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瑞霭：我的学医之路
鉴于成长的特定时代、特定环境和特定家庭，我学习中医的路径，应该说是经历了四种教育形式：一是家学的熏陶，二是师承教育，三是大学院校的教育，四是自学。这四种形式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但我觉得家庭的影响、家学的熏陶，对我的思想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为我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家庭熏陶和师承教育
我的父亲柴浩然是全国名老中医（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受父亲的言传身教，我从小就告诫自己要堂堂正正做人，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要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认认真真地看好病，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掌握的技术回报给社会。我从父辈那里接受了中医文化，开始了严格而扎实的基本功训练。上学之余和放假期间，先父就教我学国学、练书法。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山西省统招的万荣县中医学徒班，步入五年中医“跟师带徒”的生涯。当时一个班有三十名学生，四位老师。讲课时聚在一起，临证时分别跟师。五年中，每天晨起至上班前用两个小时熟读熟背中医通俗读物和中医经典原文，上午与老师门诊、住院查房和会诊时，侍诊师旁，写病历、抄处方。下午学生们又聚在一起听老师讲课。晚饭后根据自己的学习进程分头自习、背书、写学习笔记和跟师心得体会。当时的课以全国中医学院二版教材为基本内容，由四位老师分别讲述，临床跟师学生分别有自己的定向主跟老师。我主要跟随的是先父。先父治学非常严谨，要求听课必须记好笔记，临证必须写出心得。并且要求先熟读熟背中医通俗读物，背诵的顺序是《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药性歌括四百味》《汤头歌括》《濒湖脉学》《针灸歌赋》等，熟读熟背完中医通俗读物以后，接着熟读熟背《黄帝内经》中的重要部分和《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全部原文以及熟读和部分熟背叶香岩的《外感温热论》《三时伏气外感篇》，陈平伯的《外感温病篇》，薛生白的《湿温篇》，余师愚的《疫病篇》。而且要求中医通俗读物和经典著作的原文要先用钢笔或毛笔抄写成手抄本，然后拿着手抄本熟记背诵。初始读中医通俗读物，因为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有律有韵、易学易记，手抄背诵都比较认真，背诵得也顺利，后来背诵到四部经典著作时，尤其是《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由于文字深奥、语言古朴，熟读熟背时间不长就感到枯燥乏味，理解困难，产生了畏难情绪。先父知道后，严厉地批评我和跟师的几位学生：“你们谁学不好中医经典医著，这辈子就别想端起中医这碗饭。”这次批评，对我来说刻骨铭心，让我一辈子受用不尽。五年中无论春夏秋冬，这种“天天读”却是雷打不动的，每日闻鸡起舞，背诵经典。四部中医经典著作，要逐字逐句地读懂，一页一页地熟记，砖头块一样的书本一天一天，蚂蚁啃骨头似的先啃下来，也如同牛吃草一样，先将青草囫囵地吃下去，准备日后再逐渐反刍、消化、吸收——这就是先父要求的学习中医的“童子功”至今尚能背诵如流的“童子功”，让我受益终身。毕业之际，学徒班按照中医学院的教程系统不仅学完了全国高校第二版中医教材（五学院教材），而且熟读熟背了中医通俗读物和中医经典原著。
我初学经典医著以《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为先后次序。每一部经典都是先读原序，再背原文，按照原文的次序熟读熟背。而且每天读背新的条文，复习旧的条文，每学完一章然后总复习。在日后的临床中，依靠熟记经典的功底，不断消化，并运用于临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反思先父要求的学习方法，虽属传统的师授形式，是特定的文化氛围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毕竟是又一条登堂入室的路径。他力主在精力充沛、记忆力强的青少年时期学习中医，及早多背一些书。一是“浅显”的如《医学三字经》《药性歌括》《汤头歌括》等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的入门读物，二是“看家”的如《内经选读》《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言简意赅、文理深奥、辨证性强的经典著作。初学者虽难深解，但日久必有新悟。现在有系统的中医教材，“浅显”的读物不必泥古，但“看家”的经典著作还是以背诵为好。只有打下深厚的医学功底，才能在临证中终身受益。
