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无言小传

余无言（1900~1963),原名余愚，字择明，江苏阜宁县人。少年时随父余奉仙攻读岐黄，十八岁开始应诊。青年时期去上海向俞凤宾博士等学习西医，一九二九年二次到上海定居。曾与张赞臣合组诊所，并共同创办《世界医报》。三十年代中期，被推选为旧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受聘任教于上海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专修馆、苏州国医研究院、新中国医学院等单位，并于一九三八年创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自任教务长。由于长期从事教育，以改进中医为夙志，为中医界培养了大批后继人才。一九五六年膺聘赴京，先后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工作，曾主持中医研究院编审工作，并参加卫生部主办的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教学。临证擅长内、外科，疏方熔经方、时方于一炉。在学术理论方面，赞同中西医融会贯通，提倡“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尤精于仲景学说，主张以科学方法整理诠注《伤寒论》和《全匮要略》。著述颇多，撰有《伤寒论新义》《金匮要略新义》《湿温伤寒病篇》（班疹伤寒病篇）《混合外科学总论》《混合外科学各论》及果经经验录》等。

先父少年时由先祖父余奉仙（清末苏北三大名医之一）教读医经，术业进步很快，一九一八年开始应诊。鉴于当时欧西医学东渐，先父很想兼学西医以丰富自己的医疗手段，遂于一九二〇年到上海，先向俞凤宾博士学西医内科，复向德医维都富尔学习西医外科。后曾参加旧陆军某部任军医官二年。一九二九年第二次到上海定居执业。先与《医界春秋》社主编张赞臣先生合组诊所，并曾与之共同创办《世界医报》，以改进中医为夙志，在一些中医刊物发表论述颇多。一九三四年膺聘任旧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受命起草“外科病名式”。三十年代开始，他先后就教于上海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专修馆、苏州国医研究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等中医院校，主讲《伤寒论》外科等科目。一九三八年，先父与张赞臣先生另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延请中医界前辈陈无咎、张伯熙二老担任校长，张赞臣先生任总务长，先父与时逸人先生掌教务。他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外科学，在办校主教的数年中，从未缺课，虽风雨交加，途水及胫，亦必撑盖而至，故深受学生们的敬爱。蒋伪统治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医教育事业受到摧残，他们诬控中医“不科学”“有碍国际体面”，声言中医不能列入学校系统，并阻挠中医条例的通过。总之，中医的一切合法权益甚至生存都受到威胁。先父不断撰文与之进行斗争，并与余云岫消灭中医的思想进行论辩，为捍卫中医教育事业和中医的合法地位而大声疾呼。

解放后，先父看到党的中医政策逐步得到实施，甚感欣慰。一九五四年冬，他出席了华东及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尝自慰曰：“中医学术得政府之重视，可以安如磐石。昔日者参加中医教育，整编中医书籍，今在政府之重视中医下，其区区苦心为不虚矣。”（见《金匮要略新义·新序》）于会议期间，向

大会秘书处提出改进中医工作提案四则。一九五六年受聘赴京，先后在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工作。在中医研究院，与于道济先生主持编审室，曾参与“九种教材”的编写与审订，并为我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主讲过部分课程。解放后的十几年，他为祖国医学的继承、发扬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不幸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因脑出血而病故。

