗水，煎一碗，略煎便成，取清芬未散耳。

疫症初起二三日内，宜用此方。四五日郁深则热，如有烦渴面红等热象，本方去苏叶，易冬桑叶二三钱，丹皮一钱或一钱五分；口燥渴去广皮、半夏，加瓜蒌根一二钱，或芦根五七钱。烦热口苦咽干，加黄芩一钱，或一钱五分。小便不利，加白通草四五分，或飞滑石二三钱。腹胀大便闭，喜冷恶热，加大黄三五钱或七八钱。

【按】以上为针对本文所论疫病的主治方药及方义分析、加减心得。

以上用诸凉药，须慎而又慎，一剂不应，便当揣摩不应之故，恐似是而非也。如寸口脉微弱，为里阳不充，于本方加玉竹五七钱，盖玉竹甘缓而不滞也。

乾隆二十二年，暨五十一年，皆大疫，余日治多人，其用黄芩大黄者，不过百人中之四五人耳。如脉大而空，或大而寸脉不满，或大虽似有力而往来凝滞，症虽见烦躁舌焦诸热象，便防其人正虚，如再见心中慌甚，便非疫邪，盖疫为气遏于内，决不作慌也。

审属正虚，如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六味地黄汤、理中汤等类，皆可择宜而用。

【按】疫邪虽有其特异性，但受疫之人体质不同，故主方也需加减化裁，甚至改用它方。尤其是体虚之人需要注意，“伤寒专死下虚人”，疫病也如此。恰如吴又可云：“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着，又何异耶？”

盖行疫之年，未必人人皆疫，亦有劳伤以及里虚里寒，伤湿伤暑诸症，夹杂其中。所谓似是而非者，全在细心体认，疫虽互相传染，医者不可为疫症所拘也。

【按】瘟疫横行之时，但也不少患者受时气影响而发病，宜详加审辨。但作为新时代中医，不妨参考西医，对病名经行诊断。证规律要受病规律影响，即是初始证候相似，传变、预后不尽相同，甚至大异。

清气饮，乃余订以治暑之方。经云：寒伤形，暑伤气。既云伤气，其入必于口鼻。古人治暑诸方，如香薷饮、大顺散、人参白虎汤等类，发散温里清热，皆非治气之方。长夏炎蒸之气，从口鼻吸入之症最多，其症发热头目昏蒙，胸满胁胀，因订此方，用颇有效。后逢行疫之年，思疫从口鼻而入，亦属伤气，用之辄验，遂移为治疫之主方。

【按】指出清气饮的由来，原本治暑之方何以治疫？前文已经提及六淫邪气与疫邪的区别与联系，读者可参考前文。正是因为疫邪是六气的特殊组合体与衍化物，故治疗也可参考。

验舌之法，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虽间及之，而实不以为重。予少时疑其关略，问诸前辈，或以红黄黑白分寒热，或以燥湿分寒热，及后验之，皆不足凭，始悟仲景罕言之妙。

【按】本条提出舌诊不足为凭，确实当为临床者注意。临床出现舌脉不符或者脉症不符之时，其中必有隐曲。遇到此类情况，医者需再次核对四诊信息，各诊信息是否收集全面。如外感热病，脉象浮取细而无力，有时临床匆忙，不可大意判断此属气阳不足或气阴不足外感，此时还应沉取，如出现沉滞有力，即属实证，为邪气闭郁之故；望舌苔虽白腻却见舌面津液缺乏，干燥如砂纸，此为热证。如此审证不详，反谓脉证不符，既有粗心大意之故，也与诊察失于详实有关，当为临床者忌。恰如姚国美所言：“反观前假所辨，特患审之不明，辨之不精，曷尝有不可凭之脉证乎？”

如各诊皆较详实，但仍出现舌脉不相应、脉症不相符，此时宜详加分析，是否为真为假象？

笔者所提假象，主要是指受药物影响或者其他理化因素，而掩盖了本有之证象。如胃病患者服用铋剂、贫血患者服用铁剂舌苔变黑；心衰患者使用强心利尿剂后舌质变红脉更加有力；服用火龙果后便红；一侧牙痛患者出现偏苔；冠脉造影、肾病造瘘患者一侧无脉。如此种种。

有些假象的出现甚至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程门雪先生在谈及“杂病重脉，外感重舌”时有一案例：“过去我曾治一气喘病人，七八日但坐不卧，喉中痰声吼鸣，舌苔厚腻满布，前医迭投小青龙汤、三子养亲汤、平胃散等化痰定喘之品无效，势已濒危。切脉时右尺动滑如驶，搏动得很特殊。而且看到化痰定喘药遍投无效，因投大剂复脉法,如阿胶、龟版、生熟地、五味子等，养阴纳肾以治下，参入肃肺化痰之品以治上，初亦缺少把握，不料当夜喘平得安卧，第二天腻苔全脱，转为花剥，舌露光绛。始悟其人本质原属阴虚火旺,由于平素吸烟过多，又因连日张口呼吸，浊气上逆，以致出现腻苔。如不细加审思，必作一般痰湿论治矣。”

而教材所提真寒假热、真热假寒，其所见身大寒、身大热，反为诊断阳盛格阴、阴盛隔阳证所需具备之证候。如无面红如妆、身大热，但见脉微细，厚衣被之类证候，则不能诊为戴阳证、格阳证，应诊断为虚寒证。

当然临床也确有舌脉需要取舍者，如姚国美言：“脉有素禀，病有轻重…如素禀脉沉，骤感外邪之轻者，其脉未必即浮，但见其毫无里象，即从证而治表。”

