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南儒医——孔继菼（胡鹤鸣）

求道

时间：2025-10-25

孔继菼先生（1748—1820）是杨黼最志同道合的朋友。二人都是世家弟子，都是高才绝学，都是以文章命世，都是高雅而性情之人，同时最关键的是，都是因孝亲而学医，又都是以医行义。杨黼在《孔氏医案序》中切切称孔先生为“儒医”，这既是对孔的高度赞许，又是对个人目标的自我界定。观嘉庆之后至清末，滕州士人为道德、文章、艺业所盛称者，首推孔、杨二人。所不同的是，杨黼终以学显，考中了进士，继菼则抱定“良医济世”之志，“以儒为医”（杨黼语）终身。

关于孔继菼行医的佳话，“前人之述备矣”！以致有把他的故事与杨黼、张克述乃至叶天士、喻昌张冠李戴者，大概也是因敬传神，民间多些佳话，贤人自无损益，亦无须辨析？

至于孔继菼功名及学医时间，道光二十六年滕县志卷九《孔氏传》记载：“孔继菼，字甫涵，号云湄，乾隆丁酉科举人……赴春闱不售，归读仲景《伤寒论》”。该志书《孔氏选举》亦载明孔中举为乾隆42年丁酉。别的志书有说成乾隆壬子年的，显为谬误。因为乾隆壬子年是乾隆57年，公元1792年，那时孔继菼已44岁。杨黼《孔氏医案序》：“予少先生十余岁，而弃儒为医在先生前”。杨黼学医在二十岁前，即1779年以前。由此可以推断，孔继菼学医当在1779年稍后，而他中举当在1778年乾隆丁酉年，滕道光志记载较为准确。

孔继菼为何称为义医？他的同时代挚友杨黼为何一再称他“儒医”“良医济世”，给于如此高的评价？愚以为，原因有四：一是情志高洁不随流俗的儒者气象，二是济世救人却清贫终生的大医情怀，三是谦逊好学认真求实的学者风范，四是《孔氏医案》展示的道德学术高度。

试结合先生的从医之路，述中管见。

一、志于道——儒行孝道，诚意者成

孔继菼的先世原为曲阜孔氏正宗，他按排序为至圣69代孙。在明洪武年间，他的先祖59代衍振公迁滕县定居，被称为孔宗20派的第一派滕阳户孔氏。继菼曾祖孔兴伦先生明经出身，不入仕途，精医通商，不数年成巨族。其子孔毓铭，继承父业，务耕读，善经济，在滕县、夏镇、留庄都有店铺，土地田庄扩展到微山湖西，是滕南屈指可数的大户。孔毓铭先生是有名的大善人，常常周济穷困之人。灾荒之年，施粥施药，远近投奔，必有接济。晚年，把外乡土地田产分赠亲友，在家乡南荒办起一处滕南较大的义塾，延请名师授教四氏学，北至滕邹，南及徐沛，四方学子云集。孔毓铭有一子名孔传集，诸生，他就是孔继菼的父亲。

孔继菼，生于这样的诗礼世家，受祖父影响最深，少小即怀清抱洁、志向远大。最乐道的是范仲淹“不为名相必为名医”的名言，最钦佩的是喻昌不合即去的节操和傅青主土穴养母的情怀。祖父与父亲见他颖悟异常，便千方百计着意培养。

继菼好学上进，早年在祖父塾堂启蒙七载，1767年去级索小龙山从龙岭先生学习古文，1771年与满秋石、赵腾轩结伴去嘤鸣楼拜曲阜名宿颜星堂先生为师，于“五虎八狼”中列为虎爪，在州府县学享有盛名。

1779年，孔继菼29岁，在乾隆丁酉科乡试中考中，成为举人。第二年，1779年，是为乾隆44年戊戌，大比之年，孔先生去北京会试，却铩羽而归。同行师友纷纷慰勉，以期重整旗鼓，再赴科场，先生付之一笑，说：“见之者无复再见，行之者无复再行。岂天命乎！”从此，绝意仕途，再不科考，即吏部铨选、大挑亦不屑，专意诗书经学。有名士东蒙山人闫策轩慕名来拜访，说：“策轩不走举业，尚捐纳求名，不及先生多矣！”。