整编医经，深研仲景学说

医家的学术思想，较易为后人所了解者，莫过于医著的刊行，先父也不例外。由于他前学医经历是先学中，后学西，二十年代西医西药在我国发展颇快，中医界自晚清至民初，受衷中参西的思想影响相当显著。先父一贯以改进中医为夙志，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尝调：“医分中西，系以国界限之。其实医为仁术，不应有所谓中西之分，宜取长补短，熔冶一炉，以为人民司命，久而久之，使其学说.......成为世界医学。”先父师承丁仲枯（福保）先生之志，“以求中医学术合于科学原理及原则。决从整编入手，初以《混合外科学》问世.......复思中国医学之骨干及精髓，端在医经。仲景《伤寒（论）》及《金匮》，其主方均有颠扑不破之价值，药味少而配合奇，分量重而效力专，认证用药，大法俱备，为世模范。盖其处方精纯，不似后世时方之芜杂。对症用药，有立竿见影之功，深合于科学之原理与原则”（见《金匮要略新义·自序》）。再者，他在三十年代就主张医学的“大自然说”，认为中医之哲学、西医之科学，皆得其一体，均可纳入于大自然，曾撰《大自然医学论》。同时，他对中西医融会贯通亦颇注重，曾于《医界春秋》《广济医刊》《世界医报》《中国医药》等多种刊物发表论著，体裁、内容不拘，从学术论著到随笔、评论，思想论战、医学小说等，均能胜任愉快，笔锋犀利，为学者所重。其著作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上册）《伤寒论新义》《金匮要略新义》《湿温伤寒病篇》《斑疹伤寒病篇》共六种，另有医案著述《翼经经验录》，尚未正式出版。在上述著作中，又当以《伤寒论新义》《金匮要略新义》为其代表作，现简介如下。

先父认为仲景《伤寒论》“为中医书之根本医学，其立法之妥善，变方之多端，不独为治伤寒之善本，并且开杂证治疗变化之门”。赞赏程钟龄所主张的“仲景设六经以该尽百病”之说。他还认为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其自序言＇撰用《素问》＇，然皆沿其名，而不袭其实。虽有六经之名，但文中无一言及于脉络”。指出仲景在六经辨证中并未将手足三阴、三阳的症状完全举出，其所以沿用六经，是因为《素问》六经之说“信之者众，积习难改”。同时认为《伤寒论》中所说之阴阳，其义已较窄，不似《素问》之广泛。他作为主张以科学整理的方法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仲景学说研究者，提出“六经、阴阳之说可尽凭乎”（见《伤寒论新义·自序》）的质疑，他强调指出：“仲景之书，重在症候，依症立法，依法立方。”关于如何注解《伤寒论》，他在“自序”中说：“一曰以经注经，即举仲景原文，纵横驰策以相呼应也；二曰以精注经，即系诸家学说，择其精英以相发明也；三曰以新注经，即引西医之新说，矫正中医之谬误以资会通也；四日以心注经，即以予个人之心得及诊疗之经验以资参考也。”书中凡引古说，以不背科学原理为原则；采新知，以能率中医真理为前提。注解中他一贯反对随文训释，其个人注文，大要能依据经义和个人识见予以充分阐析，颇多独到的见解。但在“以新注经”部分，难免杂有“衷中参西”、失之于附会的观点。

张仲景为我国临床医学奠定了基础，先父对此有相当深刻的体会，在同行中有“擅长经方”之誉。但他并不认为仲景方百分之百都合乎科学性，书中明确指出烧祥散方“不可恃”。又于仲景原文中有法无方者，悉依历代注家意见补出方治。对“经文中有最牵强、最费解者，或决为伪文者，悉删去之，附于每篇之末，另为评正。盖删之所以清本书之眉目，附之所以备学者之参考，使知所去取焉”（《伤寒论新义·凡例》）。其自注部分，丁仲祜先生誉其“于会通大旨，多所折衷；于仲景原文，多所发明”。谢观（利恒）先生于本书序言中，赞赏其新颖的编纂方法，指出此书“折衷诸家注释者十之三，发扬原文古义者十之三，会通新医学说者十之四。使三百九十七法成为一合乎科学之新书，与一般粗制滥造之作，窃取日人《皇汉医学》而为之者，试不可以道里计矣”。张赞臣先生认为此书“正误格非，方、喻之芜杂已去；存真删伪，仲景之精义常存”。书中并附大量图表，特别是汤证主治表，条理清晰，对读者习读起到提挈纲领的作用。《伤寒论新义》初版于中华医局（1940年），后复印于上海千顷堂书局，先后翻印达十二版之多。