生命现象非常复杂，何况受各种因素影响，加之疾病表达有快慢，故宜四诊合参，统筹考虑，再言真假，加以取舍。姚国美云：“丛舍二字，必从此会通而善用之，始与脉证各有真假之义无悖，否则脉证果均有不可凭之时，又将何所据而用其从舍乎？”

数十年来，所见舌黑芒刺，舌红如朱，服干姜附子而愈者，又不知凡几。舌白如粉之干，舌白如腐之湿，服黄芩石膏而愈者，又不知凡几。可见治病，全凭乎脉症，尚不足凭，何况区区之舌色。

【按】本条李翁举例加以说明“舌象不足为凭”。

需要注意的是，黑苔主寒者常见苔面水滑或舌质淡嫩；舌质红主寒者，多见舌质胖嫩或者暗红，或见白滑或者灰黑滑苔。如《医门补要·舌苔部》云：“舌红中带白色者寒邪‚舌红中挟两条灰色者‚温疫挟寒湿。”《脉理正义·伤寒观舌法·红色》曰：“舌红而内有黑纹数条者‚乃阴毒厥于肝经。肝主筋‚故舌见如筋也‚用理中汤合四逆汤温之。”。《舌胎统志·正红舌》云：“正红舌‚灰滑黑润之苔‚或灰黑白地苔‚……或渴不喜饮‚或渴喜饮热汤一二口者‚虽唇焦目赤‚躁扰妄言‚脉洪数鼓指‚重按无力‚溲清足冷者‚此为胸上有热‚丹田有寒‚是为假热。当引火归源‚此即为燎原之火‚又为龙雷之火‚宜附子理中汤‚厥逆者四逆汤之类。夏月伏暑‚阴盛格阳‚白通汤‚或浆水散、冷香饮子‚热因寒用为最妥‚迟疑者多致不救。”

白苔主热，多见苔面干燥缺乏津液，或苔虽白厚，但舌质蕴红或绛。如吴坤安《察舌辨证歌》云：“燥薄白苔津已少，只宜凉解肺家安……若见边红中燥白，上焦气热血无干，但清膈上无形热，滋腻如投却疾难……白苔绛底因何故？热因湿伏透之难……苔形粉白四边红，疫入膜原势最熊……”

仲景《伤寒论》，六经之前，有辨脉法、平脉法，犹匠之有规矩也。有此规矩，方可以治六经之病。不但六经，即万病皆莫能逃，莫能逃者。寒热虚实表里腑脏之辨也。

【按】提出舌象不足凭，却可依据脉诊。脉诊作为中医临床工作者的基本功，需要强加联系，仔细揣摩。不独伤寒诊治需加以凭借，其他疾病的诊治也需依赖。

疫气二三日，舌上确有白苔，或如积粉，或如湿腐。如积粉者，肺气为疫壅塞也。如湿腐者，上焦如雾，弥漫而化水也。四五日，舌心渐黄，黄者胃气不得升降，郁久成热，津液渐伤也。愈久则愈伤，焦黑芒刺也。

【按】李翁上文虽提出舌象不足凭，乃补偏救弊之说，尤其自温病学说盛行后，外感热病每以舌诊为凭。此条即开始论述舌诊在疫病中的运用，可见李翁提出“舌象不足凭”而非舌象全不可参考。

李翁认为“疫为地所蕴郁之气”，初感疫邪，因肺为疫气所壅塞，不能正常宣发肃降水津，湿邪由此而生，故见舌苔白腻或白厚如积粉。待至四五日，肺气膹郁，阳气郁滞而化热，或顺传阳明致胃气亦不得升降，故舌心渐黄。邪郁日久，少火化为壮火，邪热愈甚，耗伤津气，而可见舌苔焦黑起刺。

舌固如此，勿尽据舌，仍当以脉为据也。

【按】疾病随着病程而变化，故而不可据执就诊时的证候，而需随证立法，法随证变。

余幼年见舌白如腐之湿，疑从寒化，用温燥药治之不效，不得其解。后思经言，上焦如雾，始悟雾气不开，即为雨而从水化也。

【按】每个证候的产生，可能有多个机理，正是因为如此，临床才更加复杂。学习之时，若不解析证候背后形成的机理，终不过是皮相之谈。如本条指出舌白如腐，并非全属寒湿，也可由邪气壅肺（如湿热邪气），肺气不能宣降水津而成。

耶律楚材，收大黄以治疫，而大黄遂为疫症良药，何也？曰通是也。肺主气，肺气壅闭，则一身之气皆闭。大肠为肺之标，大肠气闭，胃气何从下行。

【按】《元史·列传第三十三·耶律楚材》载：丙戌冬，从下灵武，诸将争取子女金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后世即开始重视用大黄治疫。而大黄为何为治疫良药？李翁指出“通是也”。如疫邪从口鼻入肺、胃，致肺气壅闭或肠胃之气壅滞，此时用大黄之类泻下药每有里通表和之效。这是因为：①从药物功效而言，大黄味苦性寒，其气清香，取其苦厚之味不仅能下肠间燥屎，祛胃肠有形积滞，还能下无形毒火。取其清香之气，可解气郁、辟秽恶，还能利窍。②从药-证角度而言，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气的通降，不仅有利于肺气的肃降，也有利肺气的宣发及表腠的通畅。吴又可言“承气本为逐邪，而非专为结粪设也”，大黄用以疫病也是如此，不可单纯理解为通便之功，温病学家指出温病“下不厌早”亦有此意。

