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苦自学 循序渐进

（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我出生于店员家庭。九岁时，父亲有了积蓄，和友人合股经商。他把我从私塾馆转到李仲台书馆读书，希望我在名师指导下，将来“学而优则仕”。李老师是前清秀才，又进过师范学堂，是博古通今的儒者。我跟他读了五年书，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为我他日自学中医打下牢固的基础。

李老师摸透了我父亲想儿子飞黄腾达的心理，而他更深深了解他这位学生的气质性格，不是为官作宦的坯子。一天，李老师问我读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后有何感想。还告诉我，范仲淹从小就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抱负。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良相匡君济民，确是非凡人物，但古往今来，称得上是良相的能有几个？就连清官循吏也寥若晨星。而千万在宦海中浮沉者，无非是争名夺利之徒，虽显赫一时，却无补于世，到头来，还是与草木同腐而已。医虽小技，然能拯危济急，利世便民。故范文正公把良相与良医并称，说明人生于世，当以利济苍生为己任，有所作为，才不枉此生”。

听了李老师一席话，我像沐在春风化雨之中，心神为之一爽。从此便啮指自誓，矢志学医。我把这个志向告诉父亲，反招来一番责备。父亲既不支持，我只好在课余时间偷偷地自学。从十二岁到十六岁这几年间，我读了十多部中医书。虽然是稍涉藩篱，但对中医学术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二）焚膏继晷，兀兀穷年 抗日战争第二年，我刚考入高中，日寇入侵华南，父亲命我携同母弟避难香港。他和祖父留在莞城。不久，莞城沦陷，日寇纵火焚烧，父亲的商店被火焚毁，他抑郁成疾去世。我们奔丧返家，发现父亲的财产荡然无存，一家四口到了饥寒交迫的境地。我只好硬着头皮，在家开设私塾，教二三十个孩子，靠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在这国危家破的艰苦日子里，我还是顽强地坚持自学中医。“自学中医，谈何容易？你看那姓何的正在大海捞针呢。”一位祖传中医在别人面前嘲笑我。的确，我当时碰到许多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

首先，是买书难。沦陷期间，书坊倒闭，没卖书处。求人借又没人肯借。读来读去，只是从前买的十几部。没书，怎能自学成才？我正为此发愁。一天，听见街上有“收买旧书、旧报纸……”的声音，我灵机一动，从收买佬的筐里拣出一些中医书，有完好的，也有残缺的。这些当烂字纸收买来的东西，我统统把它买了。从此，收买佬主动寻上门来，日积月累，我书架上的医书渐多，买书难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其次，是读书难。我白天要教书，真正的学医时间是从黄昏到夜半。正如唐·韩愈在《进学解》中所说：“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而穷年。”战争时期，既无电灯，也没有煤油。居民赖以照明的是少量桐油和菜油。用一个小灯盏，盛着油，点的是一根灯草。微风一拂，暗弱的灯火便摇晃不定。我在它下面看书写字，十分吃力。“三更灯火五更鸡”，这样年复一年捱下去，我的体重日减，视力日差。到现在，我患有高度近视，白内障，眼底黄斑变性，多方治疗，只有0.04视力。身体也有多种慢性病。然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一点也没有后悔。

三是解惑难。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小时候，李老师替我解了不少的惑，如今惑越来越多，却找不到像李老师的“金玉君子”了。我多次尊敬地向老前辈请教，所得到的不是讥笑，便是揶揄。老祖父说：“你现在尝到了俗语说的‘上山擒虎易，开口问人难’的滋味了。人家的医术还是传子不传女的，怎肯教你这个外人？”既然开口问人难，我就下定决心上山擒虎去！我自制许多纸卡片，把读书遇到的惑分门别类地记下来，并自以为是地做一些注释。在别的书上遇到同类的问题，便把它记在一起。记的多了，互相参证，有些惑竟给解决了。过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旧时的注释，觉得幼稚可笑，甚至荒谬不经，说明自己有了进步，便重新做第二次注释，甚至第三、第四次做下去。我这种笨拙的方法，确实要花很大力气。然而，经过这段艰难的道路后，我便渐入坦途。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些纸卡片叠起来足有一尺多厚，真是“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了。可惜在“文革”期间，这些半生心血写成的纸卡片竟被查抄，毁于劫火！

