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下午，著名老中医王文鼎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陈慕华、李井泉、宋任穷、康克清等同志送了花圈。卫生部的悼词说：“王文鼎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对技术精益求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奋斗了一生。”这是党和人民对王老一生高度的概据和评价。

王文鼎少时家境清贫，父母勉力维持他在中学读书，但不久被学校勒令退学，并通告全省学校，谓其“不悌不孝，而好犯上者，不堪教也”，原因是他带头组织学生会反对袁世凯称帝。当时他的国文老师张鹿秋（曾留学日本，跟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也因参加讨袁被解职。王文鼎商之于老师，为维持生计，张老师建议他学医。于是，王文鼎投拜到当时名医郑先生门下为徒。

郑先生第一次讲课，就反复申言：“欲为良医，当从《内》《难》学起，方有根底。否则专恃一二方书，即使为医，亦走方郎中而已。”文鼎本当遵师教诲，循序渐进，打下坚实根基。怎奈由于文史水平所限，对秦汉文章难以理解，真是读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新，十分苦恼。何况他学医是为急切谋求生计，便向郑老师请求赐教看病之法。郑老师失望之余，只好把他介绍给颜闻修老师。颜师倒也因材施教，让他读些应用方书，诸如《珍珠囊药性赋》《汤头歌诀》《神农本草经》及《医学三字经》等，引其人门。但颜师亦谓：“这些浅近之书只可敷于应用，未可深入堂奥。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海鳖，理固然也。”

文鼎自此身背药囊，步入医林。他在汉口行医时，正处于大革命前夕，由于对真理的追求，他投入了革命风暴。在革命队伍中，学了辩证唯物论以后他恍然大悟，中医的辨证论治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郑老师让他先学《内经》等经典医籍，就是要他弄懂辨证论治的道理。此后他开始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并以辩证唯物论作为学医和行医的指导思想。于是学识大进，疗效卓著，声望日高。解放前在成都以行医为名，利用其声望和地位，为党做了很多工作。

一九五六年，他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到北京参加中医研究院工作，担任学术秘书处副处长。革命的生涯，斗争的风雨铸就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为贯彻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和中医政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他写了一份关于发展中医事业的意见书呈送党中央，供中央研究参考。其后，周总理在颐和园颐年殿接见了王文鼎和蒲辅周，表示对他们工作的支持。一九七七年，王老又对如何研究整理祖国医学发表了意见。他历来认为中医的研究发展和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都必须首先搞好继承，不但要继承治疗经验和有效方药，更重要的是要系统学习，全面掌握中医理论，才能谈得上整理提高。进行中医研究，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利用现代科学成果，按中医的理法方药全面进行，反对废除理论、研究经验或废除中医、研究中药的倾向和做法。他认为可以通过中医临床观察，全面地进行总结，既要肯定中医的疗效，又要找出中医的治疗规律，然后再来探索理论。研究中医必须始终坚持和突出中医的特点，不能简单地以西医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医研究工作，不能因为中西医理论体系不同而用西医观点否定中医理论。如果抛弃中医的病理、病因、诊断、症状等，完全用西医的一套来代替，不但达不到发扬祖国医学的目的，必然会对祖国医学遗产造成莫大的损害。他强调，中医的基础理论，诸如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症候与人体内在环境的联系，以及药物特别是复方的作用机制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必须将中医和中药的研究在理论上、实际上统一起来，进行整体而又有联系的分工研究，才能在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上有所贡献。重温王老这些见解，至今仍感意义深长。

