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于离乱，成于升华

陈潮祖，1929年2月12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李场镇。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对中医病机、治法、方剂的理论研究精深，对内科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心血管疾病以及妇科杂病的诊治尤为擅长。历任成都中医药大学方剂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省中医学会理事、省中医学会基础专委会主任委员，成都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高等教育事业有特殊贡献者”政府特殊津贴并获荣誉证书。1991年被卫生部、人事部、国家中医管理局选定为全国500名带继承人的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

吾师出生书香门第，然遭逢离乱，内忧外患，家境清寒。童年时期，军阀混战，天下纷争；少年时期，日寇侵华，国破家亡；青年时期，内战爆发，烽烟遍地；盼到国家统一，艳阳高照，春风拂煦，人心大快。孰料好景不长，运动不息，人心惶惶，直言者沦为右派分子，读书人沦为臭老九，个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天命之年改革开放，才云散烟消，阳光普照。吾师和全国人民一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曾欣然命笔，赋诗抒怀: “天命之年盛世临，乌云一散气象新，报国有门人已老，岁月无情我有情。”

吾师从登上中医药大学讲坛之日起，就埋头学术，积极研究中医理论的临床运用要点。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以治法为纲的中医理法方药融会贯通研究，并独辟蹊径，以《治法与方剂》为名，创编了中医方剂学新教材。改革开放后，更是暗首穷经，忘我工作，以冀对中医学作出更大贡献。经过数十年艰难跋涉，最终在原书基础上，以洋洋百万言巨著完成了这一特色独具的方药运用体系建设，成功开拓了中医方剂学理论研究及临床运用的广阔前景，并五次再版，发行百万余册，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著名中医专家之一。

二、孜孜以学，谆谆以教

古语有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可见人们历来都是把医学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来看待的。良相治国安邦，民心所系；良医济世活人，民命所系。虽然一关乎天下安危，一关乎个人安危，作用力度不同，方式迥殊，但都是民众寄予厚望的事业。因此，吾师强调，要成为好医生，首先要有精良的医术，所以在学习医学时，务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深入实践，不断 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循序以致精，成长为博通医理、精熟医技的高明医家。医为仁术，且终生辛劳，故仅有高明医术还不够，还要有高尚医德，才能始终不渝地兢兢业业服务于民众，真正成为人民敬重的苍生大医。

吾师自幼喜读书，善为文，天资聪慧。18岁毕业于宜宾师范学校，后因其母宿疾久困，常延医诊治，长期耳濡目染，渐致心有所向，情有独钟，遂暗暗心许：不慕公卿，誓为良医！乃矢志岐黄，以济世活人。即从同里孙芳庭习医。孙氏以善治伤寒及内伤杂病享誉一方，因而在传道授业时就特别强调《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学习，他正是以此为起点，步入中医学术殿堂的。在此基础上，他又自学了《温病条辨》《温热经讳》等温病学代表作。学成，悬壶桑梓，治病多有良效，医誉与临证精华日俱增。

在实践中，他进一步认识到《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诸书，在临床上既各有所主，又相辅相成，绝不可偏废，在理论上皆归本于《黄帝内经》。于是焚膏继晷，继续深研。在反复钻研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强烈地感悟到，上述诸书，言辞古奥，义蕴弘深，非名师指点、刻意精求不能曲尽其妙，遂于1957年赴成都中医学院深造。其间，得伤寒专家邓绍先、杂病专家彭履祥、温病专家宋鹭冰、妇科专家卓雨农、眼科专家陈达夫、脾胃专家冉品珍等蜀中名医悉心教诲，学术上获得长足进步，1958年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留校从事教学、临床 、科研工作至今。

他在学术上的进取，是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的。其理论研究方法，则主要是博览精思。他常引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话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至精；而至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为穷岐黄奥理，他除精研《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诸书外，还广泛研读历代著名医家的著作，凡精妙处，必反复吟诵，至牢记方罢；凡疑误处，必综考百家，批注以昭其义而后已；凡奇方异法，独特经验，必采摘收录，并验证于临床而始信。正是通过长期的博览精思，深入实践，使之在临床上独具卓识。