不久，继菼先生祖母患病，延请各处名医无效，而病人却日益沉重，竟而渐渐不起。继菼与祖母感情最深，眼见祖母受病魔折磨，心中非常难过。他日日陪伴在祖母身边，每来一位大夫诊视，他都仔细听，认真记，把数十个大夫的病理分析和处方整理成一个系统的文案，详加比对，疑窦丛生：

为什么“大医们”分析地头头是道，处方开的有理有据，而祖母的病不轻反重呢？为什么对一个病人会有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的诊断？他百思不得其解而又非想探个结果。

于是，他想起了表弟杨黼，那个比他还小十多岁的孩子能自学《内经》为母亲治病，而自己的祖父孔毓铭就是一位著名的大夫，自己为什么不能学呢？

他在祖父遗留的医学书籍中找出《金匮要略》、《伤寒论》、《寓意草》、《温病论》几本书，仔细阅读，每有感悟，便去拜访一位大夫。当时为他祖母看过病的20多位大夫几乎都拜访了一遍，有的甚至数次，与他们反复论证，求问实例实情。许多老医生都被他谦虚好学孜孜以求的精神打动，倾其所有传授医理知识。约一年有余，本村名医、他的叔祖孔毓坤先生告诉他：可以给祖母断病施治了。

孔继菼为祖母治病的详情，志书、家乘从无记述。然阅民国二十一年《一见草》，有两篇雷同医案，一是《议潘姓妇病并治验》一是《议满屡中夫人病》，皆治老妇人多病阴沉、久病缠绵的症状。见其分析，细致入微，表里俱透，处方上，“合用附子理中、人参养容、金匮肾气三汤之法，裁取而定方，一剂而效”。由此可见他的用药之熟与医术之精。

于是，卧床数载的祖母“病遂以瘥”（杨黼《孔氏医案序》）。是时，应在1783—1785年间。

孔继菼治好了祖母多年顽疾，从此医名鹊起，三村五里开始有人找他看病。他初始牛刀小试只为技痒，不管大病小病，辄析断施方，而人人必见奇效，小病立愈，大病好转。于是，人们口口相传，都知滕南出了位“孔神医”。

二、据于德——济世救人，博爱无我

1786年，大清乾隆51年，春夏间，全国大部遭受前所未有的大旱，山东78州县受灾，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饥和大疫。道光《滕县志》记载：“五十一年，大饥，人相食”“ 五十二年，大旱，湖涸”“（大疫）村庄空者十之六七”，《清史稿》记载：“（五十一年）山东大疫，死者不计其数”。当时的滕县一境，流民成群，哀鸿遍野。人家有染病的，多被逐出，或自己主动离开亲人、离开村子在外流浪，随处都有病倒死去的人，死尸填满沟壑，无人掩埋。于是，疫情也愈来愈重。

孔继菼先生，目睹惨状，不胜痛惜。他细致观察病人传染发病情况，参照张仲景、孙思邈、喻家言古方，精选专治温病时疫的八味药材，制成汤剂让病人服用，竟立见奇效。先是本村及周围几村人受益，后来外地的和流浪病人也来看病。他见一人一方太麻烦，为了治好更多的人，孔继菼先生在村口架大锅熬药，任从路过的病人取饮。一拨一拨的病人喝了药汤见好转，纷纷传扬，于是就从四面八方涌来无数病人，甚至惊动了官府。滕县知县吴华（号松洲，浙江钱塘人，乾隆乙巳宰滕）亲自前来，带着官差和官银、药材，听孔举人安排调用。有了官方的支持，孔继菼如虎添翼，他在驿道上和主要路口架设大药锅十数个，方便所有病人服用。一时间，“全活甚众”。

被治愈的人，深感再造之恩，对孔先生奉若神明，称那神奇的药汤为“八仙活命饮”。同时，誉孔先生为“灵仙”，有的甚至见生祠以祀之。

孔先生为滕县人民抗大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救人无数，功德无量，但也倾耗了不菲的家资，家道渐渐衰落。父、祖下世后，他的家境再也不是从前的财主气象，水平仅仅中等农家。而这时却正是他医道的鼎盛时期，每天求医问药的车水马龙，据说在村外能排上一里多的长队。这样的人——能穷吗？！

这样的医人，放之当今，肯定不穷！不仅不穷，而且，提笔画钱，吐字成金！是太史公说的“素王”！

然而，孔先生却不然，他给人治病从不收钱！他家中不设药铺，来断病者赐一方而去，遇有贫穷的还施药送钱。后来，随着名气愈来愈大，北到兖州济宁，南到徐州沛县，西到微山，东到临沂，四方大家巨室，纷纷具舟车来请，一去就是许多时日，最长的达两年之久。给富家豪门治好了病，自然多有馈赠，然先生从不多取，车马川资而已。有时，则变钱物为药材，带回来施与贫寒的人。