王文鼎几十年来以“挖山不止”的精神刻苦钻研中国医药学，虽耄耋年，仍鸡声灯影，孜孜以求。

王老对经方应用常多彻悟其理，自出机杼。忆一九七七年某次随王老查房，陈女咳嗽七月，并发哮喘三月不愈，前医迭进小青龙汤不效，转请王老会诊。王老曰：“此由外感风寒袭肺而致。患者恶风咳喘，汗出夜间尤甚，多泡沫及稀痰，苔薄滑，此为寒饮。”仍疏小青龙汤：麻黄根一两，桂枝三钱，白芍六钱，甘草二钱，炮姜、五味子、细辛各二钱，半夏四钱。药尽三剂，喘息竟平。何以前用未效，而今效如此？王老曰：“小青龙汤用时须据病情注意配伍。方中姜、辛、味三药一般当等量用之，注意适当调节升降开合；方中麻黄的运用亦有分寸，初病表实用麻黄，次用麻黄绒，后期喘而汗止用麻黄根，剂量可加至一两；初期桂枝、白芍宜等量，病久渐虚须白芍倍桂枝，仿建中，意在收敛。”王老对经方研究之精深，于此可见一斑。

王老对《千金方》《外台》《串雅外编》《景岳全书》《衷中参西录》等书所载有效方剂常应用裕如，他如医史笔记、野史单方亦多收录，从而扩大了用药思路。对癫狂症的治疗，或用《千金方》温胆汤治其胆虚痰热；或用《丹溪心法附余》礞石滚痰丸治疗痰浊内壅或痰火挟风所致者。或用《医林改错》的癫狂梦醒汤，化瘀开窍，活血醒神。他还根据《难经》“重阳者狂”的论点自拟狂症方：白砒石一钱，绿豆三百粒去皮同打匀，栀子四十九枚打面，雌黄、雄黄各一钱打面，急性子三钱打面，上药合匀贮于瓶内，服时取八分，加牛黄、冰片各三厘，调适量白糖和面粉烙成饼服下，服后必大吐大泻，以攻而下之，引而越之，以清泄痰火。在此基础上，王老进一步摸索其治疗规律。若阳证治不好，就转入癫，成半阴半阳、半虚半实之证，属痰气纠结，迷阻心窍，治当疏化痰气。轻者以小柴胡汤、柴胡疏肝饮以开其郁，一般以温胆汤为基本方随证加减，屡获显效。或予丸剂：人参、茯神、生熟酸枣仁、乳香、琥珀、远志、菖蒲、辰砂、川黄连、龙齿，炼蜜为丸，早晚服，合欢皮或薄荷煎汤送下。痫症之发，气郁夹痰是其标，心脾虚损是其本，始发当以理气化痰为主，后期则着重调补心脾，归脾汤、补心丹等是常用的善后方。若痫症处理不好，就转化为呆症，即属虚证、阴证，是为邪正俱衰，当益气壮阳以治其本，可于治痫症丸药方内加入肉桂、附子之类治疗。他认为治精神病不宜服抑制药，要因势利导。其证由阳转阴为逆，由阴转阳为顺。对痫症、呆症治疗不可操之过急，顺其宜而逐步治之。辨证极细，用药层次分明，堪为师法。

王老常谓用药如用兵，医家当谙熟药性，切合病机，照顾全面。所以他对生药和炮制亦很熟悉，如谓黄连有九种用法：心火生黄连，肝胆实火苦胆炒黄连，肝虚火醋制黄连，上焦火用酒炒，中焦火用姜汁炒，下焦火用盐炒，肝胆郁火吴茱萸炒，脾虚生火黄土炒，足见其精细。

王老对中医药的探索，不仅从书本中钻研，并且善于从别人的医疗经验中不断汲取有益的养料。如治某患者肢体奇痒症，用五黄汤（黄连、黄芩、黄柏、大黄、栀子）加犀角、苍术、苦参、蜈蚣、全蝎、僵蚕，服汤药前先服紫雪丹八分，一剂痒止，三剂结痂治愈，立方之意，遵“诸痛痒疮，皆属于心也”。王老说他这一手是从成都外科名医黄祖成那里学来的。黄祖成疗效很高，其方十之八九为三黄汤、黄连解毒汤、栀子金花汤，多为苦寒，还加苦参、胆草。询之云病机十九条言火者即五条，刘河间亦谓气有余便是火。黄氏处方一与三黄相等，取音过化阴，不伤用胃。这些经验，足资借鉴。

