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成：生麻黄6g，生石膏15g，杏仁9g，羌活15g，葶苈子15g，贯众15g、地龙15g、徐长卿15g，藿香15g，佩兰9g，苍术15g，云苓45g，生白术30g，焦三仙各9g，厚朴15g，焦槟榔9g，煨草果9g，生姜15g。

治法：宣肺透邪，解毒通络，避秽化浊，健脾除湿。

协定方加减法

①恶寒发热、背痛、体痛者，加桂枝9-30g；恶寒重、无汗、体温39度以上，重用麻黄9-15g，加芦根30-120g，生石膏30-90g，知母15-30g；往来寒热加柴胡15-30g，黄芩15-30g；乏力明显加黄芪15-30g、人参6-9g（若无人参，党参9-30g）。

②咽痛加桔梗9g，连翘15g；干咳重加百部15-30g，蝉蜕9g，藏青果9g，苏子9g；喘憋加炙紫苑15-30g，炙冬花15-30g，炙杷叶15-30g，葶苈子加至30g；咳血加仙鹤草30g，紫草15g，三七粉3g（冲服）。

③痰多色黄或咳痰不畅，加瓜蒌仁30g，黄芩15g，鱼腥草30g，连翘30g，板蓝根30g。

④纳呆重，加莱菔子9-15g，陈皮15g；呕恶重，加半夏9-15g，黄连3g，苏叶9g，生姜加至30g。

⑤腹泻，加黄连6-9g，生姜加至30g，重用云苓至60-90g。

⑥便秘，加枳实10-15g，生大黄6-15g。

⑦舌红或干，加莲子心6g，麦冬30-90g。

⑧舌绛红加生地30g，赤芍15-30g。

⑨四肢逆冷、汗多、气促，或神昏，舌淡暗或紫暗，脉细数，加人参9-15g，淡附片9-30g，山萸肉30-90g，干姜15-30g,桃仁9-15g，三七3-9g。

服法：日1剂，水煎服，日3次，早中晚各一次，饭前服用。

注意事项：

1、此方为仝小林院士与湖北省、武汉市专家讨论后拟定的新冠肺炎病人疑似者推荐的通用方。适用于临床诊断为新冠肺炎疑似者。应用时要结合病人实际情况和当地气候、物候条件，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辨证施治，随症加减。此方仅供执业中医师参考。应用时必须由具有中药处方资质的执业医师对症后处方，在职业中医师指导下，根据病情变化，随时调整处方，医生对处方病人一定要登记并随访。

2、老年体弱多病，乏力明显患者应及早加用温阳补气之药。高龄或有心脏病者，注意麻黄用量或不用。

3、重症患者，传变迅速，需根据病情及辨证，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方歌

新冠疑似麻杏羌，

石葶长卿龙藿香。

苍白三仙苓姜佩，

厚朴草果贯槟榔。

在新华社的相关报道（“我们在应对策略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仝小林院士“解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中的中医治疗方案）中，仝院士指出：

《黄帝内经》曰：“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从病位即邪气攻击的脏腑来看，主要是肺和脾，所以在治法上，一定是针对寒和湿，治疗寒邪，要温散、透邪，用辛温解表之法，治疗湿邪，要芳香避秽化浊，这是一个大的原则。”仝小林说。

通过问诊，专家组发现大多数患者有脾胃症状，而且非常典型，如周身倦怠乏力，食欲不好，恶心、呕吐，脘痞胀满，腹泻或便秘等。

“治疗时要注意调理脾胃。应该注意的是，患者体质、年龄、基础病不同，感染疫戾之气有轻重之分，证候可以有所差别。但万变不离其宗，伤阳为其主线。”仝小林表示。

仝小林院士“武汉抗疫方”，为何重用苓术？

茯苓与白术：兼顾补泻的护脾药

仝小林院士“武汉抗疫方”，为何重用苓术？

脾胃病机的进一步分析

与“脾胃”有关的症状是此次疫情的重要特征之一，周身倦怠乏力，食欲不好，恶心、呕吐，脘痞胀满，腹泻或便秘——从中医“脾主四肢”的角度很好理解：

《经络考·四肢》写道：阳主四肢。经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四肢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脾虚则四肢不用。又曰，四肢懈惰，此脾精之不行也。

这段话的意思为：四肢运动是阳气的体现，“阳”是中医理论体现运动的概念之一，而四肢阳气的来源是胃，但胃需要与四肢产生联系才可以将阳气输送到四肢并产生运动，中医的“脾”不同于现代解剖意义上的“脾”，是作为一种输布阳气的动力，就像心脏把血液输布到全身一样，脾气把阳气运送到四肢才能产生运动，这样一来，脾气的不足是周身倦怠乏力的原因，而脘腹胀满等症状则进一步提示或许是“湿”邪导致了脾的病变。

针对病机为何选用白术+茯苓之药对

《本经疏证》对茯苓有如下论述：“夫气以润而行，水以气而运，水停即气阻，气阻则水淤。茯苓者，纯以气为用，故其治咸以水为事……凡此皆起阴以从阳，布阳以化阴，使清者条鬯，浊者自然退听，或从下行，或从外达……茯苓之用，在泄不在补矣”。

这段话即说明，“水停”和“气阻”是两个互相加重的病理要素，气是运化水的工具，水淤会进一步抑制气机的运行而加重病情，则茯苓作为一味淡渗利湿药，虽发挥泄的作用，但功力仍不足，而我们知道《金匮要略》有著名的记载：“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水饮也在此治则的涉及范畴，而茯苓本身不是“温药”，故此处配伍白术，《本草经疏》更是指出其为“纯阳之性”：术，其气芳烈，其味甘浓，其性纯阳，为除风痹之上药，安脾胃之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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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祛湿、行气、利水的同时，养护后天之本——脾胃的重要性同样值得重视，公元1232年，也是在一个春天，蒙古军队撤离开封之后，城内迅速流行起瘟疫——3个月中死亡人数超过90万。

幸存的李杲写下了《脾胃论》，他认为，面对瘟疫，良好的抵抗力是首要的，而这个抵抗能力源于先后天，先天之本为肾难以改变，后天之本的脾胃则可以补益——因此善待消化系统即是抗病之道（所以要做一个健康的胖子），而李杲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

《本草求真》对白术补脾有进一步的论述：白术缘何专补脾气？盖以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白术味苦而甘，既能燥湿实脾，复能缓脾生津，白术兼有“苦”和“甘”的药性——苦者能泻能燥能坚、甘者能补能和能缓，恰符合了《金匮要略方论本义》“言和之，则不可专事温补，即有行消之品”之意，进一步做到了祛邪不伤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