（三）循序渐进，兼收并蓄 我开始自学中医时，就牢记李老师的教导：“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不敢好高骛远。开始读《内经》，只从李中梓的《内经知要》入手，有了一定基础，然后钻研张景岳的《类经》，再浏览各家注释。这样，所学的便能在脑里扎根。

我二十一岁时，即以医术问世。像我一个既乏祖传，又无师授的青年医生要立足医林，必须善治见效快的时症。我把伤寒、温病作为学习重点。学伤寒，先从较易理解的《伤寒论类方》和《伤寒来苏集》入手。几十年来，我浏览过各家注释《伤寒论》有十多种，而得力的还是此两书。学习温病学，当然以《温病条辨》和《温热经纬》为主，旁及吴又可、杨栗山、雷少逸、何廉臣诸家。长时间的钻研和临床体会，我认为伤寒、温病学说，不但应该合流，更应有所发展。

有些浅近易懂的书，如《医宗必读》、《医学心悟》、《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笔花医镜》……等，都是我小时候读过的，再拿来仔细品味，得益更多，用于临床，也有良效。因此，我一生都坚持学以致用，不尚空谈。正如苏轼所说：“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对于古代著名医家，我不同意后人给他们加上什么派。如说刘河间是寒凉派，但他的大温大补的地黄饮子是中风良方。说李东垣是升补脾阳派，但他的普济消毒饮，有很好的清热解毒效果。说朱丹溪是养阴派，但他的越鞠丸善能温通气血解六郁。说张景岳是温补派，但他的玉女煎被叶天士用治温病热盛伤阴。因此，我对古人不存偏见，而是挈取其长，为己所用。

现代学者胡适，有句名言：“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几十年来，我不但读了大量的古文、诗词，还旁及史、地、数、理、化各科知识，我都懂点皮毛。有广泛的知识做基础，确能提高辨证论治水平。

凡是活人之术，不论中的、西的、针灸、外治，以及民间草药单方，我都吸收待用。我曾用心禅《一得集》的灸法治愈哮喘。一针曲池治愈急性荨麻疹。用热酒浸足救治鼻衄不止重病。解放前，我认识一位外科铃医，他用扦药线之法治疗痈疮久不收敛。其人朴讷少文，自谦不懂内科，但曾用大量鲜崩大碗捣汁服之法，救治几例肠伤寒高热神昏危症。我受他启发，对崩大碗进行研究，认为此药清热解毒之功甚强，又甘寒不伤正，用治多例急性肾功能衰竭有效。

韩愈说：“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良则吾不敢当，而搜罗博采，治病不拘一格，这一点自问尚能做到的。

（四）谦虚谨慎，知难而进 从1959年起，我负责病房工作，除“文革”期间几年外，长达十五年。以我这个中医基底浅薄，西医又只懂皮毛的人来负担此重任，惟有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地从事。对危重病人，我从不肯轻弃，在抢救过程中，我常请老一辈会诊，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这样做，不但不会贬低自己，反而得到群众的赞扬。一位领导干部送给我一幅绘翠竹的画，题上“贤者虚怀与竹同”的诗句，以示景仰。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说明正反两面的经验，都是有用的。有一位和我很相熟的中医，擅长温补，又泥执温补；而自己的心得经验从来不肯告人。一次，他用补中益气汤救治一麻疹重症，病家送他金猪、牌匾以示酬谢。我向他道喜，恭维他几句，他即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这病的脉症如何，前医怎样治坏，而他用补中益气汤的道理。我便“偷”到了师。事有凑巧，上面说的那位外科铃医用崩大碗治愈的肠伤寒病例中有一例是这位“温补先生”治坏的。正反两面的事例，使我更深刻地体会“病万变，药亦万变”的道理。说明医贵圆通、忌固执，要如叶天士所说的“活泼泼地，如盘走珠耳”。