《金匮要略新义》，初撰于一九四一年，后经多次修改，于一九五一年在上海中医书局出版，其整理方法大致与《伤寒论新义》类似。但先父认为，《金匮》之错乱，较之《伤寒论》为甚，故特循求义理，一一为之订正，“其有不可理解，而且无益于学说之探讨及治疗”以及“辀钩格磔之文，无裨实用者”，概予删削；“采取诸家学说，以脚踏实地为指归，力避空谈，凡运气、阴阳等理论，概所不取”。至于条文的整理法，“有错简者正之，有不续者连之，有骈支者去之，有误谬者改之.......原文篇章中有将数种病合为一篇看，今特分之以清眉目”。先父将《伤寒论》中的霍乱移于《金匮要略》，而有中暍、疟疾并列，将《金匮》“五脏风寒积聚”篇中之“肝者”另立一篇加以诠注，余则删存原文而不予疆释，并将《金匮要略》一书的删文附于下卷之后。又每篇的篇末附有表格，将一篇中诸种汤证及考订异同作系统说明，便于读者查阅。下卷后又附《金匮要略》“注家传记”，系由其门人曾庆瑶等执笔，此篇介绍了历代《金匮》注家及书中所引证的名家传记（共五十九人），颇具特色。

先父在整编仲景著作时有这样的体会：即诠注《伤寒论》时往往易为旧说六经所限而不能尽量发挥；《金匮要略》则是论述杂病的著作，每一病症皆巍然独立，且不为六经所限，更易“钩古汲今，畅所欲言”（见金匮要略新义·自序》）。通过他多年的临床实践，将某些能与《金匮要略》相联系的案例，亦附述于其注本中，以供后学者临证参考。

断证求明确，用药有胆识

回顾先父在数十年的医事活动中，虽以研究仲景学说和从事中医教育事业为主，但其实际工作又以临证占时更多。他是一位理论造诣较深，又能密切联系临床实践的医家。在上海以善用经方著称，恽铁樵先生的高足章巨膺先生尝称先父“一贯重视旧经验，汲取新知识·····富有创新的精神”（见《金匮要略新义·章序》）。这种创新的精神，除贯穿于著书立说中的“研讨新知识，创造新理论”外，于临床治病，亦善于根据具体病情，创制新方。尤长于伤寒、温病、杂病及外科病症。湖北胡秉钧先生在看到先父医案著作《翼经经验录》后，总结出此书中所列述医案的“治疗处方，多遵仲景大法”，赞赏先父“断证之明确，用药之胆识，有非常人所能及”者。现介绍数案如下：

（一）夏令伤寒 秦姓，女，四十二岁。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忽患伤寒，时值夏令，恶寒高热，头痛项强，体痛骨痛，周身无汗，脉浮而紧，微有恶心及气急，此真六月伤寒也。询其致病之源，系在电影院中为冷气所逼。以麻黄汤加葛根、藿香主之：生麻黄、川桂枝各三钱，杏仁四钱，炙草二钱，粉葛根四钱，广藿香三钱。患者受方后听信他人对此方的议论而未敢服，嗣后勉最三分之一量，先有微汗，后复无汗而热。复延余诊治，谢以不敏。家属改延他医治之不效，复请余诊。见其症候未变，而微有烦躁意，因将原方去藿香，加生石膏五钱，一剂而汗出热退神安。后为之清理余邪，微和其大便即告痊可。

（二）春温（痰火发狂） 胡姓，男。病春温不解，邪热入于营血，身有斑疹，色紫黑，肌肤炙手，内热如焚，唇焦齿垢，舌苔燥黄，初则谵语神昏，延至旬日，渐见发狂，四处奔走，如见鬼神，做叩拜顶礼之状，甚或殴人骂詈，诊其脉沉数有力，大便六日未解、小溲短赤，此春温痰火发狂，大实大热之证。故为之处余氏自订方豁痰承气汤：锦纹军、元明粉各五钱，炒枳实四钱，生石膏三钱，全栝楼六钱，粉葛根四钱，川黄连一钱五分，净连翘、胆南星各四钱，石菖蒲三钱，鲜芦根一支。服药后，大便连下两次，状如胶漆，肤有微汗，神志较静，狂态大减，斑疹渐转红润。察其舌，苔已退去大半，大便续解三次，其狂若失，神识清明。后再投以清理余邪兼扶正之品，而病遂愈。