清气饮三五剂不愈，如见胸满胁胀，不恶寒，反恶热等症，于方中加大黄三五钱，大肠得通，胃气斯得下行为顺，往往大便通后，汗出而愈。盖胃气先得降，而后能升，升斯化汗，汗生于谷精也。

【按】因肺主一身之气，脾胃为全身气机升降之枢，如疫邪壅滞于肺、胃，也可导致其他经、脏气机的不利，如胸满胁胀。因里气壅滞，表气不疏，故而可见汗出不畅（前文已经提及），待里气疏通后往往可畅汗而解。

但用大黄，须要审人之虚实，此症属于气闭，取气以通气，每有奇验。

【按】大黄虽为治疫良药，但也需注意所施对象体质强弱，如仲景也云：“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既然辨证属气闭（疫气壅滞肺胃），也确为大黄使用指征，那么针对不同体质如何权变？李翁也指出其独特经验——取气以通气，具体的，请看下文：

何谓取气，其法用大黄七八两，先以水润透，用小甑蒸之。取露，每用露半茶杯，或半小碗，对入饮内，大便通而胃气顺，其疫涣然而解。此用大黄而无伤正气，与虚弱之人，最为稳当。

【按】李翁指出，虚弱之人，如需使用大黄，可采用蒸露之法。

又有汤泡一法，用大黄二三钱，沸汤略泡，去渣，俟药煎成对，服泡之法，仍有轻重，温汤泡气多而味少，沸汤泡则气味兼有也。在临时酌人之虚实用之。

【按】如要取大黄清香之气为主者，可用沸汤或温汤泡渍。仲景治痞证即用大黄泻心汤泡渍取大黄、黄芩之气以散无形之气热。汤泡之时又有沸汤、温汤之别，温汤泡气多而味少，沸汤泡则气味兼有。

外此又有煎法，有同煎、略煎之别。大黄为血分药，如血分病，宜于同煎，气分病，宜于略煎。略煎者，取其气也。

【按】如果要取大黄苦寒厚之味为主者，可采用同煎之法，并指出血分病宜与其他药物同煎，气分病宜于略煎（后下之意）。

内经时代即开气味理论之滥觞，如“味厚则泻薄则通”，仲景在其著作中即加以运用（如统一大黄泻心汤，治热气痞用沸汤泡，治血证则直接煎煮），至金元时期易水学派即将气味与法象药理相结合，强调遣方需明其气味之用，到了明清之时，以叶天士、吴鞠通为代表，更是用药物气味来拟定治法、解构方义，至近代以来，气味理论反不重视，甚是可惜。

【再按】一个完整的诊疗过程，除了辨证论治外，还需要交代煎服法、护理方法，仲景于前年之前用竹简书写尚不厌其烦，今人更需学习。

关于煎药，此中亦有学问，如赵晴初《存存斋医话》云：“古人煎药，各有法度。表药以气胜，武火骤煎；补药以味胜，文火慢煎。有只用头煎，不用第二煎者，取其轻扬走上也；有不用头煎，只用第二煎、第三煎者，以煮去头煎，则燥气尽，遂成甘淡之味，淡养胃气，微甘养脾阴，为治虚损之秘诀(出《慎柔五书》)。又煎药宜各药各铫，恐彼煎攻伐，我煎补益；彼煎温热，我煎清凉，有大相反者。譬如酒壶冲茶，虽不醉人，难免酒气也。”另外尚有煎汤代水再煎药者，如呕吐患者用伏龙肝煎汤代水，再用其煎煮对证方药。此种学问，也可参考。

仲景论下法，必俟表已解讫。诚恐表邪不尽，一经下早，陷入胸中，而成结胸痞满等症。有一毫恶寒不尽，即为表不罢而禁下。疫从口鼻而入，本非表邪，亦不恶寒，故下之不厌早也。若云疫症有表，亦可下，断无此理。

【按】在不同病种中，虽可出现相似证候，但这个证候的出现在其所在病程也必有先后差异，故虽异病同治，但这这一治法、方药所施用时机也有不同。所谓“伤寒下不厌迟，温病下不厌早”即属此例。这是因为伤寒为外感寒邪，初期多属表寒证，宜用表散（发汗）法而禁用下法，待其由表入里、由寒化热，始有可下之机；而温病则不然，因其为感触温邪或者伏热外发，化热尤速，极易伤津化为里实之证，故而可下之机更多、更早，因下法有泻热存津之效。

需要注意的是，伤寒、温病所用下法，也有轻、重的不同，如叶天士云“伤寒邪热在里，劫烁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湿邪内搏，下之宜轻。伤寒大便溏，为邪已尽，不可再下；湿温病大便溏为邪未尽，必大便硬，乃为无湿，始不可再攻也”。

疫从口鼻而入，肺胃之气被壅，薰蒸膈膜，久则膈膜气结，邪不易散。故药取芳香透膜为多，如青荷叶、醒头草等类，俱可择用。推之上等芽茶，如阳羡龙井、银针松萝，其气清芬，皆可透膜逐邪。

【按】因本文所论疫邪为湿热秽浊之气，故药取芳香透膜。

【再按】本条再次指出疫邪中人，时日稍久出现膈膜气结，是肺气被壅之故，与前文“今肺气被壅阳无出路，故脉见弦数，症见口苦喜呕等症。由少阳被遏，非邪传少阳也”宜合参，此时只需清芬之类透膜逐邪即可，也可遵循吴又可《温疫论》所言：“凡疫邪游溢诸经，当随经引用，以助升泄，如胁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此邪热溢于少阳经也，本方加柴胡一钱；如腰背项痛，此邪热溢于太阳经也，本方加羌活一钱；如目痛、眉棱骨痛、眼眶痛、鼻干不眠，此邪热溢于阳明经也，本方加干葛一钱。”

