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治病求本，论出 《内经》

王老师认为，《黄帝内经》是最早奠定脾胃学说理论基础的医学著作，其所提出的关于脾胃生理功能的认识，现仍具指导意义。如《素问·灵兰 秘典论》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 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素问·太阴阳明论》云：“脾藏者常 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 《素问·五藏别论》云：“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指出 脾胃具有运化水谷精微的作用，明确了脾胃的生理功能是运化水谷精微，为气血生化之源，凸显出脾胃在维持人体脏腑功能方面的重要性。《素问·经脉别 论》又 说：“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描述了水谷精气在全身 的输布过程，涉及脾胃与全身脏腑的关系。《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气血由饮食水谷化生，中焦脾胃之气对气血的化生具有关键作用。《素问·玉机真藏论》指出：“五藏者皆禀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确立了脾胃在机体生命活动中 的重要地位。因此《素问·平人气象论》云“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

２ 推崇仲景，顾护脾胃

王师认为，《黄帝内经》所载的脾胃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内容，被仲景融会贯通，并具体应用到辨证论治中。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出 “所谓四季脾旺不受邪”，强调了脾胃的重要性。《伤寒论》六经辨证中，阳明病、太阴病篇以脾胃病辨治为主要内容。太阳病篇中多有因误治失治所致的各种脾胃病证，如脾虚水停，脾虚心悸，脾虚呕逆及痞证等。少阳病亦可 累及脾胃，如９６条 云：“伤 寒五六 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 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可见胆火内 郁，进而影响脾胃，不欲饮食；胃失和降，致喜呕等症状。而少阴、厥阴病证每多兼有太阴虚寒证。王师认为，在六经病的辨证论治中，仲景从理法到处方，处处以脾胃为本，保胃气扶正以祛邪的思想贯穿其中，诸般治法均无损脾胃。《伤寒论》在服药方法和病后调养中也十分注重顾护脾胃，目的是充分发挥药效和促进胃气的恢复。如服桂枝汤、理中汤的饮热粥，服十枣汤后的啜粥自养，都是为了资养胃气。而一些服药后的禁忌，如禁生、冷、黏、滑食物等亦是从顾护胃气出发。

3 效法东垣，降浊升清

王师治疗脾胃病，注重脾胃气机调畅，治法中遵循“脾宜升，胃宜降”，这种观点深受东垣思想影响。李东垣将自然界万物升降浮沉的运动形式类比推及于人体，得出结论：脾胃位居中焦，乃精气升降之枢纽。如《脾胃论·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沉浮之间》中说：“盖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王师认为脾胃病理变化，东垣旨从“内伤”立论，倡导“脾虚气陷，阴火内升”之病机。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脾胃论·脾胃盛衰论》：“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热……胃既病，则脾无所禀受，脾为死阴，不主时也，故亦从而病焉。形体劳役则脾病，脾病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脾既病，则其胃不能独行津液，故亦从而病焉。”饮食不节，饥饱不调，或嗜食肥甘厚味等均能损脾伤胃，影响脾胃腐熟、运化功能，清不升浊不降，影响脾胃气血生化功能，而劳倦过度（体劳、神劳、房劳），则耗气伤血，形气俱伤，故临床见乏力、倦怠、便溏等症；“喜、怒、忧、恐，损耗元气”，情志过极皆可影响脾胃升降，导致气机逆乱，内伤脏腑。对于脾胃气虚所致的其它脏腑疾病，李氏提出求其本而治之，“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惟益脾胃之药为切”。李东垣治疗脾胃病善用甘温之药，重补脾胃、升脾阳、泻阴火。《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中云：“伤其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内伤不足之病……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李东垣遵《黄帝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的原则，用黄芪、人参、甘草等药性味甘温之品为基础，创立补中益气汤、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升阳益胃汤等甘温补中、升阳泻火之剂，王师治疗脾胃病时亦常选用。