五年的师承教育，我一边系统学习中医院校二版教材，一边熟读中医通俗读物和中医经典著作，一边跟着老师门诊抄方、书写病历，并时常跟着老师查病房、会诊病人和出诊。先父每上一个门诊大约要诊治50～60位患者，一般的患者由我们五个学生侍于师旁分别写病历抄处方，特殊的病例先父亲自用毛笔书写病历和处方。这期间有两件事对我印象深刻。第一件事是在学习的第三年，也就是在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时，我第一次跟先父救治急危重病。当时一个公社卫生院收治了一位67岁的范姓农妇，西医诊断为脑中风（脑危象），昏迷了3天不醒，高压仍为190mmHg，用硫酸镁等（当时的药物不详），仍然意识昏迷，邀请先父出诊。由于病情危急，当晚22时，我即跟随先父到20里路以外为病人会诊。先父望闻问（病属）切诊过病人，只说了一句“风寒犯脑”。处了一张方子，为《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附方：《古今录验》续命汤加味。处方后急令煎药，23时患者服下药后得津津汗出，4小时后病人苏醒，半身偏废继治（略）。虽然当时我对中医还是一知半解，但是已经认识到中医救治急危重病的效果非凡，只要辨证精当，就能“出奇制胜，斩关夺命”。第二件事是一位68岁的李姓患者，西医检查诊断为支气管肺炎合并心力衰竭，但抢救无效，病情危重，急请先父往诊。患者素体阳弱，时在严冬，感受风寒，早晨七八时许，恶寒达40分钟左右，炉火不暖，覆被不温，牙关抖颤，言语不清，但不发热（体温36.8℃）。9时许恶寒好转，但仍不时恶寒，咳嗽胸闷，气短急促，有少量痰液，清稀色黄，咳之易出，口觉黏腻，不欲饮食，大便稀溏，舌边尖青紫，舌中心无苔，脉象浮紧而促，心率120次/分，伴有间歇。先父根据《伤寒论》太阳病脉证并治中“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恶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用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调和营卫，温经扶阳，鼓邪外出，以挽危象。一剂药后病情转危为安。学医之初，跟随先父救治急危重症和外感热病的经历不仅使我学到了中医救治急危重症和外感热病的技能，锻炼了救治急危重症的胆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我树立了中医救治急危重症和外感热病的信心，认识到了中医治疗急危重症和外感热病的特色和优势，奠定了我敢治急危重病、善治外感热病的基础。尤其是先父扎实的理论基础、娴熟的经典理论、熟练的临床技能、过人的处治胆识，以及临危不乱、有胆有识、沉着自若、随变应对的气魄，影响了我一生。使我认识到一名中医不但要会治多发病、常见病，而且要会救治急危重症和外感热病，把自己培养成为一名临床实战的中医全科医生。
少年的家庭熏陶和五年的师承教育，使我有了较深的三点感悟。
（1）学名医，首先要学好做人
先父常说：“一旦选择了学中医这一治病救人的职业，便要一生笃志立行、自强不息。要学好中医，必须专心致志，更要有献身精神。将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作为自己一生的圭臬。”从老师那里不但要学习治学的态度和精湛的医术，还要学习树立“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的责任心和爱心。
（2）跟名师，不但要学习名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更重要的是掌握名师的治学方法
我体会到，跟名师不但要善于总结老师在临床的诊疗规律、用药规律，要善于学习老师的辨证思路、用药技巧；还要不断地总结积累、分析体悟，领悟和总结老师临床经验的规律和学术思想的精髓；更重要的是学到和掌握师承学习的治学方法。“学无捷径，学无止境，贵在于勤，贵在于恒。”先父常用朱熹的一段话“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也”来告诫学生。并要求学生做到四勤：
