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读书、从事临床数十年，居大梁声名“籍甚”，“祖长沙绪论”，学习王叔和、朱肱之说，吸取韩祗和、许叔微的经验，“参以东垣、易水之法”，为当时翘楚。注意药物归经，强调扶阳益气，长于温补，重点放在脾肾方面，激发生机盎然，“其间议论，出新义于法度之中，注奇词于理趣之外，见闻一得，久弊全更”。治劳补子，谓“子富而父不贫，不特虚则补其母也”。在化裁古方过程中，仅用四物汤加减者，就有60余首。和东垣学说的不同处，在于脾胃方面补充了“热中”之外的寒中证，增加肾的病机研究，促进李氏学说的完善与发展。对洁古老人所言沙参味甘可代人参，并未苟同，根据实践，提出“人参补五脏之阳，沙参苦寒补五脏之阴”之见。凡肺热不用人参，以巴豆通肠又行止泻“发千古之秘”。认为伤寒因“房室劳伤与辛苦之人腠理开泄，少阴不藏、肾水枯竭而得之”，手经有余，从虚而传，只入不足的足经，易“元阳中脱”。阴证小便色白量少，属“阳无从化，凝涩枯涸，如水之结冰，故闭而不通也，当用热药主之，阴得阳而化，津液乃行”。黄凯钧评论说：“呆《伤寒会要》久已散佚”，王氏的《医垒元我》能续其宗，学术渊源赖此以存。他鉴于北方气候特点，“入秋即霜，夏季有雹”，谓伤寒患者多因单衣、空腹或二者同感发生，“古今为一大病”，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识难疗，人多忽视。“圣贤所言阴证，如岐伯、阿衡、仲景、叔和，故已备矣，《活人》、许学土、韩祗和、成无己，又甚详矣。后人尚有采择未精，览读有阙，予所以从而次第之。然今病者，得之有内外之异，或不与经符，合之有色脉之殊，或不与方契，形候相若，似是而非，众所共疑，莫之能辨，取其如此者，又从而比类之。”曾引朱肱立论，感受阴毒，是肾虚和冷物伤脾，外遇风、寒、雨、雪，“阳气不守”，且“雾露入腹，虽不饮冷，与饮冷同”。强调人体内在“伏阴”二字，阴气盛，导致阳气走或散亡，所以“阴证害人尤速”，特别是“真火衰薄，不能消谷”，和水俱下，浊液不“渗入膀胱而为溺”，脾虚气陷，泻而不止，更为严重。他说：此病贫穷人多见，“若面青黑，脉浮沉不一，弦而弱者，伤在厥阴；面红赤，脉浮沉不一，细而微者，伤在少阴；面黄洁，脉浮沉不一，缓而迟者，伤在太阴”。除推荐仲景当归四逆汤、茯苓四逆汤、理中丸外，以太阴为重点，常开干姜、白术、人参、茯苓、炙甘草，赏用朱肱《南阳活人书》、孙兆《口诀》各方如回阳丹、霹雳散、火焰散、正阳丹、附子散、肉桂散等，喜投硫黄、附子、肉桂、乌头、麝香、全蝎、细辛、黄酒、吴茱萸、草澄茄等，使离照当空，阴霾四散，腰膝冷痛加丁香、沉香，建议随时间用药，且以夜间服药最好。依据《伤寒论》热邪浮浅，内积沉寒，“蒸蒸而振”后，汗出得解，介绍自己的经验：“阴证阳从内消，服温热药，烦躁急甚，发渴欲饮，是将开也，人不识此，反以为热，误矣。”元气脱失，脉搏无力，滥予凉药或解表，则令三焦气绝。若脉浮“损小”、手足厥逆，可用海藏已寒丸。喻昌于《辨鼎翁公祖颐养天和宜用之药》中深有体会地说：“高年人惟恐无火，无火则运化坚而易衰，有火则精神健而难老，有火者老人性命之根，未可以水轻折也。”他重视因时治疗法，对须予汗、下的病证，提出以中午为界，以适应人体内在环境的变化，增强治疗效果。认为午前乃阳之分，当发汗，午后属阴之分，可攻下，“故曰汗无太早，汗不厌早；下无太晚，下不厌晚”。并将亡阴亡阳结合实践作了阐述，曾说，汗本亡阴，因为大汗阳亦随之而走，下本泻阳，过下阴亦随之而走，“故曰汗多亡阳、下多亡阴也”。绿窗竹影，甚为合拍。王氏临床十分重视方药，《汤液本草》收载药物，为数不多，大抵来自先师洁古老人和东垣、云歧子各家经验，但其主治、作用，切合实际，对后世有相当的影响，如论当归：“易老云：用头则破血，用尾则止血，若全用一破一止则和血也。”他说，随病察诊，随脉定方，开之劫之，薄之发之，或吐之下之，汗之补之，都要用之得宜。《医垒元戎》所记治老、弱、虚人口干之易老门冬饮子，外出旅行生津止渴之千里浆，自行研制祛痰饮的五饮汤，皆属有效良方。其辨证投药，也颇具章法，凡头痛用川芎、本，风湿性关节痛用羌活，心下痞用枳实、黄连，腹胀用姜制厚朴，虚热多汗用黄芪，寒热胁痛用柴胡，脾湿怠惰嗜卧用白术，咳嗽用五味子，胸中烦热用栀子仁，腹内燥实用大黄、芒硝，阴茎溺痛用甘草梢，惊悸恍惚用茯神，胃脘时痛用草豆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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