按：豁痰承气汤，即承气汤去厚朴，易全栝楼，加生石膏、葛根、黄连、连翘、胆南星、石菖蒲，并以芦根为引，所以去厚朴者，以其温燥故，易栝楼者，能陷胸膈之痰；石膏为斑疹所必需；葛根为阳明热邪所必用；黄连、连翘以清心凉膈；南星、菖薄以豁痰开窍。方证契合而药专效宏。

（三）湿温化燥 刘姓，男。夏令酷热，患生湿温，经医久治不愈，渐至谵语神昏，延余诊之。余见其高热，自汗不已，胸闷微烦，渴不多饮，苔腻而灰黄，小便黄赤，大便转燥，三四日不解，此湿温之湿热交并、渐将化燥之象。红疹、白㾦隐于胸背皮下，六脉迟缓。治以大黄黄连泻心汤合三仁汤加减：大黄二钱，川连一钱，生黄芩、飞滑石、杏仁泥各三钱，生薏仁五钱，白蔻仁二钱，制半夏、粉葛根、鲜竹叶各三钱。药后大便得解，黏腻而酱黄，小便增多，翌晨白瘩透出，胸闷心烦有减，故二诊、三诊均以首诊方加减。四诊时以清理余邪为主，方用竹叶石膏汤合黄连解毒汤加减：鲜竹叶三钱，生石膏二两，制半夏三钱，炙草一钱五分，生薏仁三钱，炒粳米一酒杯。药后热即退清，表里均和。再处以调理本元之方，以扶其病后之虚羸。

（四）重症水鼓 张姓，男，四十余岁。一九三五年患水鼓，腹胀如鼓，曾在上海仁济医院多方治疗并抽取腹水无效。余诊其脉证均无虚象，以傅氏决流汤（见《傅青主男科》）增量与之，疏方如下：黑丑四钱，制甘遂三钱，上肉桂一钱（另燉冲），川桂枝三钱，车前子一两（傅氏原方无桂枝）。

服药后，利尿作用显著，腹水有明显轻减。后以原方减量，再处以香砂六君子汤相间服之，共八帖而痊。后复以此方经治多人，均有良效。盖此方之配伍组织，大有经方之进意，以丑、遂行水治其标，以肉桂温阳培其本，药味精审而方用专捷，故能效如桴应。

（五）产后奔豚 赵姓，女。产后体虚受寒，时有白带，及至产后三日，劳作于菜圃中，疲极坐地，因之感寒腹痛，气由少腹上冲，时聚时散，医以恶露未净治之，不效。发则气上冲心，粗如小臂，咬牙闭目，肢厥如冰，旋又自行消散，先试以桂枝汤加桂枝（即桂枝汤原方加重桂枝用量），不效；再以桂枝汤加肉桂，一剂知，二剂已，三剂全平。所加肉桂须选取上品，即顶上肉桂五分，嘱令将肉桂另行燉冲与服此案一服后痛大减，而脘腹之积气四散，时时吸气，或行浊气；继服两剂，其病若失。余以实际经验证明，桂枝加桂汤当为加肉桂，盖桂枝气味较薄、表散力大，肉桂则气味俱厚，温里之力为大，此属经验之谈。

以上数案，均系据《翼经经验录》中载述的治例加以摘编整理而成。又先父对外科病症亦颇有经验。常用疗毒丸［卢成琰氏方：巴豆（去皮膜）、明雄黄、生大黄各三钱。上药各研细末，再共研极细，加飞罗面醋糊为丸如梧子大］治疗疔疮及疗毒走黄，轻者每服六至七丸，重者可十丸左右，白开水送服。俟泻下三至五次，再以冷粥汤一小碗，服后多能止泻。此方经治患者甚众，实有良效。