他在临床上特别强调临诊时务要严格执行中医诊疗原则，四诊合参，详细收集病情，然后据证析理.据理立法，依法制方，随证选药，把辨证论治落到实处。他在临证之时，常以三因辨证，确定病因；脏腑经络辨证，确定病位；八纲辨证，确定寒热；气血津精辨证，确定虚实；并详析经脉弛张状态以探求病理本质。

他认为，六淫之中，寒、火二因危害最烈。寒邪侵袭，表卫首当其冲，毛窍因寒而闭，筋脉因寒而挛；火邪侵袭，肺卫首当其冲，毛窍因热而开张，都最易导致津气的盈虚变化和升降出入失常。在张仲景所著《伤寒论》和明清温病学家所著大量温病学专著中，有不少内容都是专门论述人体在感受外邪后的气血水津病变，其中津气病变最多。这是因为津气行于少阳三焦，漫无所归，在六淫邪气的干扰下，由于经隧痉挛拘急或邪气熏灼煎熬，最易导致津气逆乱，或津气阻滞，或津气亏损。

吾师认为，诊疗外感疾病，如果不以中医三因辨证为指导，而以西医感染学说为凭据，专事清热解毒，这种脱离中医对疾病发生发展认识原则的中药西用，必然严重影响中医药疗效的发挥。不用脏腑经络辨证，则不能相对精确地对疾病进行定位诊断，治疗当然也就难以做到相对集中，相对精确。

这种不能集中优势攻其一点、过于泛泛的治疗，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医药疗效的正常发挥。不用八纲辨证进行定性诊断，则疾病的寒热虚实不明，温清补泻全然无据，严格地讲，施治就无从下手，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胡乱用药，不伤人性命就算万幸了，还谈什么中医药疗效。不用气血津液辨证审察气血津精升降出入盈虚通滞状态是否正常，就不能深刻了解疾病的实质性病理改变，当然也就无法对病变进行精细的调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医药疗效的正常发挥。

他在《中医治法与方剂》中强调：病机是指病变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致病机理，是对四诊所收集的色脉形症素材进行理性分析后，得出的病因、病位、病性结论。任何疾病，必然要出现一系列征象，这些征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共同反映着疾病在一定阶段上的阴阳失调，脏气盛衰，气血津液升降逆乱，盈虚通滞，筋脉经隧弛张变化等病变本质，这种内在联系的机括，就是病机。依此辨证，虽不中亦不远矣！

他对辨证与辨病的认识，强调二者并重，密切结合。对杂病治疗要点的认识，强调调理气血津液的升降出入、盈虚通滞。对成方运用的认识，是不以经方、时方论优劣，而以切合病情为准则，主张灵活化裁。这些认识，对继承发扬中医学遗产，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吾师一生从事中医教育工作，在人才培养上，他特别强调品学兼优。他常说:无才则无能，无能则无力积极作用于事业，作用于社会，推动事业和社会向前发展;无德则行劣，劣行则常常危害事业，祸及苍生，纵才华出众，又何益于社会。教师肩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学生是否能够成为推动学术发展、报效国家的品学兼优人才，很大程度与教师能不能做到身正以垂范、学高而为师有密切联系。

所谓身正垂范，在他的为人之道里，已经作了简要概括: 凛凛正气，铮铮铁骨，谦谦君子，落落儒生。其亮节高风，在成都中医药大学的莘莘学子中广为传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医新人。

所谓学高为师，则生动体现在他的专业知识传授方面。在教学方法上，吾师积极倡导启发式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认真研究每堂课所授内容，在准确、深刻、生动上下工夫。力求做到既生动活泼，又朴实无华，忠实科学本意；既紧扣主题，又深入浅出，使人易懂易记；既析理入微，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又举一反三，启发学生心智，从不人云亦云。用他自己的话说，医学是科学，教授科技课程，语言必须严谨，不像文学创作，可以任意夸张，三十丈的瀑布可以说成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所讲内容切忌离题万里，不着边际，隔靴搔痒，不落实处。