孔继菼与四方巨家过从甚密，交游也多是上流社会与当世名人。如曲阜圣公府、济宁孙状元、兖州张推官、微山殷氏、鱼台马家，即如滕县的张、段、郭、党、朱、杨等大家乡宦，孔也是他们最尊重的座上客。当世名人有杨黼、颜逢甲、满秋石、闫东山、任樵山、殷近蓬、马邦玉、赵腾轩、王静轩等。这些人或受益于先生艺业、或敬慕于先生人品，都倾心与之谈艺论心，为君子交。其中，有人愿贶以巨资，有人愿援引仕途，俱被先生谢绝，他抱儒医清操，甘守淡泊。真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三、依于仁——大医儒业，永依仁术

圣人说，仁者爱人。高洁的先贤如范文正公立志“不为名相必为名医”，就是认为治世济人与治病救人同为儒业之仁。古代名医，有不做官而专为医者，有弃高官而从医者，有不为分利而大义救人者，有毁家散财而济助病贫者，所以，中医有“仁术”之称。大医李时珍说：“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孔继菼先生最景慕的名医喻昌先生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隋，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

由此可见，职业无贵贱，用心至崇高！有些人因仁心善念从医，以医术医道行仁义，其谦谦君子之心，莘莘学子之念，尤远超专以儒业自任的所谓“士人”。而世间泛泛涉医者，又少有达此境界者。至于以医获利、假医骗人、弄虚作假、草菅人命者，虽医术有称，无医道可言。所以，孟夫子说“术不可不慎”，晋杨泉《物理论》道：“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

孔继菼先生爱亲而从医，由亲而及人，正是“视人犹己”，他自始至终以儒医自任，在行医过程中，尽显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清操美德和刚正不阿、清正不染、平等待人、扶危济困的高尚品质。

1796年，滕县知县张廷弼(进士，直隶正定人，乾隆六十年知滕)患重病，派人从外地请来孔继菼先生。孔先生看了他的症状，断为春瘟，且因迁延日久，遂为重疾。而这位县官大人粗懂医道，又颇为自负，他一开始就让孔先生给开竹叶石膏汤，孔先生则以为不然。他认为，张县令的病为《伤寒论》中所谓的“戴阳症”。同时，小便不畅沥血，显见阴亏，只可用地黄、人参等滋阴恋阳的温补之药，万万不可发散。据此，孔建议用贞元饮，张坚执不用地黄；换为旋覆代赭汤，张又说不宜人参。孔先生从张的脉象上看出，他的病已到了很难挽回的境地，而更为关键的是，病人固执己见，拒用地黄、人参，而地黄、人参正是对症之药。正在争执之际，有曲阜医馆的人飞舆来请，说又有危重病人急需孔先生前往。而此时张县令的从人及家属坚决要留下孔先生，并许以重金。孔先生笑了笑说：

“我往来治病，非为钱财，县令、百姓俱是病人，当从急不从贵。既然县尊坚执不用我方，留也无益。曲阜有病人急切盼医，不能不去”。

县令亲属看留不住，就苦苦请先生再赐药方。孔先生详细告诉他们，县尊病起于春瘟，本来也不是大病，但由于公务繁重加上用药不当，造成正气内亏，阴气绝于下，虚阳浮于上，时日一久，肺、脾、胃、肾功能俱伤，表面似无大碍，实则病入膏肓。如果他再不配合，更为回天之力。因此，他说：

“温病必先顾阴，此时此病，无可应顾，当急挽其未绝之阳。宜用人参三、五分、地黄一两许，各煎浓汁，引以旋覆代赭，振坠参力，从血分下降，直入肾经根本之地，以回阳气。若元阳不绝，真阴犹可复生，或者邀天之幸，少冀万一。外此，则非所敢知也。”（《孔氏医案》）

官亲们纷纷表示，就是采取强制的办法也要让县尊把药服下。孔先生有郑重地嘱咐他们，“此犹无路中之一路耳，病势至此，如何言保？”