战汗由于正虚，仲景辨脉篇：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以脉浮故当汗出也云云。浮紧表脉也，芤空虚也，是虽表症而得表脉，里气不能协应，何以能汗，必待正气来复，与邪相争，争则战，正气胜而后逐邪外出。

【按】本条论述战汗的机理，并从《伤寒论》中条文举例说明。

【再按】战汗可见于病程日久，这是是由于邪气久羁而正虚未衰，邪气继续深入，正欲抗邪外出，又不能直捣巢穴，此时正气的药力之助，邪气有松动之机，正邪相争于表，遂形成了病势向外的趋势——战汗。如小柴胡汤服后一般不会出现“战汗”的极端情况，但如果柴胡证误下（参考《伤寒论》第101条），虽未致正气大伤而病证发生转变——“柴胡证仍在”，但不等于没有轻微损伤，此损伤即反应于小柴胡汤服后，正气的药力帮助的胜邪过程中，正气一时不能胜邪，二者激烈交争之反应，继而正胜邪却，少阳气机条达，气津并行，发热随起，恶寒随身体抖动渐渐由剧烈而减弱、平复，诸症也在寒热汗出中病解。再如《温病条辨》言“邪气久羁……或因存阴得液蒸汗……阴阳互争而战者，欲作战汗也”，即明确指出热病日久，阴津不足，如得阴液自复可发生战汗。

仲景虽未出治法，一则曰：此为本虚，再则曰：其人本虚，而治法已寓其中矣。无论浮紧，凡一切大浮数动滑之阳脉，按之一芤，便当豫从里气绸缪，以助其战胜之机。若再加消导清凉，戕伐生气，不但不能战汗，且恐战而内脱。

【按】本条提出战汗的治法“从里气绸缪，以助其战胜之机”。那么如何捕捉战汗的先机呢？如细心观察，战汗之前可出现“脉浮而紧,按之反芤”（《伤寒论·辨脉法》）或“脉阴阳俱停”（《伤寒论》94条），或“脉象双伏或单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魏之琇语），随后发战、汗出。

战汗发生之时，还需注意护理方法，宜让患者“安舒静卧”，切勿“频频呼唤，扰其元神”。患者醒后宜清淡饮食，药物调理要顾护脾胃，一般不用大攻大补之药。如原发病为温热病，战汗后“法宜益胃”，可用轻清凉润之品。

战汗的预后：如果热退身凉，脉象虚软和缓而不躁动，为病情向愈之象（《灵枢·热病》“其得汗而脉静者生”）；如果战汗之后，身热仍在，甚则加重，肢体躁扰不安，脉象急躁，则为邪胜正衰，正不胜邪之象（参考《温热论》）；如果患者战而无汗，多为中气亏虚，不能升发托邪（参考《瘟疫论》“战汗”）；如果战而汗出不止，神情躁扰，脉象数疾，则为正气外脱（《灵枢·热病》“热病一得汗，而脉尚躁盛者，此阴脉之极也，死”）。

玩仲景脉浮而紧，专指表言，疫从口鼻而入，断无浮紧之脉，疫为气郁于内，亦断无按之反芤之脉。即或战汗，亦是郁极得通，与正气相搏而战，虽与伤寒战汗不同，而其人本虚，则一也。

【按】本条指出战汗是郁极得通，与正气相搏而成，都以其人本虚，其实也不尽然、如战汗亦可见于邪实类疾病恢复之前，因其病程日久，正邪相持，邪气内壅，表气亦随之怫郁，得正确治疗后气机得畅，里气一通，表气亦顺，故疾病随战汗而解。如吴又可言“伏邪中溃，气通得汗……若脉长洪而数，身热大渴，宜白虎汤，得战汗方解”、“有胃气壅郁，必因下乃得战汗而解者”。

凡系行疫之时，审系疫症，脉见微弱无力，便当滋培本气。吴又可《瘟疫论》，以战而不汗者危，中气亏危也。次日复战，厥不回，汗不出者死，正气脱，不胜其邪也云云。彼亦明知中气亏危，正不胜邪，药则仍主达原饮、三消饮、承气等汤，不且自相矛盾耶。

【按】疫邪暴戾，也可戕害元气；或禀赋不足之人，恰感疫邪，此时原始病因——疫邪虽明，但如见脉微弱无力，也需以正气为念，宜滋培本气，强主逐蔻。但在滋培之时，要注重通补而非一味呆补，以疫邪本为外入之邪，呆补易闭门留寇，且壅滞气津。当然急救回阳、回阴之时可大刀阔斧，参附、生脉之类直补便是。

乾隆二十二年，岁在丁丑，江苏大疫，沿门阖户，热症固多，寒症亦有。大抵寒热两途，总由其人之秉赋。素秉阳虚，纵染疫邪，亦多从寒化，素秉阳旺，再经邪郁，其热愈胜。

【按】疾病的发生除了始发因素，还需要考虑体质，体质因素是疾病从化的重要因素，如孙思邈认为伤寒不外“麻桂青龙三法”，这其实就是三类不同体质感受风寒邪气的特异表达。李翁具体指出，同感疫邪，“素秉阳虚，纵染疫邪，亦多从寒化，素秉阳旺，再经邪郁，其热愈胜”，这是值得注意的。