1959年至1976年间，我用半日集中上课，半日分散从师的教学方法，主办了四届中医学徒班，一届中医赤医班，两届西医学习中医班。我让任教的同事选择他喜欢教的科目，剩下的我全部包下来。所以我担教的科目比别人多一二倍，而且比较繁难。那时教学是没有报酬的，人家都笑我笨。我却认为“知难而进”，不但有利于人，更有利于己。魏征在谏唐太宗的《十渐不克终疏》里，提醒唐太宗在文治武功煊赫鼎盛之时，开始演变，不能像过去那样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了。同样，一位医生，当他声望日隆，薪金优厚之时，也会觉得自己差不多了，可以歇歇脚了。懒意一生，即为自弃。我用“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句话来警惕自己。我不断地迎着困难而进，就是强迫自己不断学习，不断钻研。在十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我确实“温故而知新”。过去学过的东西，更加扎实生根，而且获得许多新知识、新见解，“教学相长”，诚非虚语。

（五）身处逆境，矢志不移 1966年， 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暴风疾雨般直卷中国大地。无数正直的、善良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受迫害、摧残，我也不例外。是年９月，我无端被扣上“反革命”、“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囚禁牛棚。不分昼夜的批斗、交代，超负荷的强迫劳动，使我身心大受摧残。我血压陡升，心律失常，几次肺大出血，几乎送了性命。批斗告一段落后，造反派通知我，今后不能再当医生了。然而，我没有悲观失望，白天劳动，晚上支撑着孱弱多病的身体，批阅医书。我相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相信党会拨乱反正的。1968年岁末，我早晨劳动时，看见盆中贺春梅开花，有感而作七绝诗一首：

偶见盆梅寂寂开，幽思如絮独徘徊。

漫言风雪迷诗眼，一线春光已暗催。

此诗是我的心声，我在逆境中看到光明，对前途充满信心。

不久，在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强烈要求下，1969年4月，我被宣布“解放”，恢复医疗工作。我出牛棚后上班的第一句话是：“一定要把损失了两年半的时间夺回来！”。70年代初，医院新领导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委任我为科研组长，并主持留医部工作，我又主动提出办第三届中医学徒班。这样，我一身兼负医疗、科研、教学三大任务。我每天工作长达13个小时，连假日也不休息。六七年间，我一天干两天的活，不但把失去的时间夺了回来，若按工作量计算，我已多活几年了。我认为，共产党员有残年却无闲年。直到现在，我还是每周上班三个上午，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学术思想 临床经验举隅

（一）寒温学说，融汇贯通 司马迁说他作《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我几十年来，研究中医治疗外感热性病的源与流，正好用上太史公这句话。

自从张仲景根据《内经》天人相应之理，创立六经辨证论治之法治疗伤寒病后，历代医家都有所发展，有所补充，虽持论不同，但理无二致。叶天士创立温病学说，仍然是脱胎于《伤寒论》，故他说：“辨营卫气血，与伤寒同”。由此可知，伤寒、温病学说，是源与流的关系，应该融汇贯通，而且不断发展。

我多年临床观察，外感热性病，哪个属寒，哪个属温，不能按季节强行划分，而是取决于疾病的本质。例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多发病于严冬，其临床表现不是“冬伤于寒”，而是“温邪逆传营血”。真性霍乱，多发生于夏季，其临床表现不是“夏伤于暑”，而是“寒中三阴”。

其次，病人身体素质，常决定外感病的寒温属性。一位素质属虚寒的中年人，夏日一家四口，同时患感，都是暑热证，而他独出现太阳中风证候，桂枝汤二进而愈。《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第一条指出：“六气感人，为病同也，人受之生病异也。推原其人，形之厚薄，脏之寒热非一也，或从寒化，或从热化，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故多端不齐也”。这确是阅历有得之言。

我融汇伤寒温病学说，治疗外感热性病，既没有成为泥执仲景方的“经方派”，又非徒尚轻灵的“时方派”，而是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例如：1956年秋，我用人参败毒散加石膏治愈流行性感冒700多例。1985年秋末冬初，用此方治疗登革热数十例，也收良效。