在去曲阜的路上，孔先生一再催促车夫快走。从人问何必如此之速？先生说，走慢了，县府的人就又追来了。从人愕然不解，孔先生解释道：

“张县尊的病非常危险，如果照方服药，且不吐，就稍有起色，如三天无事，他不请，我也会自来。如果有人追至，说明他没有服药或吐了出来，那样一切都不济了，不到明晨，性命必危！”

已而，果如所说。

在这则病例中，还有一个细节，县官不懂装懂，强妆病轻，在他旁边的医人阿附逢迎，顺意开方。这让孔先生非常生气，他认为，医者，应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能僵化死板、因循守旧，更不能畏权怕势、不说实话。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谦虚好学，才是“大医”的风范。

《孔氏医案》得耳目之新者，一为精到的析辩、高明的医理，一为实事求是、谦诚求实的治学态度。

所以，杨黼先生惊叹：“世乏儒医久矣，况儒医兼善者乎，若吾甫涵先生，则儒而医，医而仍儒者也。”

孔继菼先生，学了医而名愈淡，精了医而家愈贫，以医医好了亲人，想的是还要医好更多的人，为穷人看病不要钱，为富人看病不多要钱，自己研通了医理，为的是推广经验，让更多的人明白……

1794年，滕县一代名士，“龙城画派”书画家，曾做过福建汀州知府的张昌（1732—1796年）致仕回家养病，住于微山夏镇亓楼村。他盛情敦请孔继菼先生来家看病。

张昌，字与皆，号谔亭，祖居滕县土城。道光《滕县志》记载：“（张昌）幼岐嶷，八岁能作擘窠书，九岁入邑庠，学使大奇之，赐九龄秀才印。乾隆癸酉选贡成均，中丙子顺天乡试，考取咸安宫教习”。他先后做过广西四会知县、广东香山知县、东莞知县、罗定直隶州知州、福建汀州知府。谔亭先生，是一位颇有传奇的大才子，精八分书，娶“江南草圣”吴作樟女为继室，且尽得草圣真传，享誉滇粤间。晚年致仕回乡，当地士大夫多以相交为荣。

张太守于1794年回乡后，无事便寄情山水，纵情诗酒，不慎得了泄泻之症，竟迁延两年不愈。太守也通医道，初以为湿热，用大黄，稍好不久又泻，改用椿皮，后又不见效，时好时坏，身体每况愈下。孔先生仔细诊视，认为此症是因治湿热久服大黄而导致虚寒，并为患者坚执“湿热”做了有理有据的辨析。更为精彩的是，张太守自认数脉，孔先生则定为紧脉，他分析道：

“先生之脉，乃紧脉，非数脉也。数与紧不以至数分，而以形象辨。故数脉六至，紧脉亦可以六至。数脉或大或小，必近于滑疾；紧脉或长或短，必兼乎弦劲。数与紧之形象，如黑白之不相混；数与紧之主病，如冰炭之不容肴。今以为数则属热，其为泻当有稠粘腥秽，里急后重之症，是为滞下。今以为紧则属寒，其为泻当有澄澈清冷，奔注急下之症，是为洞下。今试问先生之泻，滞下乎？洞下乎？而脉之六至者，近于滑疾乎？抑兼见弦劲乎？以此观之，可知先生之脉属紧，不属数矣。”（《孔氏医案》）

最后，他结合脉象与综合体征，总结太守的病症：

“大抵先生此症，始由湿热，及用大黄，而热以平。及复泻仍作热治，而虚乃起。虚之久，而寒从内生。泻成熟路，愈泻愈虚，愈虚愈寒，寒虚交迫，以至今日。当急补脾胃之阳，兼补肝肾之阴。然阴药亟投，又必滑而增泻，惟坎中一点真火，实为生土之根。须于建中补脾之外，填补真元，俟泄泻全止，调养既久，然后阴阳平补，徐冀康复。寻常治泻诸法，不可用也。”（《孔氏医案》）

张太守见了这样的医案，心悦诚服，不仅惊叹他高明的医道，亦且欣赏他飞扬的文采：

“仓促挥笔，立成数百言，不惟病机晓畅，亦且文澜翻腾，平日学养，于此可见。”（《孔氏医案》）

太守依嘱服药，半年大愈。

四、游于艺——儒医大善，悦人如艺

现存遗文均称孔先生“一上春宫不第，归，遂无意进取，而以医自娱”，此说法亦有不妥。《孔氏医案》有一例医案即为明证。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孔继菼去北京参加癸丑科会试，仍然不第。搭乘一艘运河粮船顺大运河南下。当时又值瘟疫横行，“岸上舟中病者大半”（《孔氏医案》）。孔先生哪能坐视不管，便在漕船上开起了诊所。船商也是个大善人，他按照孔先生开的“八仙活命饮”药方，到岸上买药，在船上架大锅熬汤。不仅一船之上俱得保全，就是沿岸所到码头也停驻分药，无以数计的病人被治愈。从京畿到山东的运河两岸，咸称“救命神船”。