王老对一些验方、秘方也很重视，认为只要用辨证的方法去分析，用对了，确实很有疗效。他介绍治鹤膝风方，由生黄芪八两，远志、石斛、怀牛膝各四两，双花一两五味组成，要保证药物的质量和剂量达到标准。用十碗水先将前四味煎熬至两碗水时，加入双花，再煎成一大碗。临睡空腹一次服下，全身大汗，听其自止。用毛巾把汗擦干，揉搓全身。常可一剂见效，两三剂即治愈。王老就是这样从各方面把祖国医学矿藏，一块块地加以挖掘、收集、整理，使之服务于人民。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王老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在理论上多有建树，尤其在辨证论治方面，提出许多真知灼见。

他将防治疾病概括为四十七个字。预防疾病：时其起居，节其饮食，调其情志，适其劳逸；诊断疾病：人、病、证（三结合，以人为主），整体观念，全面分析，辨证论治；治疗疾病：治疗之要，贵在调整，自力更生，更为要紧。

王老辨证上的特点是整体观念，全面分析。在辨证步骤上，认为诊病必须先别内伤、外感或不内外因。在确定病因以后，再区分阴阳，何者偏盛，何者偏衰。阴阳盛衰的表现就是机体内部统一性和机体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发生变化的总反映。所以，临床医生必须善于掌握疾病发展过程中阴阳的变化规律，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确定病在哪一脏腑和经络，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脏腑与脏腑之间、脏腑与经络之间的相互关系，使辨证更加全面、具体和准确。

他强调诊病必须四诊合参，对脉诊的应用尤有独特的见解，指出诊脉必须“静以观其象，动以察其体”。在明确六部脉和脏腑相应、各有所属的基础上，要以医生的三指动静结合来观察病人的脉象和脉体的变化。静是指医生必须屏息敛神，置三指于寸、关、尺三部，分轻、中、重三种力量来观察脉搏的频率、血流冲击量的大小，如迟、数、滑、涩、洪、微等；动是指医生三指按寸、关、尺三部，分轻、中、重三种不等的力量，往来揉动病人的脉管以观察其体态和张力，如长、短、弦、芤、紧、缓等。简言之，就是以医生的“静”来候病人的脉象，以医生的“动”来候病人的脉体。实践证明，这种动静结合、体象并察的切脉法，对深入了解疾病、区分阴阳、确定脏腑以及造方用药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实际参考价值。

中医治病的原理，王老认为就是通过调整阴阳来纠正机体的偏盛偏衰。他在一九六三年治过一例小儿重症水肿病，患儿住院用中西药治疗不愈，大量胸水腹水合并肺炎，病势危急。王老指出该患儿最先用寒凉药太过，中期温化药又应用过多，未能脾肾两顾，补则过补，消则过消，寒则过寒，温则过温，致使虚实、阴阳不能平衡，因而治疗无效。鉴于小儿病势危笃，只能消补同施、清温并用以调整阴阳，又以其阴阳两虚而致失调，温阳则伤阴，滋阴则损阳，不胜重药，只宜清淡之剂平调，煎服鲜茅根、生鸡内金，配合食疗和葱熨，停用其他中西药物，服二十余剂后明显好转，又酌加清补肺肾之品，治疗四个月，病愈出院。王老以轻剂起此沉疴，足见深得调整阴阳之真谛。

他在治疗上还强调“自力更生”，重视和维护人体的正气，认为用药是为了扶助与加强机体的自然功能以战胜病理的损害与变化，达到阴阳协调、恢复健康的目的，反对过分强调药物及一些支持疗法的作用。王老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反对轻易输血。认为输血、特别是大量输血，有时非但无益，反而对机体“自力更生”有碍。曾治疗四例再生障碍性贫血，未经输血的三例，平均治疗十个月，痊愈出院，经一年随访未见异常。另一例曾数次输血，未达预期效果。证之临床过分依赖药物作用，致使机体调节能力日趋低下，造成治疗困难的例子并不少见。“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是有深远临床意义的，值得重视。