吾师从事方剂教学四十余年，他十分强调方剂是理法方药四个环节中的一环，是内外妇儿各科疾病辨证后的治疗工具，介于基础和临床各科之间。教师必须熟悉各科，长期临床，才能深刻理解古人制方之旨，用方之意。如果教师不会治病，纸上谈医，怎能教好学生。他在教学的同时，每年都要抽出一段时间带领学生临床实习。所以在讲解每一方时，都能落到运用的实处，都要用真实病案启发学生思维。他的课，语言浅近而风雅，见解独到而深刻，举例丰富而生动。还时时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然后进行剖析，层层递进，引人入胜，表现出循循善诱的深厚功力。

凡是接受过吾师课堂教育的，无不盛赞其教学艺术有如空谷幽兰，清新中透出特有的异香；有如月下清泉，明快中传递出和谐的韵律。例如：他在讲乌梅丸时，既明确指出此方是治中焦虚寒，蛔虫不安，上行窜入胆道，引起剧烈疼痛的病症，又清晰界定本证是以右侧胁下呈现钻顶样绞痛，痛止又如常人，发作时病情严重，歇止时体征轻微，与胆囊炎、胆石症有所不同为特点。

他还进一步指出，蛔虫寄生在小肠里面，过着冷也冷不到、饿也饿不着的悠闲生活，一般情况下并不给人造成痛苦，只因环境改变，中焦虚寒，才离乡背井，上窜胆道，引起疼痛，这样的剖析较为生动，学生容易理解。然后详析治疗原理，指出：治疗此证，法当温中散寒，令土暖阳回，才能使其重归故里，不流窜作案。蛔虫窜入胆道产生疼痛，是主要矛盾，当务之急，应使蛔虫退回肠内，才能有效缓 解疼痛。要想达到这一目的，组方遣药应考虑三大要素：一是麻痹虫体，降低其制造动乱的钻窜能力；二是缓解胆道痉挛以畅通其退回肠中的道路；三是增加胆汁分泌，胆液增多，胆道流量增大，以有助蛔虫顺流而下。

吾师分析方义指出：方中配伍干姜、桂枝、附子，以温中散寒；配伍乌梅、川椒、细辛，以麻痹虫体，缓解痉挛，增加胆汁分泌，一举三得；配伍黄连、黄柏，清热解毒，意在杀灭蛔虫窜入胆道时带入的肠道细菌毒素；配伍人参、当归气血同补，是针对此证不仅偏寒，而且偏虚的基本病机，提高机体生命水平，改善脏腑功能状态，收到事半功倍之疗效。

有了如此生动详明的解说，对学生准确掌握本方的制方原理和用方标准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再如：他在讲授五苓散时，就结合《素问?经脉别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的论述，阐述水津运行受阻机理。

首先从理论上阐明水津能在体内运行，必赖五脏协同，才能运行不息，即赖肺气宣降，脾气运输，肝气疏调，肾阳气化。水精能够四布，五经能够并行，全赖心肾阳气蒸化水液成为水气，才能五经并行。还以他曾用此方治疗便秘的真实案例来说明此方除能治疗渴欲饮水，水入即吐；水泻、水肿；脐下动悸，吐涎沫而颠眩等证以外，还可治疗便秘、尿崩、咳而遗尿等前人不曾论及的证候。

他分析指出：便秘机理有四：一是水津亏损；二是水津不布；三是三焦气滞；四是传导无力。并阐明五苓散所治便秘是因肾阳不足，不能蒸化水津成为水气，水津不能四布，五经不能并行所致。所以应有舌淡而胖、身软无力等兼症才能确诊，才可投以此方。