船上的孔先生，自然被人钦敬如神！治好病的对他顶礼膜拜，没有病的也向他寻医问药，到了码头，要么跪倒一片拦着不让走，要么飞舆车轿抢着来接，忙的不亦乐乎！

同船南下的有黄氏一大家人，男女老幼六人都感染了瘟疫，喝了孔先生的“八仙活命饮”都被治愈，当家的黄老夫人是全家唯一未被传染患病的，便亲来拜谢孔先生，顺便也请先生给她看看病。

孔先生一看老夫人气色，便料定她一定有多年痼疾，且非常痛苦。老夫人听了，连连称是。她自己叙述，病情已有三十五六年了，自感腹中有一硬块，横贯于两肋之间。开始每月犯一次病，后来渐犯渐勤至则十余日一次。发作时，忽寒忽热，腹痛呕吐，发烧战栗，几乎晕厥。孔先生问她，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治疗？老夫人说，三十多年来，看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无数的大夫，都没有断清病因，吃了无数的药，腹中肿块也没有下去。

孔先生满腹狐疑，细察深推，感觉应该属风疟，但疟疾为何能迁延数十年之久？当即给她诊脉，发觉六脉弦劲，不浮不沉，正在中部。于是，先生断言，是疟疾无疑，腹中肿块即是“疟母”。老夫人久病成医，亦略知病理，因而对先生的话不大认可。她的理由是，从前的所经治过的大夫没有一个认为是疟疾的，而且，这种病间隔多日发作一次，又能存在如此之久，都与疟疾的症状不同。孔先生笑了笑说，诊断之道，论证施治，但不能拘执一表一理。这个道理载在《内经疟论》，只是人们没有细察罢了。他阐述道：

“夫疟之发也，邪气与卫气相值乃作。其日发者，邪气浅，日与卫气相值也；其间发者，邪气少深，不能与卫气日相值也；其有间数日者，则邪气深抵于脏腑，横连膜原，恒与卫气相失也。夫既可以间一日、间数日，独不可以间数十日乎？且此症六脉弦劲，虽发至少阳而不浮不沉，正显于脾胃之分。夫邪气弥漫，侵阳明、犯太阴，直贯脾胃，攻冲扰乱，作呕做痛，职此之由。而不从疟治，至令结而成积，凝而成块。津液痰涎，尽为吸聚，则其根深蒂固，永无自解之期也，此所以历数十年之久也。”（《孔氏医案》）

因而，孔先生用大柴胡汤加鳖甲、青皮、官桂、附子为方，嘱其服用。老夫人服四剂即减轻，调整后又服四剂，肿块消失，加服二剂后，数十年顽疾竟得痊愈。

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开始，孔继菼先后十数年游历外地医馆坐堂，到过徐州、泰安、曲阜、济宁、夏镇、兰陵、铜山、邹县等地，或两三月，或半年，其中最长的是曲阜体仁堂，累计达五年之久。

体仁堂医馆是曲阜孔府出资创办，基本上是一处古代慈善医所，常有孔府名医和外地大夫义诊，酬金极低，为贫困人看病多不收钱。孔继菼很认可这种场所，乐于前来。由于他医术高明，又是孔氏宗族，很快名闻遐迩。圣公府、曲阜官方士人都对他非常尊重，知名文人、世家豪门也都有结交，为人看病之余，畅游山水，诗文唱和，度过了一段悠闲适意的岁月。

