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入室

先父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刘彤献是邑中有名的庠生。父自幼习儒书，青少年时代熟读《史记》《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不少篇章能默背成诵，对古汉语有较扎实基础，曾在邑中私塾任语文教员。在教课之余，刻苦自学中医，十载春秋，从未间歇。后学有所成，族中人有病，即热情治理。乡间凡有修桥补路之事，只要力所能及，均乐于慷慨解囊相助，故深受乡里群众拥戴。其后周围群众有病，也常常登门求医，先父对来者不拒，尽心尽力而为，遂声名鹊起。一九二二年迁居广州市开设诊所正式悬壶济世，并先后在广州各中医院校讲授伤寒、温病等课程。先父自学中医，遵循了先易后难的原则。他首先学习清·汪昂《汤头歌诀》，方法是熟读，背诵，反复临床实践。打下一定基础后，再逐步学习《灵枢》《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热论》《温病条辨》等。这些书他先后读了多遍，在读过的书上常加眉批、按语，其中常常谈及他自己的实践体会。如在温病书上一条批语是：“瘟，即战时疫，饥馑疫，传染最速，发作最重，用药必大剂频投乃可挽救。”对一些文章警句，更不吝动手抄录，并用蝇头小楷加批，日积月累，抄本盈尺。

主张学中医应抓住精华

先父认为，祖国医学的辨证，就是分析、辨认疾病的症候。证是疾病的反映，有是病，则必有是证，因证识病，简称辨证。但是病变百出，有发于局部，有发于全身，它所表现的症候，有单纯，亦有复杂，不一而足。怎样辨别呢？古人把一切疾病，归纳起来分类立纲，然后辨认。如《伤寒论》六经辨证，《温热论》卫气营血辨证，《金匮要略》脏腑经络辨证等。这样辨证，简明扼要，按图索骥，可使病无遁形。若再进一步把上述几纲统一起来化裁加减，为整体局部病症另立纲领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然后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以进行综合分析，于一群症状中，辨别谁是主要病症，谁是伴有病症，然后抓住主要病症，对病处方，对症下药，分别使用开、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解决主要病症，主要病症一解，则其他各病症亦迎刃而解，这就叫做论治。先父认为辨证论治要紧密联系，一气贯串下去，才能尽医疗之能事，此外，单纯者易治，复杂者难医；八纲之中，常有表里相兼、阴阳错复、寒热混淆、虚实互见等表现，以及合病、并病，故临证时应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即具体病人具体分析，灵活掌握辨证论治。