王老对遣药及用量多少，取决于阴阳偏盛偏衰的程度和邪正力量的对比。有时平淡轻投如橘红用量不到三分，而有时则剧药猛进，如附片用量可达四两。曾治一尿崩证，至病情基本好转，附片用量竟达十多千克，而治鹤膝风方，生黄芪用量每次达八两。对于用方，他提倡要能“攻”能“守”，一般用攻邪药或治疗急症多效即更方，而用补益药或治疗慢性病常常效不更方。如治一例石疽（滑膜肉瘤），先后服阳和汤二百八十余剂。因阳和汤名为阳和，实以滋阴为主，阴阳兼顾，故可久服。王老用药之灵活，组方之严谨，诚可谓胆大心细，智圆行方。

王老用药还善于运用多种方法调整阴阳，恢复正气。如在前述小儿重症水肿治疗中，除用茅根鸡金汤外，同时以苡米、神曲、大黄米、赤小豆、猪开等熬粥，每次饭前服小半碗，共服四十六天。又用大葱一斤纵切，黄酒二两，炒热装纱布袋内，在腹部按顺时针方向自右下至左下外熨，每日一至两次，每次熨一至三小时，连用三十六天。又用一味香需代茶饮，连用二十天，以消面项浮游之水气。后期以橘红、厚朴、白茅根煎水送服鸡内金粉，以苡仁、大黄米、赤小豆、江米、扁豆、鸡内金、山药研粉加糖做成糕点，当点心吃，并久服六味地黄丸，脾肾两补，先后天兼顾，以善其后，足见王老治疗手段灵活多样。

但愿人皆寿，何妨我独劳。王老一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高超的医术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因而赢得人们的称赞。一九七五年治一刘姓患者，西医诊断为肺脓肿，久治未愈，怀疑肺部有占位性病变，动员手术切除。王老诊后谓肺部化脓性病变有肺痈、肺疽之别，“痈有火毒之滞，疽有寒痰之凝”。该患者发病开始为半阴半阳证，迁延日久，气血虚衰，阴寒凝结，毒邪深伏，瘀血内滞，是为肺疽。治疗先用益气活血化瘀，佐以止血解毒，服二十五剂。改补气养肺活血止血法，又服十五剂。瘀散血止，肺虚阴寒之象毕露，投以通滞温补开腠的阳和汤加味五十余剂，拍片、化验检查正常，自觉症状基本消失，以健脾益气之品调理月余而病痊愈。又如患者崔某，女，十七岁，北京房山县社员，右足背肿物七月，破溃翻花一月半，被诊为右足滑膜肉瘤，建议小腿中下段截肢，并谓术后也只能多活一年半左右，患者家属不同意手术，于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至王老处医治。面对这样的病人，王老说：“帮助劳动人民解决难处，责无旁贷，我一定全面考虑治疗，尽一切努力保全她的身体。既然医院确诊是癌，我们要相信西医的科学性，但我们也要从中医治疗毒瘤、石疽、瘿瘤等方面来寻求有效方药。”通过辨证，他诊为石疽，乃阳虚阴毒内陷、气滞血瘀所致。治用温阳补虚以扶正，拔毒消坚、行气化瘀以祛邪。常服阳和汤、犀黄丸，外用鲜商陆根约一两，捣绒加少许食盐，涂敷翻花疽面，一日一换。至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二诊，服阳和汤一百四十剂，犀黄丸三料，外用商陆根十五斤左右，疽面愈合，效不更方，以收全功。继服阳和汤，因犀黄丸难配齐，改用小金丹。后因未坚持服药，又受外伤而复发。又服阳和汤一百二十余剂，外敷鲜商陆根及外贴阳和解凝膏二十张。经三年治疗，滑膜肉瘤基本痊愈，透视拍片及化验正常。为杜绝复发，王老处方善后，嘱间日服阳和汤四十剂，间日服小金丹二十六袋，每日一袋，外贴阳和解凝膏三十张。治疗始终以扶正为主，兼以外治祛邪解毒为辅，标本兼顾，攻补兼施，扶正而不助邪，攻邪而不伤正，耐心调治，终收全功。

王老虽已与世长辞，但他为之终生奋斗的中医事业，在党的关怀重视下正在日益发展。他治好的许多病人正在精力充沛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辛勤工作。他的一些独特治疗经验，正在收集和整理，将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