同时指出治疗泄泻用此方分利水湿，与便秘之证虽截然相反，但肾阳虚损，气化失常这一病理本质却是相同的。还举一反三地指出：此方加人参能治尿崩证，也是针对肾阳虚损，气化不行。即景岳所谓:“阳不化气，则水津不布，水不得火，则有降无升，所以直入膀胱而饮一溲二，以致源泉不滋，天壤枯涸者，是皆真阳不足，水亏于下之消证也。”

再如，同样是此方加人参，还能治妇人咳而遗尿，也是针对肾阳亏损，膀胱气化不行这一核心病机。还进一步引《素问?咳论》“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非独肺也”之论，阐明咳嗽虽属肺系病变，但与其他脏腑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指出这种联系的本质是肺系气管由肝系筋膜构成，故与肝有关。心系血络上行入肺，故与心有关。肝系的少阳三焦下出肾系，肾上连肺，五脏六腑，皆与少阳三焦的膜腠相连。膜腠是津气升降出入的通道，津气赖以运行全身，无处不至。正是具有这样的生理特点，所以，表现在病理方面，任何脏腑功能失调，津气阻滞，都要影响肺经宣降津气功能而呈气郁湿滞，气管痉挛，成为五脏皆令人咳的复杂病理基础。

咳而遗尿，是因肾阳虚损，气化失常，水停少阳三焦，上逆犯肺，肺失宣降使然。以此方温阳化气行水，水行则三焦水津无滞，水津不滞，肺的宣降津气之功复常，咳嗽自愈。加人参益气还可实卫摄津，水津不直趋下走，遗尿症亦愈。以此类推，青龙五苓同用或小青龙汤、理中汤、五苓散三方同用治疗咳嗽，也有很好的疗效。

通过如此透辟的理论分析，不仅使学生明理知用，而且举一反三，受到深刻启发。又如：他在讲授桂枝汤时，并不只是像《伤寒论》注家那样，只从营卫不和作解，而是深入研究营卫不和所造成的病理改变，再结合药物作用特点去揭示该方的配伍原理。

他明确提出：本方证的头身疼痛是因风寒外袭，营卫不和，经脉痉挛所致。因此，剖析方义仅仅从调和营卫作解是不够的，还应揭示营卫不和所造成的病理改变，才能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问题。此方之所以具有治头身疼痛、项背强痛的良好效果，绝不仅仅只是桂枝、生姜疏风泄卫一个方面的作用，须知方中所用芍药擅长柔肝解痉，甘草、大枣擅长缓急止痛，对于经脉挛急的项背强痛及肢体屈伸不利，具有可靠的柔肝缓急作用，这对于疼痛的缓解，功能的恢复，都功不可没。

他还指出：酸甘药物不仅可用于缓解疼痛，而且还可广泛用于五脏经隧挛急所引起的多种病症。因为五脏经隧均由肝系筋膜构成，用甘草、大枣缓急，正合《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的药物性味选用原则。张仲景使用芍药、甘草、大枣缓急，遍及肢体五脏。如肺系气道痉挛的喘咳；胃肠挛急的呕吐、泄泻、后重；脉络挛急的腹痛;肝系胆管挛急的胁痛；膈肌察挛的呃逆；心系脉络挛急的心悸、脉结；肾系尿路挛急的小便不利；精隧挛急的男子遗精、女子梦交等，都使用了这类酸甘缓急药物。

他还列举芍药甘草汤能治两脚挛急，亦治胃肠腹痛；桂枝加附子汤治“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桂枝新加汤能治“汗后身疼”；桂枝加葛根汤能治“项背强几几”；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能治汗下以后“头项强痛”，减去桂枝也能止痛，其功正在芍药、甘草、大枣。以上是针对体表筋脉挛急而用。桂枝加桂汤治因寒引起“奔豚”腹痛，桂枝加芍药汤治表证误下后引起“腹内时痛”，小建中汤治“腹中急痛”，《金匮要略》黄芪建中汤治“虚劳里急”，则是针对体内脏腑组织疼痛而用，这就有力证明了方中所用芍药、甘草、大枣确能解痉缓急止痛。