主张寒温结合

先父擅长伤寒、温病。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就归纳整理历代温病学说，编写华南国医学院《温病学讲义》，该讲义是当时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亦是后来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和广州中医学院建院初期较好的教材之一。他认为温病学是研究时行热病的科学，轩岐、仲圣首开其端，历代名家发扬于后。温病学说，源出《内经》。《素问·热论》说：“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伤寒二字，是外感的总称。前者气未甚热，所感者为温；后者气已大热，所感者为暑。先父编《温病学·序例》说：“暑者热极，重于温也。由此观之，可见暑与温，同属热病，故古人称温病为温热。”“刺热”“评热”等篇，论热病最详。《伤寒杂病论》对伤寒辨治，不厌其详，而独于温病，则只提到“发热而渴，不恶寒为温病”。寥寥数语，有论无方，可能是原书历代散失，王叔和搜求残篇缺漏所致。但对热病的诊治，则理法详明，白虎、黄芩汤可作明证。故他认为研究温病学，必先研通伤寒，将其治热病的理法与治伤寒对照，同中识异，异中识同，临床中才不致茫无头绪，顾此失彼。故后世温病学说，应当说是在伤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代中叶，吴门叶天士出，以善治温病名震一时。他本人积累之经验，以《内经》《伤寒论》作依据，著《温热论》《三时伏气外感篇》，创造学说，独树一帜。章虚谷称为识温病之源而明其变化。此外，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陈平伯、余师愚、雷小逸、俞根初、吴锡璜、何廉臣等温病名家均有著作。先父认为他们都有精深的理论，丰富的经验，各有特色，也有粗杂见解。他对上述诸家著作做了综合研究，认为吴鞠通《温病条辨》一书，研究湿温得其精要，运用临证指南方药，切中病情。王孟英辑著医书五种，阐述伏气与阴虚，风温与痰火，立论正确，有真知灼见，切合实际需要，而选方用药，微妙精细，丝毫不苟，对于危难重症，确能立起沉疴，此皆可传之基本典籍。他学习温病除从书本借鉴前人经验外，更重要的是在临床实践中注意体会。如在一九五七年他带领广州中医学院教师和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到广州市传染病院参加乙型脑炎抢救工作，运用温病学说进行辨证论治，疗效良好，后遗症少。他提出本病是由于外感暑热之邪或挟风挟湿，损伤人之气分以及内陷营血所致。临床上将本病分为轻热期、高热期、昏谵期、痉厥期、衰败期等五个类型进行辨证论治。还特别提出热势壮盛者清凉解热，或佐以透风渗湿，必须重投石膏、佐以知母，常用药物有黄芩、栀子、连翘、淡竹叶、甘草、薄荷、玄参、生地、知母、石膏，并送服万氏牛黄清心丸。热势若昼轻夜甚，谵语神昏者，急需芳香开窍，解毒通神，可用“三宝”（即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重用犀角，或佐以黄连，常用药物有黄连、淡竹叶、连翘、玄参、麦冬、犀角等。热极动风、发生痉厥者，应重用钩藤，配合羚羊角、杭菊、桑枝、地龙干、甘草、白芍等。若热病后伤阴，则宜补气养阴方法，用西洋参、麦冬、甘草、石斛、木瓜、谷芽、莲子等。总之，要灵活运用，辨证用药。五十年代国内刚开始中西医结合治疗乙型脑炎，当时对此病的认识尚肤浅，他提出这些见解，在防治工作中起了促进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先父治学，主张执简驭繁。如对温病，主张只分四类：温热、燥热、风温、湿温。另有四夹：夹痰水、夹食滞、夹气郁、夹血瘀。其他分类概以繁琐混杂，摒而不论。其辨证论治，则以叶天士卫气营血为纲，以病统症，对症拟方。于是纲举目张，条分缕析，阐明其理、法、方、药。他编写的《温病学》讲义和《温病知要》，可称为温病辨证指南，学生大都认为易学易用。寒与温结合问题，是他学习中医基础较为牢固之后，专心攻读伤寒、温病，先读伤寒以明确认识外感热病之源，后学温病以知其流。读伤寒分两步走：第一，熟读伤寒条文，全书熟背，以宋本《伤寒论》为蓝本，主要参考《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并浏览其余，以广见识，阅读时对原文逐条分析、体会；第二，联系实际，既借助书本提高理论水平，又不受书本束缚，在临床实践中研究疾病的发展变化规律，把书本知识和临床实践结合在一起，在实践中验证其得失关键，加以总结提高。先父根据历代著述，认为伤寒、温病有互补之妙，绝无对立排斥之意。温病卫气营血是从伤寒六经简化出来的，所以同出一辙。《伤寒论》治热病之方即治温病之方，故从源流看，温病是从伤寒发展演变而来的，这种学说在伏气温病中理论发挥得较为透彻。同时，伤寒与温病都是外感发热性疾病，在辨证上虽分寒热两大类型，但是它们的传经变化是相同的，故寒与温是可以结合起来认识的。源流同，实践亦同。例如肺炎一般属温病范畴，用卫气营血辨证论治。肺炎早期用苇茎汤加杏仁、滑石，后期用白虎加人参汤，这是一般规律。若严冬发病，常里热虽重，但外寒束缚不解，可用太阳兼内热证治法，方用大青龙汤加减化裁。若内热潜伏不显，面色苍白，肢冷脉微，气喘鼻煽或喘不得卧，宜回阳救逆，用参附汤，待阳回再议治法。他很赏识清代程国彭（钟龄）在《医学心悟》里将《伤寒论》的病理总括为“寒热虚实”四字，并从四字伸引为八句：“有表寒，有里寒；有表热，有里热；有表里皆热，有表里皆寒；有表寒里热，有表热里寒。”人之感受外邪，虽是同一疾病，但寒热变化不一，虚实也会有不同，故不能以寒温学派不同而有所偏废。故学伤寒者，必须熟识温病；学温病者，亦必须通晓伤寒。他很敬佩温病学派代表人物叶天士、吴鞠通的治学精神，认为他们能推陈出新，在仲景《伤寒论》的基础上，补充发展了温热病学的理论体系和辨证论治。并认为伤寒与温病，同属中医温热病学派，故主张伤寒、温病的寒与温结合，融会贯通。

挖掘古方治疗内科杂自学入室

先父除擅长流行性热病温病、伤寒外，且精于内科，善于运用古方治疗内科杂病。如运用吴茱萸汤治疗厥阴头痛，桂枝人参汤治胃病，猪苓汤治水肿、四乌贼骨一蘆茹丸合四逆散治胁痛，失笑散合独圣散治关格，失笑散合四物汤治痛经等。他的诊病，辨证准确，用药精简，药味不多而疗效好。应用中医传统辨证方法，参考西医诊断，立法严谨，一般处方少则二三味，多则七至九味。如一例关格病人，自诉上腹痛已一个多月，其痛在饥饿之时，食后又觉腹胀难受，因此不欲进饮食，多食则吐，小便闭，大便干结难通，舌质紫暗，舌苔微黄，脉弦带涩。西医诊断为幽门梗阻。中医辨证为关格（气滞血瘀）。以行气活血、祛瘀通幽为法，予失笑散加山楂肉、桃仁、赤芍。五剂症状全消而无复发。他认为山楂肉有化恶血、消食滞之功能，单味为方，名独圣散（《医宗金鉴》），可消除胃肠心脾之瘀滞。失笑散之蒲黄、五灵脂，有化瘀通脉、散结止痛之功能。再加赤芍，桃仁活血去瘀，组合成方，药味虽简，但却具行气消滞，活血化瘀之力，用以治关格不通之病症。此外，他在辨证基础上使用单方验方也有独到之处。如常用《内经》四乌贼骨一蘆茹丸治肝病，或单用蘆茹治疗慢性肝炎和早期肝硬化，亦有良效。原方由四味药组成，即四份乌贼骨、一份蘆茹，以雀卵为丸（制成小豆大），用鲍鱼汁送服。目前雀卵、鲍鱼已不常用，分量也不是四比一，但临床上疗效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