吴又可云疫邪为“非风非寒,非暑非湿”，如本次新冠病毒感染，初始不少患者恶寒发热体痛，类于伤寒；继则咽痛咽干口渴，甚则涕中带血、痰中带血，类于温病，这其实与疫邪的产生不无关系。疫邪虽有一定的六淫偏性，但它是大气之中，数年甚至数百年蕴育之变态物，是六气交杂蒸变的变异体，故其表现既可以是风、是寒、是暑、是热、是湿，也可以非风、非寒、非暑、非热、非湿，故其症状表现也繁、传变也速。

仲景阳明篇首一条云：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也。胃家实，不是病症，指其人素秉阳旺。胃气素实，一经表邪，郁遏而火流就燥，成其为三承气之实症。

【按】阳明为两阳合明，谓其阳气之盛，又阳明之上，燥气主之。故而邪入阳明，也容易从燥热化。故而李翁指出“胃气素实，一经表邪，郁遏而火流就燥，成其为三承气之实症”。

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医生理学是非常薄弱的，它的产生是病理的反向推导，于是形成了重于功能而轻于形态的局面。

古人治病，必先问其平日饮食起居，不然从何知其胃家实也。是先有实之因，一经得病，而后方成实之证，非一切表邪，皆能成三承气之实症也。

【按】李翁此论阳明所以成实之因，这对于临床诊察、指导护理有及其重要的作用。如患者脾胃素虚，饮食非常注意，虽感表邪，也极少成三承气之实证；如上条所示，“胃气素实，一经表邪，郁遏而火流就燥”，或患者特恃胃强，摄生不慎，胡吃海喝而致里有积滞，复为外邪所袭，邪气自口鼻化热入里，壅遏胃腑，与里邪相合，则有三承气证之机转。

发斑一症，疫在气分者，得宣通而解疫。干营分者，必发斑而解。

【按】斑疹理论是温病学伟大的贡献。斑疹白㾦为邪气显露于外的征象，既有邪气壅盛外显，提示疾病进展的一面，也有邪气外透，提示疾病向愈的一面。所以本条的解，宜活看。

具体而言，斑疹、白㾦透发后，分布稀疏均匀，颜色红活荣润，热势下降，神情清爽，脉静不躁，此为邪热外达，外解里和之象。如斑疹白㾦透发后，出而不齐，或甫出即隐，疏密不匀，高热不退，神识昏愦，脉沉数或见肢厥脉伏，此为正不胜邪，毒火内闭而下陷之险征。如斑疹透发后热不解，斑色暗滞无华，白㾦透发空涸无浆，若见舌绛光亮如镜则示胃津亡；若见舌绛干枯而萎，则示肾液涸。

发斑有斑疹两宗，成块平塌者为斑，颗粒成点者为疹，斑色红为热，紫为热甚，紫而带青，则不治。

【按】本条指出斑疹的辨别及其诊断预后。

如见红紫成块之斑，清气饮去陈皮半夏，加当归、赤芍、大黄以下之。

【按】温病、瘟疫见斑疹多为邪热波及营血之征象，故用清气饮去陈皮、半夏，加活血凉血之品。因“斑色红为热，紫为热甚”，故用温药活血宜慎，如本条所用当归，不若丹皮、紫草之类妥帖。

疹则寒热虚实均有之，大热疫邪发疹，为邪向外，顺其性而疏散之，自然得愈。

【按】疹发于皮肤，多为邪气还表，此时可因势利导，顺其性而疏散之。需要注意的是，如斑疹属热，不可过用升散，尤忌辛温（吴鞠通《条辨》虽言太过，但也宜于临床注意），因其有助热之弊，选用轻清之品即可，如薄荷牛蒡蝉衣浮萍升麻之类；如营热太盛，升散尤忌，宜凉血解毒，但需灵其气机，以防冰伏，酌加活络之品可也。

余临症数十年，斑症仅见数人，疹症最多。凡将发疹，或发热腹痛，或壮热指尖冷，或昏闷心烦。盖心主营邪，干于营，故有如上诸症。

【按】外感热病见疹较多，疫病见斑亦不少。本条论述了热病发疹前的症候，可于临床观察。概营热内伏，脾藏营，热灼营络，络脉拘急，则见腹痛（如外不见斑疹，也有学者将此称为内斑。腹型紫癜在皮肤出斑之前也常见腹痛。古籍尚记载一类闷痘——《疡医大全》：“发热之时，即行腰痛腹疼，或两腿酸麻，不能竖立，眼开谵语，口臭冲人。饮沸汤而不知热，饮冰水而不知寒，神气昏愦，点如蚊迹，红而带紫，并无晕脚，隐隐皮肤。至二三日来，遍身发斑，或红或紫，重则青蓝大斑。”附此并参）；营热内郁，阳气不能外达四末则见指尖冷；心主血属营，营热扰心则见心烦闷瞀。

疹症以灯照之，隐隐有迹，疏解而不外达，虚者补托之，寒者温散之，内实者少加大黄以利之。补托如补中益气汤之类，温散如葱姜之类。

【按】叶天士云斑疹“宜见而不宜见多”，斑疹应见不见，则邪无出路；但如透发太多，则又为营热深重之象。本条主要论疹出不畅的证治。

斑疹属虚寒者，多呈淡红色，数量不多，仅胸部微见数点，或旋出旋隐，并伴有四肢清冷、口不甚渴、脉形微细、甚则有面赤足冷或下利清谷等一派虚寒见证；属实热者，斑疹常色深红，甚或紫黑，必伴有里热见证，两者显然有别，不可一见斑疹即谓“疮痈原是火中生”而言火热。治疗阴证斑疹，可采取补托法，如补中益气汤、参茸之类，或酌加荆芥白芷皂刺等。