他还分析指出：不仅痛证可用本方加减，凡属经脉挛急证候也可使用本方化裁，并举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能治肺系气管挛急之喘，苓桂甘枣汤能治脾系经脉挛急之“脐下悸”，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能治寒伤肝系之“四肢厥冷，脉微欲绝”，炙甘草汤能治心系阴阳两虚之“脉结代，心动悸”，《金匮要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能治肾系精隧挛急之男子遗精、女子梦交等。运用大量仲景心法来加以论证，从而使桂枝汤众多变方能治众多证候的作用机理在五脏经隧皆由肝系筋膜构成这一认识基础上得以阐明。

这一问题从来无人论及，以致这类方剂的治疗原理晦而不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吾师强调酸甘药物缓急作用在解痛止痛方中的重大影响，意在开拓视野，启发学生深人思考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勤学善思的能力，中医学术才能不断创新，不断进步。

三、不囿旧说 锐意创新

他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既强调继承，又倡导创新，如他对方剂学的研究，绝不满足于君、臣、佐、使的泛泛分说，而更注重从脏腑病机入手辨析统方之法、组方之义和对方剂的疑点、难点、要点分析，因而不仅开创了以五脏为纲类方和从病机入手研究医方的新体例，而且把方理研究推上了由形入神的高度。

更为可贵的是，他在谈治论方的过程中，对某些中医基础理论问题以临床运用为前提，作了创新性发展。如在讨论三焦治法时，为究明三焦实质，吾师在深研《内经》、《难经》，综合百氏的基础上，提出“膜腠三焦”说。认为三焦组织结构包括“膜”、“腠”两个部分，膜是筋的延伸，腠是膜外组织间隙。人体内外上下、五脏六腑、经脉血管，均有膜腠存在。因其无处不在，随处异形，故《内经》能详指其生理病理情状，而《难经》则谓其有名无形。此说不仅以名、实、形为区分，把千百年来以《内经》、《难经》为导源的三焦形质有无之争统一了起来，而且对前人“脂膜三焦”说多有发挥。

前人论三焦仅及于膜，吾师更言及腠，并谓“腠是膜外组织间隙”，即组织及其空间结构才是三焦的完整体现。前人所论三焦之膜较为局限，多指联系五脏、间隔胸腹之膜，吾师所论三焦之膜十分广泛，人体各部无所不及。

前人提出三焦之膜发源于命门，而并未阐明所以然之理，吾师以肝—筋—膜的有机联属，提出三焦之膜根源于肝，有较强说服力。

他以自己的独特见解，不仅拓宽了三焦形质研究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此说符合三焦病变遍及全身、无处不在的病理表现特点，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指导价值，因而在1995年的全国出师大会上，被王永炎院士赞誉为“中医学新的理论生长点”。

再如，有关五脏气机活动特点的研究，前人只提出了“六腑以通为用”，对五脏气机活动特点是宜通还是宜塞，却从未明确论及。

对此，吾师响亮提出：“五脏宜通”，并通过脏腑生理、病理、治疗等方面的论述，深刻阐明“五脏宜通”的所以然之理，从而指出，在前人创立的各类治法中，无论是解表还是通里，祛痰还是除湿，散结还是导滞，破瘀还是排毒，疏郁还是开窍，无不寓通于其中。

吾师不仅在理论上敢于大胆创新，而且在临床上也有不少打破常规、突破前人思想方法的创造性发展。如他以真武汤消肥减胖，以五苓散治疗前列腺肥大等多种疑、难、顽、怪病证的诊治，无不匠心独运，蹊径独辟。所用虽都是古人创制之方，但对病机、方理的认识，却有较突出的新意。这就既从理论高度，又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我们认识治疗这些病证开拓了广阔前景。

