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状是病的反映，中医治病主要是根据症状。疾病有其发展的一定过程，于此过程中出现各种症状，又由于各个病人情况不同，因此反映的症状也有所不同。当症状转变时，在不少情况下是反映了疾病本身的转变。中医是按辨证来论治的，证变了论治的基础也就有所改变。在治疗上应该注重病症的转变，但医生如何能应变，就并不简单。因为从病症转变中看出阴阳进退，邪正消长，今天出现表证，而明天就可能出现里证；上午见到热性症状，下午就可能见到寒性症状。这种转变根据疾病的发展和各种条件，如情绪的变化，饮食的不节，天气的变异，用药的错误，以及体质禀赋等等。医生就必须能圆机活法，今天所用的方法，可能明天加以改换，甚至今天上午所用的方法，至中午即须改变，主要看病情的变化，证变则治 法随之而变。但亦有证变而治法不变，如《伤寒论》中太阳病服桂枝汤，反烦不解，仍用桂枝汤。这因为本是桂枝汤证，由于用药力量不足，或时间未到，证虽略变而主证未变，故治疗方针不变，仍须坚持用桂枝汤。又有证不变而治法须变，如伤寒论中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后。仍下利不止，用赤石脂禹余粮丸而利仍不止。则须利小便。证自始至终是下利，而治法却须变化，这是估计到证虽未变，而病无一定之情。就不能固执一方到底。

治疗的方法应从二方面来考虑，那就是“持重”和“应机”。“持重”是认识到病探，不是一二天所能见效，而治疗就必须是持续这一个方法，这并不是方法迂缓，而是方法的专一。”应机”是证候在变化，治疗方法须跟着转变，这并不是医生无定见而追随于证之后。所以持重是常法，因疾病有一定发展过程，治疗就有一定常规；而应机是应变，因病情可以早晚变化不同，则治法就须有相应的转变，这样，治疗上就须掌握二面，既能持重，又能应机，偏于任何一面都会发生错误。如不能持重就是胸无定见，不能应机就是用药迂执。有些病人用持重，有些病人用应机，面有些病人须两者灵活运用。例如哮喘病，在不发作的时候，持重用金匮肾气丸(地黄、山药、山茱萸、丹皮、茯苓、泽泻、肉桂、附子)或河车大造丸(紫河车、人参、地黄、龟板、黄柏、麦冬、天冬、杜仲)长服以改善体质；而当受外界气候或外邪影响而发作时，就须应机用定喘汤(白果、麻黄、款冬、桑皮、半夏、苏子、杏仁、黄芩、甘草)或小青龙汤以制止发作，有一个虚喘病人。起先用人参、河车之类，连服一月仍然发作，坚持补法，继续服用，至第二月始见改善，第三月则大大改善。如不能持重面轻率易法，必至前功尽弃。

古人曾作比喻：“兵无常势，医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将；能因病变化而取效，谓之神医。”用兵无一定常规，有许多因素掺杂，如武器的不同，兵的数量，主将的才干，地势的优劣，都变化不测，须以变来应变．才能取胜。如张巡守睢阳，他不按常法，使士识将意，将识士情，每战必胜；岳飞作战不按兵法。而舍乎兵法，都是能因敌变化。推之于医生，亦是如此。譬如《伤寒论》中说到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误用桂枝而致厥逆，咽干，烦躁，吐逆，与甘草干姜汤(甘草、干姜)；如厥愈而足温，更与芍药甘草汤(芍药、甘草)；若胃气不和，谵语，少与调胃承气汤(大黄、芒硝、甘草)。 因自汗与小便数同时发生，说明表里阴阳俱虚，若用桂枝，更损正气，治病最怕正气虚，正气能发扬，邪气必消退，用甘草、干姜使正气旺，则阴阳不足之气恢复，所以对于烦躁、咽干之证也就不忌干姜了。正气内强，再继续用大黄、芒硝泻下，就不致引起正气虚脱，却由于燥结得去，正气更趋安定。可以看出最初用干姜热药以补，后来再用大黄、芒硝寒药以泻，前者针对正气，故不忌药性之违背；而后者由于正气已壮，有所准备，就可攻泻去邪．更进一步巩固了正气。

从以上又可看出，为何要应变，以及如何应变，都是根据治病求本、标本缓急、先后轻重等来考虑和运用的。这样，就会出现先寒后热、早补晚泻的用药不同，治贵应变的真义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