②勤问：学问二字，缺一不可，学必要问，问才长学。先父要求学生学问要诚，不懂就问，切忌不懂装懂，浅尝辄止。跟师临床时，遇惑即问，因为师承期间，跟老师朝夕临诊、耳熏目染、口授心传、个别指导，可使学生较快掌握生疏的、不会的和难懂的知识，少走弯路，这是快速掌握知识的最佳途径。曾经跟先父临证时，门诊一位患微饮的病人，临床表现为胸闷痹闭，胸中气塞，时有短气，大便微干，老师根据《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枳姜汤亦主之”，认为是微饮阻肺，肺失宣降，处以茯苓杏仁甘草汤（茯苓24g，杏仁12g，炙甘草6g），又在方中加了4.5g大黄。当时我们几个跟师的学生问：“此病既然是痰饮阻肺，肺失宣降，用茯苓杏仁甘草汤就行了，为何还要加少量大黄？”先父笑着说：“肺与大肠相表里，虽然仅见大便微干，用少许大黄只是通降腑气而不荡涤大肠，腑气通降了，肺气也就肃降了，通降腑气是为了肃降肺气，肺气宣降，饮邪得化，病也就痊愈了。”结果一剂药病情减半，大便正常，去大黄再用二剂而身体痊愈。
③勤悟：对老师临床学术经验不但要对照中医理论或经典条文领悟，还要结合临床老师所讲和学生所问，不断品味，咀嚼消化，用心体会。要做到有闻必录，有闻必思，有疑必问，不断感悟，才能心领神会，才能在随师门诊、查房、会诊过程中，充分得到继承。
④勤总结：临床跟师带教的实践过程，就是一个对老师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积累的过程。每一个临床经验、每一个学术思想、每一个病案心得、每一个学习体会，由简到繁，日积月累，则可领悟摸索出老师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规律，继而得到全面继承和发展。
（3）学中医，必须要熟读经典，做好临床
要想学好中医，做一个名医，就必须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在学习教科书的基础上，熟读中医经典。学好四部经典著作，是学好中医的基础。经典学不好，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古今诸多名医，除大症，起沉疴，都与他们精读中医经典著作等深厚的文化功底分不开。一个好的中医，一定要熟读经典、做好临床、敢治大病、会治大病。因此在1982年秋，我在《伤寒论》扉页上为自己写下：“医海浩瀚仲为宗，字里行间我重游，扶伤起疴今生事，术不惊人誓不休。”
2.院校教育
我认为：人生如大海，出海愈远，然后愈感到其浩渺。一个人在自己已掌握科学文化的基础上要不断地吸纳所有的科学文化成果来充实完善自己。一个中医人也要如此，从不满足、孜孜以求、不断索取、充实自己。
随着“文革”的结束，1977年各大专院校的教育制度得到恢复。1978年，我参加了北京市中医师资进修班，由北京的各大名家名师讲授四大经典，期间由全国著名的中医教授任应秋、马继兴、王玉川、王为兰、马雨人、吉良晨等专门授课，使我的中医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而且还利用余暇听取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报告。1984年又深造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主要学习《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各家学说》《病案学》等，期间又深得刘渡舟、赵绍琴、王绵之、程士德、印会河、郭荫楠等十多位著名专家、教授在课堂上的谆谆教诲和临床上的指点迷津，使我对经典的理解更加深入，治病的医术更趋精湛。两次赴京深造，我最大的收获和体会有以下四点：
（1）重温经典，深化体会
两次学习的收益不仅使我的中医理论得到升华，而且使我对中医经典著作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此时，每打开一书都有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意境。对每部著作都记有课堂笔记，对每部著作都写有学习体会，对跟名师的临床所见都写有临床心得，并且此间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临床体会撰写成论文。如学习《内经》后写的“试论‘魄门亦为五脏使，水谷不得久藏’的临床意义”；如学习《伤寒论》后写的“〈伤寒论〉栀子豉汤类方得吐机理探讨”；如学习《金匮要略》后写的“甘草泻心汤的双向调治”；如学习《温病学》后写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痢案赏析与运用”等。