四、辛勤笔耕 硕果累累

他在从事中医教学、临床、科研的数十年中，为实现济世活人的愿望，一直刻苦钻研，辛勤笔耕，夙夜匪懈。吾师强调，中医科研要从解决中医现存的理论缺陷、逻辑不强、疗效欠佳三大问题入手。人云亦云、全无新意的低水平重复，是不能为提高中医临床疗效服务的，严格地讲，不属于中医科研。

目前中医科研趋势多是对某些病种、某些药物进行单一研究，这样的研究当然也是必要的，但如果这样的研究成果反而把中医灵活的思维方法凝固了，那就应该引起我们深思了。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高中医疗效？还是简化中医思维？如果简化思维可以提高疗效，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如果简化思维的同时，丢掉了中医赖以取效的灵魂，中医的前途就足堪忧虑了。中医科研必须服务临床，才能为中医所用，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研究。

中医学术源远流长，中医典籍汗牛充栋。有《内经》、《诸病源候论》等理论专著，《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方剂专著，《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药学文献，内、外、妇、儿等各科著述，惟治法专著则未见诸典籍。结合病种探讨病机的著述比比皆是，根据五脏生理探讨病机的著述则至今仍缺。仿效《金匮要略》探求同病异治的著述比比皆是，仿效《伤寒论》探求异病同治的著述则至今未有。古今方书就方论方的著述比比皆是，将理、法、方、药四个环节融为一体，探求四个环节间内在联系和组方规律的著述则至今未见。

从1959年，他就着力研究中医理论中理、法、方、药四个环节与临床运用之间的内在关系课题，并白手起家，独力创编了成都中医学院中医药本科生使用的《方剂学》教材，为我院方剂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他的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其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他锲而不舍，继续苦求，通过对中医学术发展的深入研究，吾师倾毕生精力完成了以异病同治为基本模式，以理法方药有机联系为基本框架的中医方剂学临床运用研究，最终结出了《中医治法与方剂》这一丰硕成果。

1964年，他精选历代名方，以五脏病证为纲，分析类列，辑成一书，名之曰《中医治法与方剂》。此书选方析理，不因经藏而盲从，不因俚出而轻弃，总以切于实用为目的，方书体例，自此一新。

1983年，他又带领教研室中青年教师编著了《中医方剂与治法》，该书以治法为中心，上承基础理论，下贯药物效用，将理法方药融为了一体。

1988年，他又在“辨证的关键在于捕捉病机，论治的关键在于确定治法……每一病机都是病因、病位、病性三者的综合反映，包含了气血津液的升降出入和盈虚通滞，揭示了定位、定性、定量三个方面的病变本质，体现了以脏腑生理病理为经，病因辨证、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为纬的结构。每一治法均以病机为其理论依据，从消除致病原因，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或补充气血津精三个方面阐述治法原理，力求思路清晰，易于掌握”（《中医病机治法学?前言》）这一认识指导下，采精炼华，酿成《中医病机治法学》。

此书虽不以方书名，实则方论并重，以阐释制方用方之至精至微之理为主旨。至此，方理推演，始由形入神，玄机洞明。

该书以脏腑为本，从气、血、津、液的盈、虚、通、滞和升、降、出、入立说，系统而又深刻地阐明了病机三要素；而且以五脏统病机，以病机统治法，以治法统方药，结构环环相扣，说理层层深入，使用方有所本，制方有所宗，颇为临床家所重。该书问世后，迅速被日本、韩国翻译出版，流传海外，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医学术专著之一。

1995年，他将《中医治法与方剂》和《中医病机治法学》二书精粹集于一体，仍以《中医治法与方剂》名，意在济世利人，使学者不致因书分而识乱，道歧而羊亡。

全书基本特点仍是方随法施，法因证立，证系于五脏。读是书者，只要抓住脏腑病机这个中心，去求法、求方、求化裁，便能举一纲而万目张，处疑临怪，应变无穷。

此书分上下两篇，总论所列三章，分别论述病机、治法、方剂的不同学术本旨和三者间的内在联系。各论以五脏为核心分成五大系统，每一系统成为一章，加上两脏同病，共计六章。每章均按生理功能及其相关结构分节，探讨发生病变时的致病机理；再据病机探讨治法，并举成方为例，使治法成为有形可征的实体；每方均按据证析理、据理立法、依法释方程序阐述方义，突出理法方药间的联系。