如腑气壅塞而斑疹不易外透者，可加入大黄、玄明粉等泻下之品，因腑气一通，气机宣畅，所以斑亦容易宣透。然须确系因腑实热结而斑不透者，始可攻下，如并无腑气壅塞而妄用硝黄，则邪毒势必内陷而斑反不易外透。

【按】疫气为天地之间一种杂气，虽然与六淫有异，但也相关。前文注解已述及，疫邪为六气交杂蒸变的变异体。也正因如此，同一疫邪在不同季节其证候也会受时气所影响（类似于西医所说之病毒变异）。如李翁指出“交春雨水节后，地气上升，阴郁先起，多为寒症，阳郁后起，多为热症”。如果只谈疫邪的特殊性，而忽略六气的普遍性，割裂疫邪与六气的关系，则易掉入机械唯物主义的俗套之中。

吴又可《瘟疫论》，发明疫从口鼻而入，诚千古不易之理。但其立论著方，不无可议。如达原饮，槟榔、厚朴、草果，皆破气峻烈之品，《原病》云：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云云。可见邪乘虚入，虽云留而不去，其病则实。治当一意逐邪，然于逐邪之中，何妨稍存正气地步，又邪气郁闭，必化为热，亦必俟三四日后，其热方实。今甫受邪，末必化热，如此之速，方中便用黄芩、知母。无热可清，必致伤其阳气，阳气一伤，不但变症蜂起，且恐内陷，根于是矣。

【按】吴又可发明温疫病原，谓其非风、非寒、非暑、非热、非湿，乃天地之一异气，其自口鼻而入人体，后盘踞膜原，立达原饮一方，活人无算。他的这种创见，对于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在瘟疫防治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病毒在变化，疾病谱也在新的世纪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吴又可《温疫论》一书仅是其当下的实践总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出现新的疫邪自然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而制定新的治疗方案。

李翁此段，虽有苛求古人之嫌，但是其论却为临床注意——“逐邪之中，何妨稍存正气地步”，留人方可治病，如一味攻邪，正气溃散，其人不免于死。尚有一种事实是，如其人果然年老力衰、元气不足，重感疫邪，有时也难以力挽狂澜。如吴又可言“三春旱草，得雨即荣；残腊枯枝，虽灌弗泽”。

再论达原饮一方，吴氏于方后言“证有迟速轻重不等，药有多寡缓急之分，务在临时斟酌，所定分两，大略而已，不可执滞”，吴氏作为极具创新意识的医家，自然是反对后学者胶柱鼓瑟、照搬照抄的。读《温疫论》如是，读历代名家书籍亦如是，作者著书立说多为补偏救弊而作，虽有时用词太过，有矫枉过正之嫌，读者只需吸取其中精华即可。

或曰：达原饮不可用耶？曰：非也，必审其人形色充盛，声音雄壮，症见烦渴、脉息实大有力，未尝不可用也。要亦十中之一人耳，若一概用之，鲜有不误者。仲景小柴胡汤，用黄芩是何等慎重。少阳篇首一条云：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口苦者，胆热而气蒸于上也。咽干者，胆脉络于咽，而火气上炎也。目眩者，风火之气摇动也。此三症，专指黄芩而言，有此三症，方可用黄芩。盖黄芩为清胆热之品，胆为甲木，为东方生气，十一脏皆秉此生气。故经云：十一脏皆取决于胆，而可妄行戕伐乎。

【按】本段李翁指出达原饮使用宜谨慎，其指征必须是正气充足的实证——“审其人形色充盛，声音雄壮，症见烦渴、脉息实大有力”。总之，有是证用是药，活泼泼地。

生气一伤，未有不轻病变重，重病变危者。

【按】临床治病，需注意固护患者生生之气，许叔微云“伤寒以真气为主，阳病宜下，真气弱者，下之多脱；阴病宜温，真气弱者，客热便生。非药无力，本主无力也”，即是此意。

近日达原饮之杀人，比比皆是，由其意中，只知《瘟疫论》一书，除《瘟疫论》而外，皆未尝深究，甚至未尝寓目。此倡彼和，不至败坏不止。及至败坏，借口内陷，使早知顾惜正气，何至内陷，方案中预写紧防内陷四字，而药仍攻击，不为预防于先，而欲令病家自防于后，不思彼若能防，请医何事。

【按】李翁再申不可滥用达原饮，临证时心中要有“顾惜正气”之念。喻嘉言云：“盖人受外感之邪，必先发汗以驱之。其发汗时，惟元气大旺者，外邪始乘药势而出。若元气素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留连为困，重者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去生远矣。所以虚弱之体，必用人参三五七分，入表药中，少助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去。”此说可供借鉴。

【按】李翁重申疫邪受自口鼻，结于上焦，壅滞气机，可致种种“表证”，如卫气郁滞则恶寒无汗（或汗出不畅）发热，营气郁滞则可头身胀痛酸楚。这类症状酷似伤寒太阳表证，实则“虽有表证，实无表邪”，故而证治各异。