案例：莫某，女，45岁，护士，10月中旬患登革热，用西药内服、肌注、静滴两日未效，症见恶寒壮热（41℃），无汗，头痛项强，骨节如被杖，口渴心烦，脉浮紧而数，此外寒内热，类似大青龙汤证。方中麻黄用量甚大，南方人多畏之，乃改用人参败毒散重加石膏（停用西药），服药后五小时即恶寒罢，涔涔汗出，热降，全身轻松，继进白虎汤而愈。

（二）古方今用，随机应变 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吸收古代《汤液》书中之精华，其《伤寒论》一百一十三首经方，为中医方剂之祖。经唐、宋、金、元历代补充，至明代《普济方》收载医方六万余首。在这浩如烟海的方剂中，如何运用取效，实在是医家是否高明的考验。古语有云：“千方易得，一效难求”，说明处方用药治病实非易事；因而有“古方不能治今病”的误解。

清·童增华《存心稿·自序》尝云：“医之用药同将之将兵，将不善驭兵，不能戢乱而反害民；医不善使药，不能去疾而反戕生。”我多年的揣摩、实践，能够熟悉地运用历代医家常用有效的古方二百多首，就像手中有二百多万甲兵。而这些甲兵能够克敌制胜，主要靠指挥得当。我一向认为，中医治病过程，是理、法、方、药过程。必先精细辨证而得出“理”，然后据理立“法”，依法处“方”，据方运“药”。这样百万甲兵在正确指挥之下，自然战无不胜了。

我遵循孔子“述而不作”之旨，治病数十年，很少自拟新方，而是运用古方为主，又根据天时地理之不同，病情的变化而灵活加减化载，常收良效。

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麻疹流行。我在一年之中，收治的麻疹合并肺炎132例，半数以上出现麻毒化火，耗气伤津，肺叶焦柘危候，此时用麻疹通套之法治之必殆。我采用喻嘉言治疗“诸气膹郁，诸痿喘呕”之清燥救肺汤，以滋养脾胃之火麻仁，代方中滋养肝肾之胡麻，以西洋参代人参，再加川贝、竺黄治之，全部治愈。近年用此方治疗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发作50例，均收良效。

案例：李某，男，68岁。1996年因患肺心病急性发作入院，西医治之不效，5月4日我诊之，病者高热（38.9℃），气喘痰鸣，呼长吸短，呈三凹征，头大汗涔涔，烦躁不安，神思恍惚，语言难出，时有呓语，面色灰暗，脉浮数促（125次/分），频发早搏，舌干红无苔，舌尖满布绛色小粒（凡见此等舌，乃肺性脑病先兆，我历验不爽），病濒于危，急进清燥救肺汤，以西洋参代人参，火麻仁代胡麻，加川贝、竺黄、元参、海蛤，化服安宫牛黄丸，大剂频服，暂停西药。此方进三剂，热退、汗收、喘呕大减，神清进食。后用生脉地黄汤加阿胶、蛤蚧补肺肾，参苓白术散调理脾胃，相隔服用，得以带病延年。

肺心病急性发作，多由外邪引起，乃本虚标实之证。清燥救肺汤八味药物，可分为两组。一组乃桑叶、杷叶、北杏、石膏、甘草，乃麻杏石甘汤之变法，去麻黄之辛温，加桑叶、杷叶之辛凉，以清热肃肺治标实。另一组是西洋参、麦冬、阿胶、火麻仁、甘草，即复脉汤去姜、桂、地、枣，滋养心肺以治本虚，再随症加味，故收良效。

古谚云：“方智圆德”，说明一定之方，又可圆而用之。故古人历用不衰的名方，只要遵循理、法为指导，用治今病，常有立竿见影之效。

（三）擅用下法，拯危救急 下法是中医治病八法之一，最早见于《内经》，而用于临床，实始于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载的下法，包括荡涤外感六淫实热、泻下瘀血、攻逐宿饮等各种方法。

近世有些徒尚轻灵的医家，认为下法猛峻，不可轻用。如说治阳明热证，须待“痞、满、燥、实、坚”俱全，始可议下，实为不智。故吴又可大声疾呼：“注意逐邪，勿拘结粪”，才是正确的。