全书包括148条病机，148种治法，622首正方，190首附方，虽未能囊括一切病机和展示一切治法与方剂结构，但已大体反映了五脏病变的病机、治法梗概。

五脏生理功能各具特性，五脏病症的治疗原则亦各不相同：肺主气，宜宣降；脾胃主纳运，宜升降；肝藏血、泌胆液，宜疏调；心藏神，主血脉，宜明通；肾藏精，主水液，宜藏化。

五脏生理功能都与气血津液的生化输泄有关，反映了五脏宜通的共性。

根据五脏的个性和共性去分析病机、治法、方义，可以一目了然，所以五脏宜通也就成为分析病机、治法、方义的主导思想。

每一病机都是病因、病位、病性三者的综合反映；包括了五脏功能的盛衰，筋脉经隧的弛张，气血津液的升降出入和盈虚通滞；揭示了定位、定性、定量三个方面的病变本质；体现了以脏腑生理病理为经，病因辨证、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为纬的结构，每一治法均以病机为其理论依据，以消除致病原因，调理脏腑功能，疏通、补充、固涩气血津精，柔和五脏经隧四个方面以阐述治法原理。揭示组方规律，力求思路清晰，易于掌握。

在分析各脏病机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一是肺的宣降功能可以协调和制约其他脏腑，故称肺为相傅之官而司治节之权。

二是脾胃各自代表消化系统虚实两个侧面，亦即实则阳明虚则太阴之意。

三是肝的疏泄功能统管气、血、津、液、精五种基础物质的运行调节，是因五脏经隧均由肝系筋膜构成，少阳三焦膜原由筋膜延展而来，是津气升降出入之路。经隧稍有弛张改变，就会引起气血津精输泄失度。

四是经隧可见松弛、挛急、硬化、破损、增生五类病变，其中挛急约占十之七八，五脏经隧挛急皆从肝治，故《素问?脏气法时论》谓:“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五是少阳三焦包括膜原和腠理两个组成部分。表里上下无处不有，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组织，是津气升降出入的通道，它和心系的脉络存在于一切组织之中，构成了气血津液升降出入之路。

六是手厥阴心包实际是指大脑的功能，并非心外包膜。

七是肾的气化功能涉及气血津液精各种基础物质的生化输泄，气血津精是五脏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一旦亏损都要影响肾脏，所以五脏之伤穷必及肾。

八是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是以气血津液的生化输泄与盈虚通滞为纽带。只有肝木克土、水不涵木，涉及肝系筋膜。

九是五脏六腑宜通的生理特点。

十是气血津液精有不通、太通、亏损三种病理改变。

上述提法，有的是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总结或发挥，有的则是他个人的独特见解。

吾师一生研究病机、治法、方剂，自著、主编、参编中医著作七部，共二百余万言，堪称洋洋大观。其中，《中医病机治法学》《中医治法与方剂》是他以一人之力，呕心浙血而成的专著。

《中医病机治法学》在 198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后又在日本国内的医学杂志上连载。

《中医治法与方剂》迄今在国内已发行近百万册。第三版，由我校韩国留学生徐文俊译成韩文，已在韩国正式出版。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在三版《中医治法与方剂?前言》中说：“只要我还一息尚存，便抱定锲而不舍的信念继续研究下去。”现该书已经连续出了五版，每一版都有不少内容上的修订和充实。真是志士暮年，壮心未已，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吾师自幼受中华传统教育甚深，始终信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道德规范。体现在具体生活中就是：

热爱事业，忠于职守——数十年兢兢业业地坚守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上，无论多么劳苦，多么清贫，都无怨无悔地为中医学术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尊敬长者，爱护晚辈——对家乡父老、学术前辈恭敬有加，对青年学子，则鼓励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早成材，快成材，成大材。