上受之邪多见上焦胸咽症状，如咽痒、咽痛、胸闷、咳嗽等症，可伴见寒热等外证。外受之邪则以寒热身痛等外证为主，后因表气郁闭也可见咳嗽等里症。

不仅瘟疫多自上受——从口鼻而入，温病也多如此，如赵绍琴谓：“温热病乃温邪自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经口咽而至，非邪从皮毛所感受。故温病初起必咽红而肿，口干舌红，咳嗽，甚则有痰，或胸痛而喘，始在上焦，虽有寒热，却非表证，故曰在卫。”

既然疫邪上自口鼻，病机以邪壅上焦为主，治疗上自然无需以解肌发表为主，过多发表药如葛根、羌活、柴胡等。如某经症状明显，笔者以为加入引经药解其郁结也未尝不可，只需注意大法不变。

上焦之气被壅，因气能行津，津液疏布异常，可见舌苔薄白满布或腻，（或汗出不畅，甚则汗少）。疫邪壅滞气机，阳气郁滞而化热，由上焦可渐及中焦，出现苔白变黄，（或伴见脘腹胀满，矢气频频），此时可加大黄以通腑气。上中气机顺畅，自然可畅汗而解。

仲景三承气汤，为阳明胃实而设。胃气素秉亢燥，承其气而治之。即经云“亢则害承乃制”之义也。今疫症气结于上，肠结于下，加大黄以通其肠胃，气得下行为顺，而后正气得升，疫邪自解，无承制之义，不过取通而已。枳朴芒硝，切宜斟酌。

【按】本条承接上条，从承气之名论及疫病用大黄之理——“不过取通而已”，并指出疫病使用大黄的时机——“气结于上，肠结于下”与伤寒“胃气素秉亢燥，承其气而治之”不同。

吴又可论及瘟疫可下约三十余证，提出“客邪贵乎早逐”、“逐邪勿拘燥粪”，李翁此说，立意则较吴氏更深一筹，大黄并非为疫邪而设，而是通其气机，助其升降。

《瘟疫论》引用仲景五苓散、桃仁承气汤、抵当汤，此仲景为太阳经犯本而设。何为犯本？足太阳胱膀经，为多气多血之经，营卫均主之。风伤卫分，郁久不散，邪干本经气分，小便不利，五苓散利其水，而卫阳得升。寒伤营分，郁久不散，邪干本经血分，少腹急结，桃仁承气汤攻其血，而营阴自和。二方中俱用桂枝，以其从太阳经来也。甚则瘀血凝结，少腹硬痛不可近，抵当汤主之。此太阳经之所有，余经则无也。

【按】本条论及仲景制五苓散、桃仁承气汤、抵当汤为太阳经犯本而设，并阐释其理。

李翁认为太阳膀胱经多气多血，统摄营卫，如风寒外犯日久，则：风伤卫分，气郁津凝——水蓄下焦——五苓散主治；寒伤营分——营郁血瘀，瘀热互结——桃仁承气汤、抵当汤主治。

【再按】营卫气血不独为温病所看重，需知六经皆有营卫气血。如本条所言“此太阳经之所有，余经则无”也非确论。如阳明亦多气多血，即有腑实证（气分），也有蓄血证（血分）；少阳既有痰结胸（气分），也有热入血室证、血结胸（血分）。

疫从口鼻而入，与膀胱毫无干涉。若云由胃失下而瘀及血分，何以仲景阳明篇绝不一言，其不能干于血分也明矣。疫症小便不利颇有之，由气闭于上，失其清肃下行之道，开其肺气，小便立通，若利水则大谬。

【按】此条承上文“疫从口鼻而入，上焦之气被壅”语，重申疫病与伤寒之不同，则小便不利一证机理，虽都在气分，但疫病与伤寒实不相同，伤寒之治重在启下蓄之水，疫病之治重在开上气之闭。

《瘟疫论》辨明伤寒时疫曰：夫伤寒必有感冒之因，或卑衣风露，或强力入水，或临风脱衣，或当檐出浴，当觉肌肉粟起，既而四肢拘急，恶风恶寒，然后身疼头痛，发热恶寒，脉浮而数，脉紧无汗为伤寒，脉缓有汗为伤风云云。不知仲景《伤寒论》，包六气而言。天之六气，伤及太阳膀胱寒水之经，故曰伤寒。今云“伤寒必有感冒之因”，常见感冒并未有因，即卑衣风露，强力入水等因，六经俱可受病，不止太阳一经，亦不止风寒两途。又云伤寒投剂一汗而解，治伤寒宁如是之易乎。由其意中只知瘟疫，尚未知伤寒二字作何解说也。

【按】本条及以下数条皆李翁评述吴又可《温疫论》书中语，宜结合吴氏原书参看，始得原貌。

吴氏认为伤寒必有感冒之因（六气），时疫初期则多无。李翁则更指出常见感冒并未有因，同一风寒六经皆可受病、不唯太阳一经。

疾病的产生，总是由于一定的病因（或外因，或内因，或其他不内外因）作用于机体某个部位（脏腑、经络或其附属地带、所统摄的生理物质lt;如卫气营血津精液等gt;），导致该部位的生理功能发生异常转变。吴氏及李翁所指时疫及常见感冒作为一类疾病，也是不能逃离这个规律的，只不过其所言特指六气（排外疫邪），或者忽略了初始病因的询问而已（按姚梅龄先生对病因的认识，将其分为原始病因及直接病因。例如贪凉吹空调后出现风热表证，初始病因是风寒，直接病因则为风热）。