（2）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通过两次学习、进修、深造，我在学习领悟、临床体会和已经掌握的医学知识基础上，又吸纳了各位名家和专家教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如陈慎吾先生对《伤寒论》的独特见地，像第96条小柴胡汤证与第103条桃核承气汤证的体会，用“新瘀血证象少阳”来解释前者有胸满；用“久瘀血证象阳明”来解释后者有结痛；用“强人伤寒发其汗，虚人伤寒建其中”来说明人体感受外邪后，因体质的强弱不同而形成的病机亦不同，治疗的方法亦不同。雄辩地说明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根据内因而起变化的哲学思想。如任应秋对《内经》病机十九条的精辟解释，“把古人从实践中对疾病的某些同类证候，概括地归纳于某一病因或某一脏的范围，作为辨证求因的依据。”如赵绍琴用药最多不过七八味，药少量轻，但疗效很好。治病善理三焦，用方选药，每每上、中、下各选一味，然后根据病情再稍事加味，如三子：苏子、莱菔子、韭子；三花：菊花、旋覆花、金银花；三仁：杏仁、蔻仁、薏苡仁；三石：石膏、寒水石、滑石；三皮：桑皮、陈皮、冬瓜皮。再如刘渡舟临床治病善抓主证，他曾治愈一门诊患者，患者主诉每日呕吐，午后微热，便处以小柴胡汤。如郭荫楠善用前胡、枳壳、桔梗、杏仁四药配伍，宣开肺气，以畅气机。如王绵之治病善补脾胃，缓调脾胃，喜用芪、参、苓、术，少佐砂、蔻之辈，认为“霸道有近效，王道无近功”。如王为兰讲汪逢春老先生治湿温十法等等。我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四部经典为基石，在不断继承先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和吸纳各名家所长，孜孜不倦地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融家学师承、自身感悟、名家所长于一炉，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3）治学严谨，一丝不苟
在北京期间，许多老专家、教授的治学态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岳美中老先生，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每天把自己的作息、工作、看病、读书、写作都用时间表具体安排。治学，忠诚于学术的真理，直至系之以命；临证，真诚地对病人负责，此外绝无所求。尤其是“除大症，起沉疴，必于仲景书中求之”的教诲影响着我“读经典，做临床，救危重，辨疑难”。再如北京中医学院王玉川教授治学也非常严谨，他的一句话“做学问，必须是前人所没有，后人所必须”，把别人的观点拿来拿去，把别人的文章抄来抄去，只能是浪费自己，也耽误别人，与己与人都无益。这些都一直影响着我后半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精神。
（4）多读医案，与己以巧在北京中医学院进修期间，由于开设医案学课程，而且此时没有繁重的临床任务，因此我常常抽闲去图书馆读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名家医案，对我来说在学完中医基础理论，熟读中医经典著作，再经过中医临床实践，然后又静下心来多读些名家医案，使自己有了新的体会：“作为一个中医，必须要会做临床，要做好临床，看好病，就必须多读古今名家医案。多读医案，能与医者治法之‘巧’。多读名家医案，结合临床细心揣摩，不仅能获得名家心法，还可启迪临床思路，可以使你临床左右逢源，别有会心。”
两次深造重温中医经典，使我提升了认识，体会到要学好经典，必须把握以下三点。
之一：学习中医必须学习中医经典。要成为一名中医，尤其是要成为一名临床经验丰富的名中医，学习经典医著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中医不读经典就做不好临床，更不会治大病、治急症、治重病。熟读熟背经典著作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最大的毅力，用最笨的办法，死记硬背，而后逐渐反刍、消化、理解、运用。
之二：学习中医经典必须是读原著，要回到最初的原点，学习和理解它的原本思想。例如我们学习东汉时期的《伤寒杂病论》，因为历史已经发展了两千年，我们要学习和理解《伤寒杂病论》首先要让原著回到它最初的原点，用最朴素的思想，还原它最原本的面目。只有这样才能学习和理解好《伤寒杂病论》，才能了解张仲景真正的思想和《伤寒杂病论》的真正含义。“只读原著，不读注释”这也是先父当年对学生的教诲。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自己的解读和心得。学习《伤寒杂病论》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在初学时，去学各家注释，众说纷纭，无所适从。一百种解释，那是大家们对《伤寒杂病论》的发挥。然而，初学者，必须学习原著，学习原著才能了解张仲景的原本的思想。因为，张仲景的医学思想只有一种，这就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本来的思想，至于后世对《伤寒杂病论》的发挥，那是后世学者对张仲景学术思想的诠释和发展。严格地讲那不是张仲景的，而是后世学者的。张仲景的思想，就是《伤寒杂病论》原本的、原汁原味的思想。因此老师主张初学《伤寒杂病论》要读原著，尽量去了解张仲景原本的思想和内容。要按顺序逐篇逐条地去读，才能真正读出张仲景的原意。我非常欣赏这样一句话：“夫学书之初，不得不师古，此乃手段而非目的。临古者所以成我，此即接受遗产，非可终身与古人为奴也。”