又，先父对内痈的治疗曾予潜心研究，如治肝痈，他以大黄牡丹皮汤合龙胆泻肝汤加减，收效甚宏。又治肠痈及肠痈化脓，他主要是受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肠痈秘方”（先用红藤一两，酒二碗，煎一碗服之，服后痛必渐止为效）的启示，自拟红藤丹皮大黄汤：红藤一两，粉丹皮、锦纹大黄各五钱，桃仁泥四钱，元明粉四钱分冲，栝楼仁四钱，京赤芍三钱，加酒一杯煎服。或以此方加减治疗肠痈化脓病症，一般在服药一至二帖后减大黄另加地丁、银花等味。制方之要在于讲求实效，先父能熔古方、今方于一炉，其方药加减既有法度，又能体现其通权达变、照顾全面的特色。

此外，对小儿麻、痘亦有独到的经验，兹不一一列述。

成功之钥——勤、精、博

先父随先祖父奉仙公学医时，主要是以中医经典著作打基础的，通过数年的勤读苦学，加上他有坚实的文史根底，收获较大。青年时期到上海学西医，壮年时定居上海执业。他深知作为一个外乡人，打入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要想站稳脚根，取得发展，必须在业务上精进，并希望在一定的条件下得到一位理想的事业合作者，后得识张赞臣先生，使其如愿以偿，成为生平莫逆之交。他们在学术上互相切磋，生活上关怀备至。从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先父主要在上海各中医院校执教，他每晚认真备课，探讨医经精髓，白天应诊，屡起沉疴重症。三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同德医学院求学阶段，他曾一再告诫我“学习应勤，术业当精，涉猎须博”。勤、精、博这三个字确实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回忆他备课时，特别是编写《伤寒论新义》《金匮要略新义》等书时，专心致志，废寝忘食，有时我们一觉睡醒，犹可看见他披衣坐于灯下埋头著述，案头一杯浓茶，周围堆满了参考书。难就难在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作为一位仲景学说研究者和临床家，他又以“精益求精”自勉。在学医方面，他主张博采诸家之长，反对囿于一家之言。由于先父长期搞中医教学，学生和门人很多，他对学生差不多都是这样要求的。

谈到治学，先父不仅于医，诸子百家，类皆涉猎，尤好《庄子》《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书，撰有《读庄随笔》及《史汉新评》，惜稿本已佚失不存。

先父欣赏陆游“功夫在诗外”的素养，他自己就是一位“功夫在医外”的医家。生平喜吟咏，早年作诗，得先祖父奉仙公指点。奉仙公曾写出“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的名句，不仅句对工丽，涵意尤为深远，素为同行和后辈所称道。先父幼年时熟读唐诗、宋词，对唐代大诗人元稹、白居易的诗风十分仰慕，即所谓“诗体效元和”（先父于一九四七年除夕《自题小影》诗句），对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所主张的性灵说亦颇欣赏，并喜读明末清初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即所谓“文章师壮悔”（同上）。他在解放后曾编印《愚庵诗草》多册，与之唱酬的诗友不下数十人，我的老师秦伯未先生亦为其诗友之一。秦老在和诗中曾有“若把诗人相比拟，君（指先父）如杜牧我（秦师自况）微之”。从上述情况和所引秦老的两句诗，可以看到先父在中年以前亦喜读唐·杜牧（牧之）的诗文，中年以后则更喜爱元稹（微之）、白居易的诗风，而与秦师有同好焉。

由于我是先学西医的，所以先父对我的教诲，首先是让我对祖国医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认为这是解决学习动力必不可少的因素。他强调古典医籍的研习尤其是仲景著作，指示我认真学习并密切联系临床实践，一再勉励我要把仲景著作学得深透一些。当我有幸参加一九五五年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就读后，有一次先父在研究班讲课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中医和其他学科一样，入门易而深造难。你要想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没有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那就是一句空话。”他还多次告诫我：作为一个医生，不管是侧重于科研、教学或临床，“在学术上不可一日无长进”。他又以戏剧界谚语“一天不练手脚慢，两天不练生一半”为喻，说明在学习上不停顿，不间断，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重要性。先父的这些教导，至今仍然是我的座右铭，我带学生和研究生时，也用这些话要求他们。

在本文撰写中，承中医界元老、上海中医学院张赞臣教授提供部分资料和介绍先父早年事迹，特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