本条一点值得思考——“天之六气，伤及太阳膀胱寒水之经，故曰伤寒”。六淫邪气伤及太阳，因为太阳膀胱为寒水之经，六淫每从寒化，发为伤寒。这种基于生理功能的疾病从化观点可作为临床参考，对疾病的发生转归及疾病的治疗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肝经湿热实证，而肝主血，体阴而用阳，病位既然在肝，湿热日久，或伤肝体（血），治疗采用龙胆泻肝汤，方中即有当归、生地。

但临床时也需要灵活对待这种学说，因为疾病发生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既要考虑病位的生理功能对病理的影响，还要考虑病因的致病特性以及受病机体的体质状态。

疫为地气，自口鼻而入，《瘟疫论》只言口入，忘其鼻入。故用方绝无一味开肺之品，不知鼻入较口入尤多，人有时不言，未有一刻不呼吸者。

【按】本条所论强调疫病侵袭途径不仅从口入，亦从鼻入，故见证不仅在胃腑，更在肺气郁闭，开肺之法不可不知。

临床遇见普通外感问诊之时，除一般症状——寒热汗证等外，也需要注意询问有无受风受凉外因及肌表症状如恶寒身痛等症——考虑疾病从皮毛而入属于外感，有无肺系症状鼻塞流涕咽痛咳嗽——考虑本次外感属于上感从鼻而入肺系，有无饮食不洁史及胃肠症状如腹痛腹泻——考虑疾病从口入胃系（脾胃）。

《瘟疫论》云：伤寒时疫，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故用承气辈导邪而出。要之伤寒时疫，始异而终同也云云。伤寒与时疫，一是天气，一是地气，其原不同，治法亦异。伤寒之传胃，由其人胃气素实，实者胃阳强，胃阴弱也。一经表郁，胃气已热，火流就燥，胃气益实，仲景之用硝黄，虽曰泻阳，实是救阴也。未必人人皆胃实症，症皆传胃。矧今人虚者多，实者少，寒者多，热者少，温补养正而愈者，十中五六，何尝尽用承气也。疫从口入，必先于胃，又何用传胃，气以下行为顺，用大黄者，通其下行之道路也。与伤寒用承气之义迥别，何同归于一之有。

【按】此条所论在于鉴别伤寒胃腑之证与瘟疫胃腑之证异同。伤寒胃家实多有他经传入，必胃气强者可见，承气实为泻阳救阴，但未必人人皆见是证。瘟疫从口而入，胃腑之证必见，用承气者，恢复胃气通降之机。用承气虽同而其意不同。

【附】吴又可言：“若时疫之邪，始则匿于膜原，根深蒂固，发时与营卫交并，客邪经由之处，营卫未有不被其所伤者……盖疫邪每有表里分传者，因有一半向外传，则邪留于肌肉，一半向内传，则邪留于胃家。邪留于胃，故里气积滞。里气结，表气因而不通，于是肌肉之邪，不能即达于肌表，下后里气一通，表气亦顺，向者郁于肌肉之邪，方能尽发于肌表，或斑或汗，然后脱然而愈。”

《瘟疫论》云：时疫之邪，匿于膜原，根深蒂固云云。膜原是穴名，不是经名。疫从口入，胃经是其所舍。疫是邪之气，气在胃，膈膜受其薰蒸，是以取乎芳香，非芳香不能透膜也。何尝是匿，又何尝根深蒂固，良由不知芳香透膜之理，遂觉根深蒂固矣。

【按】此条辨膜原，从胃经所舍而论，似是而非。吴又可论膜原乃强调病邪之所即不在肌肤之表，又不在脏腑之里，是为隐匿，非具体病所。不能汗解，亦不可吐下，唯芳香逐秽和解之。

《瘟疫论》云：阴症世间罕有云云。从前诸说，尚属小误，此一名，印定后人眼目，杀人无止矣。予临症数十年，三阴之病，无日无之。设学者奉又可之言，读书时不向三阴篇讨论，临症时不向三阴症著想，而世之死于三阴者，伊谁之过耶？呜乎！立言不可不慎也。

【按】此条强调三阴之证亦多见不可印定眼目，害人性命！

《瘟疫论》以温病之温字，即瘟字省文，温即瘟也云云。瘟指邪气言为实邪，温指正气言为虚邪。经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云冬不藏精，至春发为温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精者精明之阳气也，冬令阳气潜藏于肾水之中，是其常也。伤其肾水，阳不能藏，阳无水气涵养，是谓亢阳。至春亢阳发动，是谓温病。仲景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亢阳内发，故发热而渴，邪非外来，故不恶寒。与瘟从口鼻而入者，大相悬绝，此等温病，治惟滋阴壮水为主，若概作瘟疫治之，吾知其不死于温病，而必死于瘟药矣。

【按】此条辨“瘟”与“温”之异同，瘟言邪盛则实，温言精夺则虚，虚实不同，故治法迥异，不可犯“虚虚实实”之戒，一味攻邪伤人。

世之宗《瘟疫论》者，十人而九。但见发热恶寒，不论何经，不论虚实寒热，春则曰春瘟，夏则曰时疫，秋则曰秋疫，冬则曰冬瘟。方则寒凉峻厉，加减出入，立案不叙脉症之理，但曰瘟疫几朝，症重防变。医者既先立不败之地，及至败坏，则案中原已载明，与医无涉，予实耻之。因取又可之书，细加论定，予非敢轻议前人，实有不忍不言者。阅者幸鉴其苦心，恕其狂妄可也。

【按】此条针砭时医之弊，此弊历代皆有，岂不知法无定法，活用在人，又可著书何尝不是为纠正时弊，可知临证不可拘于成见，胶柱鼓瑟，戒之！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