我进一步认为，疾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机理，虽然复杂，但按中医观点，不外乎邪正斗争，阴阳失调，气机乖戾三者。在疾病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使用下法，可使邪势鸱张者得控，阳热亢盛者得制，气机逆乱者得平的效果。

我主持病房工作期间，用下法治疗内科急证，不但扩大了下法应用范围，而且修正了前人的一些理论。例如：治疗乙型脑炎（属中医暑温），叶天士引用张凤逵之言：“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终用酸敛酸泄，不必用下”。余师愚用清瘟败毒饮治暑热疫，反对用硝、黄之猛烈。近年石家庄治疗乙脑经验，也说“邪陷心包时，徒攻阳明，并不能解决问题，且贻后患”。我认为，伤寒、风温皆有可下之证，暑病热性尤甚。叶天士说：“夏暑发自阳明”，岂有始终传经而不入腑之理？我遵“六经实热，总清阳明”之旨，用凉膈散为主，随症加味，治疗乙脑高热、昏迷、抽搐重症，往往畅下之后，营热肝风随之而解。治愈多例，且无后遗症。

案例：温××，63岁，1962年11月8日突然脑溢血（西医×医院诊断），治之不效，转我院。患者高热（39.8℃），深度昏迷，口噤失语，直视握拳，肢体强直，气粗痰鸣，面赤无汗，撬视其舌干绛苔灰黑，脉沉弦滑数，乃中风阳闭危证。用大剂防风通聖散加安宫牛黄丸鼻饲给药，药后12小时无动静，再进调胃承气汤一剂，又6小时，患者腹中鸣响，泻下黄秽胶粪两次，热降，呼吸较顺。次日，能瞬目。继进熄风清火涤痰20余剂，后用育阴潜阳、益气活血复方，调理而安。惟左手若废，尚能操持家务，寿至90岁。

我一向认为，治慢性病，须行“王道”，勿求近功。治急性病，须行“霸道”，才能拨乱反正。下法治疗内科急症，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

（四）育阴潜阳，运用自如 《内经》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说明健康的肌体，必须保持阴阳相对平衡。许多疾病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阴阳平衡的状态被破坏，产生“阴阳失调”之病理。其中又以“阴虚阳亢”为常见。

王太仆提出“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之法，朱丹溪创制大补阴丸，用地黄滋水育阴，龟板沉潜制亢阳，开育阴潜阳法之先河。惜方中仍杂以知母、黄柏之苦寒，未臻完善。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治温邪传入下焦，吸烁真阴，导致阳亢化风之症，用三甲复脉汤，大、小定风珠等方，育阴潜阳法渐为医家广泛运用。

我多年临床体会，许多内、妇、儿科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出现阴虚阳亢这一病机时，应用育阴潜阳之法治之，常收良效。如内科的脑炎、中风、高血压、癫痫、甲亢、心律失常、神经衰弱，妇科的不孕、崩漏、脏躁，儿科的五软五迟、多动症……等，不胜枚举。下面举别开生面的两个病例。

肺炎病例：

李×，87岁，1974年8月下旬，患肺炎重病入院，西医用抗生素等治之四日，病濒于危，家人要求停药，姑请我一诊。病者高热神糊，耳失聪，口噤失语，肢体抖动，呛咳气喘促，脉弦细数，时歇止，舌干红无苔。此肺叶焦柘，而阴虚阳亢危候，用三甲复脉合清燥救肺汤加减：沙参、桑叶、北杏仁、阿胶、火麻仁、麦冬、白芍、石膏、龟板、牡蛎、石决明、生地、甘草。

三剂即热退神清，喘咳减，能进食，再调理半月而安。随访至89岁，能步行四五里。

肺炎乃上焦病，此例老年脏阴不足，温邪化燥伤阴，阳气浮亢，内风升动，非一般常法可治，故用三甲复脉汤育阴潜阳，清燥救肺汤沃焦救焚，“病万变，药亦万变”，故能奏效。

呃逆案例：

谢×，男，59岁，教授，有冠心病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病史。1992年7月，突然呃逆不止，经几家医院中西医治疗，遍用连苏饮、温胆汤、旋复代赭石汤、丁香柿蒂汤等方不效。21日入院，我诊之，患者形神俱惫，面青声低，每分钟呃逆一次，呃声不扬，伴随热气自腹上冲至头，则头脑昏眩，不能坐立。舌红苔薄黄干，脉大数而劲，左部似革，此乃阴虚阳亢化风，犯胃则呃，乘巅则晕，用育阴潜阳和胃降逆复方：龟板、鳖甲、石决明、太子参、北沙参、生地、麦冬、白芍、甘草、石斛、代赭石、木蝴蝶、苏梗、竹茹。一剂呃大减，二剂全止，眩晕平，调理而康，随访多年，健康良好。