言出必行，以诚取信——无论是学生还是患者，凡有求于他，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会慨然允诺，而且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兑现自己的诺言。

仗义执言，敢说敢为——他生性刚直，喜怒必形于色，强烈主张当为者，要不畏权势，勇敢执着地去做；不当为者，决不见利忘义，胡作非为。无论是对上司或是学生，凡错误的东西，绝不阿附，绝不姑息，必厉声相向，严辞抨击。对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不公不平之人之事，尤切齿痛恨，无论其位有多高，权有多重，他都会奋不顾身地怒声谴责，直面抗争。在日常生活和课堂教学中，一有机会，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忧愤之情，溢于言表，不时流露出廉洁奉公、嫉恶如仇、舍生取义的凛然正气，确是神峻气烈、铁骨铮铮之士。

谦虚谨慎，礼貌待人——与其刚烈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同道、同事的谦恭揖让和对患者的无比仁爱。

在学术研究中，既不妄自菲薄，更不妄自尊大，提倡多向别人学习，多向古人学习，在与人相处时，总是处处为别人着想，宁可委曲求全，绝不损人利己。

他视儒家礼教为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不仅自己努力学习，忠实继承，还积极倡导以儒家道德标准对全社会进行广泛的思想品德教育，让人们知礼而乐道，在渴求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也追求高雅精神生活和科学文化进步。只有这样，一个民族的进步才能水有源，树有根，常盛不衰！

在临床上，他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从无高低贵贱之分，无不尽心诊治。遇绝望者，则热情鼓励；遇悲愁者，则温情抚慰;遇贫弱孤残者，则或免收诊金，或助以药资，或上门服务。义风高扬，每令患者感激涕零，俯身拜谢。遇此情景，他总是仓皇挽扶，款款送别，万千感慨，尽在摇头叹息之中。遇有以财物相酬者，他必固辞不受。

如：一老妇患慢性肾炎多年，微薄积蓄耗尽，1994年8月病情复发，因无力支付住院费用，待毙家中，后求治于吾师，吾师慨然允诺，每次步行数里前往诊治。因其面色苍白，舌淡，脉结代，吾师先后以炙甘草汤合真武汤化裁治疗月余，使患者得以康复。其间凡数往返，虽烈日、风雨，绝无懈误。且未收取患者分文诊金。患者全家感激不已，每逢节日，必举家前来吾师家中拜望。

再如：王某，52岁，1985年4月3日因急怒倒仆，不省人事。经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抢救脱险后，遗留右半身不遂，头部沉重昏痛，检查诊断为脑血管痉挛，住院2周无效。转入某医疗机构续治2周，仍无效。5月初求治于吾师，吾师以黄芪 120g、当归 10g、川芎 10g、白芍 60g、红花 10g、桃仁 12g、地龙 30g、附片 30g、干姜 10g、白术 12g、茯苓 15g、牛膝 30g、葛根 40g、全蝎 10g治之，水煎服，1日1剂。服10剂后，头痛愈而颈痛难忍；续服10剂，颈痛止而腰痛甚剧；再服6剂后，腰痛霍然而愈，诸症尽解。为对其精湛医术表示酬谢，患者登门以千元酬谢，虽苦苦剖白意出至诚，吾师终不肯受。

即使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他仍一如既往，安于淡泊清贫，洁身自爱，晚节自珍。慕其医术医风，自费前来向他学习的青年中医，累计不下数百，他仍是一文不取，而且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宝贵经验倾囊相授。他常说：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也是中医事业的未来，如果没有一大批有志于中医事业的青年中医迅速成长，中医就不可能有辉煌未来。如果中医事业都衰落了，区区一点个人经验又有何存在价值？只有把个人经验传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继承，去发扬，才能真正起到长江后浪推前浪，促进学术不断进步的积极作用。一个中医专家的高远眼光，博大胸怀，坦露无遗。亮节高风，堪为后学师表。

——本文摘自《陈潮祖临证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