之三：学习中医经典医著，并非想象的那样难，方法可贵亦可畏，必须要得法。学习方法正确了，那也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越是高深的东西越浅显，越是简单的东西越明了。清代医学家陈修园说：“医门之仲景，儒门之孔子也。”《论语》中孔子的思想高深，但他讲得非常浅显，文字非常简练，理解时一目了然。《伤寒杂病论》也一样，医理高深但很浅显，文字简单但很明了。只要有较好的文、史、哲功底，学习起来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3.终身自学
我认为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启蒙老师、学校教育、名师指点都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终身自学。我早年师承全国著名中医学家柴浩然，后又深造于北京中医学院和北京市中医师资班，奠定了学习中医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实践基础，但我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始终坚持自学。我常以《易经》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君子自强不息，终日乾乾。”因此，要求自己一生都要学习、一生都需探索、一生经常总结、一生不断提高，尤其是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运用不断在学习中提高。直到几十年后，我还是把认真学习中医的经典著作与娴熟运用经典著作中的思想和方法，作为一个名中医的必修课。学习中医经典的提高过程，也就是终身自学，不断认识，不断升华的过程。
总结从“读经典、做临床、用经方”到“再认识、再创新、再升华”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熟读经典，运用经方。
十八岁时，就按照启蒙老师（父亲）的要求，熟读熟背了《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和《黄帝内经》部分内容。等到初涉临床时只是靠着熟读熟背经典原著和条文的基本功，对其中有些内容只是生吞活剥，有些部分没有消化，没有反刍，只停留在对经典的熟记和掌握这个阶段。以《伤寒论》为例，这一阶段运用经方的体会是：抓好主证，注重兼证，洞悉变证，不可小瞧夹杂证，时刻注意禁忌证，认真把握经方的配伍和用量，严格掌握煎服法，同时注意方后小注，遵循原著的思想，认真运用经方。凭借着坚实的基本功在临床中运用经方。如1971年治一樊姓26岁男性悬饮（右侧渗出性胸膜炎）患者。当时正值“文革”中间，医院的工作秩序不正常，患者未能住院，我即单兵作战，纯用中药治疗。来诊时患者已病月余，虽寒热已退，右胸胁抽痛、刺痛已减，但钝痛、憋闷、气喘明显，患者呈重症病容，身体消瘦，肌肤甲错，体质尚实，只能右侧卧位，转体时咳喘加重，呼吸困难。舌红苔白，脉象偏弦，X光线显示：右侧胸腔积液上缘达前第二肋间（胸腔积液约300mL），叩诊浊音，呼吸音消失。西医诊断为：右侧渗出性胸膜炎。中医诊断为：悬饮。辨证系水饮壅盛，胸胁积水，治当峻逐水饮，即用《伤寒论》十枣汤峻攻（大戟、芫花、甘遂各3分，研成极细末，肥大肉厚红枣10枚去核煎汁纳入药末，早晨空腹温服），药后1小时腹中雷鸣，约2小时左右即大便稀水数次。隔日1剂，连服3剂，药后憋闷、咳嗽、气喘显减，呼吸顺畅，纳食增多，但钝痛、刺痛明显，连及胁背，故又继用《温病条辨》香附旋覆花汤加味5剂，宣肺疏通肝络，驱逐胁下水饮。药后胸胁疼痛减轻，但觉胁痛掣背，身体疲乏，大便溏薄，轻微往来寒热，舌红苔薄，脉象弦缓。又更以《伤寒论》柴胡桂枝干姜汤加味5剂和解少阳，温阳化饮。服药后寒热解除，胁痛减轻，偶有咳嗽，少量白痰，大便偏溏，再即以《金匮要略》苓桂术甘汤和人参汤加味温化痰饮、健脾扶正以善后。使胸水吸收，诸症皆除，纳食正常，体力恢复，悬饮获愈。X光线显示：右胸胁粘连增厚，嘱其经常深呼吸常运动。