呃逆属中焦之病，乃人所共知者。治中焦不效，而用育阴潜阳之法得效，可知医贵圆通，不能执一。

（五）扶持脾胃，重视后天 中医自古有云：“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我认为“胃气”是脾胃受纳、腐熟、吸收、输布各种功能总称，为后天生化之源。自李东垣提出“脾胃为元气之本，脾胃伤则元气伤，而百病丛生”之理。历代医家对脾胃学说都有所发挥。明代周慎斋提出“治病不愈，必须寻到脾胃之中，万无一失”。缪仲淳又认为，东垣之法，偏重甘温补脾阳，他用甘平补脾阴之法，补东垣之不足。至叶天士，进一步主张脾胃宜分别论治：“脾为阴土，得阳则运，胃为阳土，得阴则安；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自此，中医治疗脾胃之法，日趋完备。

我治疗外感内伤各种疾病，坚持扶持脾胃这一原则。吸采名家学说之精华，又参以个人临床体会，形成我自己的有关脾胃方面的学术思想，略述于下：

1、补脾阳，不忘理湿 脾为阴土，喜燥恶湿。脾虚则湿易生，湿盛又伤脾，二者互为因果，故脾阳虚之病，不能专事温补，须辨其有无兼湿。我很赞赏李东垣的清暑益气汤，在升补脾阳的补中益气汤基础上加入苍术、神曲、青皮、陈皮、泽泻之祛湿，因暑多兼湿故也。

2、补脾阴，注意平肝 临床所见，有关五行相克致病中，以肝犯脾最常见。故《临证指南》特列“木乘土”一门，实有见地。我治脾阴虚之病，常于甘平清养药中（如人参、山药、麦冬、石斛、扁豆、莲子、大枣等，合用四逆散，取柴、枳之疏泄，芍、草之酸甘，而成培土抑木之剂，颇具实效。

3、养胃阴，须佐降泄 叶天士创立的养胃阴之法，如沙参麦冬汤、叶氏养胃汤、石斛、百合等甘凉濡润，为后世所宗。而叶氏又云：“胃宜降则和”，且胃为阳土，易生内热，故治胃阴不足之病，不能专用甘柔，而须加降泄之品。我常加用温胆汤，取陈皮、半夏微辛以降气，竹茹、枳实微寒以泄热，与甘柔之剂合用，相得益彰。

案例：陈×，男，2岁，1995年12月患腹泻，经甲、乙、丙院治疗不效。入我院时已濒于危。大便检查：白细胞+++，并有大量酵母样真菌。患儿一日腹泻20余次，水样，夹有少许粘液，低热神迷，烦躁，口渴，呕吐，脉濡数疾，舌干燥如砂，此脾胃虚寒、火衰土败之候。命停用一切西药，专用附子理中汤暖土逐寒，加葛根之升发，乌梅之酸敛，黄连之苦坚，益以茯苓淡渗，砂仁芳香以祛湿。一剂而泻止大半，二剂一日只泻三次，有粪便。第四日大便成形而愈。此病西医据化验检查，屡用各种消炎抗菌之药不效，若中医临床思维又为化验单所左右，再用苦寒克伐之药必致偾事。

结 语

庄子云：“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说明了学无止境。我从少年时起，自学成医，如今年逾八十，而且目昏手抖，还在自学不辍。我订了十多份报纸杂志，凭借高倍的放大镜，一行一行地阅读，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虽然吃力，却乐在其中。李商隐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来表达他对爱情的坚贞不渝，我就借用它来表达我对中医学术的执着探求吧！（马凤彬协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