4 借鉴明清，重视脾阴

王师认为，明清医家论治脾胃，各有所长。缪希雍论证治病独重脾胃，认为“胃气者，即后天元气也，以谷气为本。是故经曰：‘脉有胃气曰生，无胃气曰死’。又曰：‘安谷则昌，绝谷则亡’。可见先天之气纵犹未尽，而他脏亦不至速伤，独胃气偶有伤败，以至于绝，则速死矣”。故凡阴阳气血诸虚之病，皆刻刻以保护胃气为急，补养胃气为先。如其《本草经疏卷一·论吐血三要法》中指出：“气有余即是火，气降则火降，火降则气不上升，血随气行，无溢出上窍之患矣。降火必用寒凉之剂，反伤胃气，胃气伤则脾不能统血，血愈不能归经矣。”又如《本草经疏卷一·治法提纲》中云：“譬夫腹胀，由于湿者，其来必速，当利水除湿，则胀自止，是标急于本也，当先治其标。若因脾虚渐成胀满，夜剧昼静，病属于阴，当补脾阴；夜静昼剧，病属于阳，当益脾气，是病从本生，本急于标也，当先治其本。”既重视脾胃阳气化谷、输精、布液及统摄的功能与调护，同时又强调脾胃阴虚的病理特点及其治疗，因而形成缪氏学术特色。他对汗吐下诸法非常慎重，“以其损伤胃气故也”。其所创调理脾胃的资生丸，既用四君补益脾胃之气，又以石斛、沙参、麦冬、麦芽滋润脾胃之阴津。在温补学派盛行的当时，提出新见解，独树一帜，对后世温病学派的形成影响很大。吴澄从万物皆有阴阳悟出脾亦有阴阳之分，认为温运者属脾阳，融化者属脾阴。脾阴一虚便导致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其所著《不居集》指出，古方理脾胃药，如参芪术草等多偏补胃中之阳，而不及脾中之阴；虚损之人多为阴火所烁，津液不足，筋脉皮骨无所养，而精神渐羸，若再培补中宫之阳，必致百病丛生。王师认为，脾阴以平补为贵。因脾为阴土，性善升运，喜燥恶湿，而大凡滋补之品多为阴药，滋腻之药每易助湿且碍脾之运化，故补脾阴不宜纯用滋补，平补脾阴则可补其虚而不燥液伤阴，除其湿而不滋腻恋邪，行其滞而不泥膈碍运，常选用补而不燥、滋而不腻、行而不滞的平补之品，如山药、扁豆、薏苡仁、太子参、石斛、玉竹、莲肉。对血肉有情之品，则借鉴吴氏，选用猪肚、猪肺、海参、鳗鱼等，达到补益脾阴，以合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之旨。叶天士为清代著名医家，其在脾胃病论治上颇具特色，以“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为原则，提出：“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的治法，为后世开创温脾阳、养胃阴两大补脾胃大法，功勋独著。王师认为，叶氏治脾胃病，时时以阴阳虚实为辨，治虚则分脾阳虚、胃阴虚、脾肾阳虚、脾阴虚，治实则分肝气犯胃、食积阻胃、脾胃湿热、脾胃瘀阻，虚实夹杂则有阳虚痰阻、阳虚寒客诸症，辨析清楚，用药丝丝入扣，临证治疗时亦常效法。

5 参验现代，融汇古今

王师认为，医学是不断发展完善的学科，当代中医师不应拒西方医学于千里之外。若能在中医信念坚定、中医理论扎实的基础上，积极学习并掌握现代医学知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医药诊疗疾病的疗效。首先，通过对现代医学诊断技术的掌握，可以扩展四诊信息，从而做到先期而治。其次，通过对现代医学病理生理学知识的掌握，可以补充甚至纠正对部分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例如一部分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仅以胸骨后疼痛为主诉，传统中医学理论对痛证的认识主要分为不通则痛与不荣则痛两大类，若考虑到胃食管反流病的典型体征并辅以内镜检查或质子泵抑制剂（ＰＰＩ）试验，便可进一步认识到，此类疼痛乃因反流物刺激食管黏膜所致，故患者虽无恶心、呕吐、嗳气等表现，病机仍应归属为胃气上逆。此外，积极吸纳中药现代药理学研究成果，使用一些针对病理环节的中药，亦是提高临床疗效的一种手段。王师在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不典型增生时常会选择一些对癌前病变有逆转作用的中药，如理气之枸橘李、八月札，活血之郁金、莪术，清热之蛇舌草、半枝莲、藤梨根等，收效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