经过第一阶段运用经方，临床不断娴熟，认知不断提高，通过主证、兼证、变证、夹杂证、禁忌证的辨识，完成了辨识病证这一部分。在第一阶段的五年后，临床实践得多了。根据“熟读经典，运用经方”的方法，确实治好了不少病人，找治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随着临床病人的增多，我也发现病人患病绝不完全是按照书本上所学所记的“对号入座”，医生也不可拿着书本在临床上“按图索骥”。正像南齐禇澄《禇氏遗书·辨书》中说：“师友良医，因言而识变；观省旧典，假鉴以求鱼。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则无愧于古人。”这几句话用于对《伤寒论》的体认最为深切。其中“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在“读经典，做临床”时更须仔细玩味。
通过第一阶段的辨识病证，第二阶段更应该辨识病因病机和病位。“知病”的前提在于博涉，博涉才能“见病知源”。《伤寒论》是辨证论治的典范，全书397条，大多数条文是补泻并施，升降兼调，共奏清化湿热毒邪，斡旋中焦气机之功，使病证相反或病位相悖的多种疾病，均以调治中焦而获痊愈。
第三阶段：掌握原理，扩用经方。
二十年后有了第一二阶段运用、活用经方的经验，可以说临床应用经方已经到了轻车熟路的境界，但我仍对经方孜孜以求，不断研究。也深刻地理解了张仲景在《伤寒论》原序中所说的“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伤寒论》不可能论述所有的疾病，但只要把《伤寒论》的原理弄懂了，把仲景辨证论治的思想掌握了，遇到任何疾病，都可通过辨证论治，按照中医的治病原理，想出适宜的治疗方法，就能不断地发展张仲景的思想。因此我又提出了第三阶段“掌握原理，扩用经方”的思路。我认为只要掌握和通透了《伤寒论》原著和经方的原理，就能在《伤寒论》的基础上掌握、运用、发展张仲景的医疗思想，就能在临床治病中游刃有余，扩大经方的运用范围。如1986年治疗一例十余年不愈的两下肢皮肤寒湿疮疡案，患者表现为疮疡破溃，不时流脓，疮口色泽紫暗，周围肤色苍白，我即根据《金匮要略》治疗肠痈脓已成的原理，重用薏苡附子败酱散（炒薏苡仁90g，熟附子10g，败酱草45g）借以治疗皮肤寒湿疮疡。期间的体会是：薏苡附子败酱散是治疗肠痈已成脓，看似与皮肤寒湿疮疡无关，但按照中医的思辨原理，二者均是化脓疮疡案，均为寒湿瘀血互结导致，因此用薏苡附子败酱散治疗，剂而愈。
4.切磋技艺
我非常喜欢“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也是我一生求知的态度。求知和提高的另一个途径就是与同道切磋、讨论、探讨。学医之初，除了不懂的、不会的、不清楚的向老师请教外，学医期间还常与学生共同讨论疑难的、不会的问题，常常因为一个问题得不到结论而讨论得废寝忘食。如学到《伤寒论》第19条“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之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时，我们几个同学直至讨论清楚条文中以“酒客”说明酒湿内留、郁久化热来喻湿热稽留中焦的人，因湿热内盛，不可再用辛温的桂枝汤，以免火上浇油，导致变证方才罢休。毕业以后，经常与同道因为一个理论观点或一个疑难病例反复讨论，直到有了结果为止。如与一个同道，在横向讨论张仲景的用药规律时，就麻黄汤（麻黄、桂枝、杏仁、甘草），麻杏苡甘汤（麻黄、杏仁、薏苡仁、甘草），麻杏石甘汤（麻黄、杏仁、石膏、甘草），三方仅一味药之差，分别治疗伤寒表实，风湿在表和外有风寒、肺有郁热；苓桂术甘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苓桂枣甘汤（茯苓、桂枝、大枣、甘草），苓桂味甘汤（茯苓、桂枝、五味、甘草），三方仅一味药出入，分别治疗脾虚痰饮，欲作奔豚和虚阳上越、扰动痰饮，直至将其内在的规律搞清楚后方才罢休，当时已经凌晨三点。
我有幸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父亲是全国名老中医（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姐姐柴瑞雪从事中医妇科，弟弟柴瑞霁（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从事中医内科，小弟柴瑞震从事中医针灸。因此，每到春节或节假日，我们姐弟相聚的时候，最多的就是讨论中医理论上的难点问题、中医临床中的疑点问题，或者共同讨论一个具体的疑难病例，或者各自谈论一些新近学习和临床的体会，直到母亲几次催吃饭时，我们还都兴致勃勃、言犹未尽。
版权声明：
本文选自佘靖主编《中国现代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柴瑞霭》（柴瑞霭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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