孔先生往来滕曲四五年，滕县病人寻找至曲阜、曲阜病人寻找至滕县的也是络绎不绝，以致于留下不少有趣的故事，使孔神医的大名显于孔孟墨圣人之乡。

滕县有位士人叫龙尚宾，身患多种疾病，历经数年，十分痛苦。1795年，他听说孔继菼从曲阜回到滕县，便亲到南荒孔先生家里求诊。病人自述病情：

“为头眩，为心跳，为烦，为悸，为胸腹痞满，为胁下胗胀，为逆气串痛，为喉中生疮，为小便短涩，为往来寒热。”（《孔氏医案》）

孔先生为他把脉，发现“弦细结数，不匀不净”，听其描述寒热情状，认为这种病寒热错杂、虚实俱有，寒为真寒，热为真热，实为真实，虚为真虚，主次难辨，治彼则碍此，胶结错杂，不知从何处下手。便很谦诚地告诉他，确实没有断清病根，更不敢轻易下药，希望他另求高人。

龙尚宾听了先生的推辞，不仅没有走，反而给先生跪下了，他十分动情地哀求道：

“孔先生，凭您一句‘看不清不敢治’，就是高人呢！几年来，我遍寻名医，都分析的头头是道，把病说的清清楚楚，清解、疏利、补阴、养阳的药都用过了，没有一个见效的。先生的慎重分析，正是病体真实感受！看来这病非先生不治。望先生救我！”

看他如此诚恳，孔先生不忍，就留他住下，一连三日，细加推详，发现他的这种病，虽然虚实寒热俱有，但虚寒多而实热少，应当提纲携领，先主后次，试着“从少阳立治，和解阴阳，宣通内外，主以温辛，而以清凉为监制” （《孔氏医案》）。尽管如此，孔先生仍然非常谨慎，嘱咐他试着服用，不对则止。

第二年春天，孔继菼又从曲阜回到滕县，龙尚宾已早早等在了先生的家门口。他告诉先生，服药二个月后，症状减轻，不象原来那么痛苦，只是各种症状依然未除。求先生一定要继续诊治。孔先生告诉他，这种病现在还看不出端倪，只能假以时日，慢慢观察，变中求见。龙尚宾则表示，就认定了先生一人，愿常跟在身边，以便于观察治疗。

这样，龙尚宾就从滕县南荒跟到曲阜，在曲阜医馆一住就是四五个月。这年夏天，孔先生从曲阜回滕县，龙尚宾又随来住到南荒。这期间先后十数个月，易方到20次的时候，孔先生豁然开朗，终于弄清了这个奇怪的病症，他叫来龙尚宾，兴冲冲地告诉他，并详述来龙去脉：

“吾今识君症也，其痹病乎？风寒湿三气俱有，而又分舍于经络脏腑之间，故其症错杂而难辨。幸前药不甚刺谬，不然且殆。夫痹虽外邪，而其寒热虚实，而随人之行气为变现者也。今试以经之痹论，证君之病情：烦悸痞满，胗胀串痛，大便溏泄，小便短涩，脏腑之痹也。邪胜于内，而里气虚，于是头眩心跳，不寐之症起也。时而凉起，时而热起，游行于胸腹头面，衍溢于脊背足股，经络之痹也。邪胜于外，而表气虚，于是往来寒热，畏恶风寒之症起也。唯喉咙系热药所为，滑精亦虚热所致，二症不在痹数……”（《孔氏医案》）

同时，从龙的体征上亦得以验证：他至项以下从不出汗，皮肤干燥强涩，这是痹病及于皮肤的症状。皮肤不出汗，毒不从汗解，病就无从好起。

于是，孔先生给他开小续命汤方，以麻黄、桂心为君，以人参、黄芩、当归、白芍为臣，以附子、杏仁、防己、甘草、防风、生姜为佐，以石膏为使。龙尚宾才服下一剂，胸以上即微微见汗；服三剂，汗到肚脐；七剂以后，汗遍小腹，下及阴股，诸般病症霍然而愈。

总结这则让他颇为得意的医案，孔先生重在点明了两个医道法则：

一是“治病而不知其名，从何处着手？”；二是患者“坚于相信，故终可成功”。首先，孔先生锐于论病，务求准确，才能有的放矢，绝不牵强附会、似是而非、不求甚解、盲目施治，非虚怀若谷深于修养，断不能达此境界，这就是孔先生被尊为大医、儒医的道理。其次，患者信任大夫达到崇拜的程度、依赖大夫达到亲人般的关系，这是求治必成的先决条件。

而在这个故事里，也让我们看到，孔继菼谦诚务实，不自是，不盲目，善于在实践中学习探索、观察辩证，同时，又用一颗仁爱之心，建立如亲如友般的医患关系，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大医风范。

五、终于善——大医身后，医道长存

1809年，是为清嘉庆十四年，孔继菼61岁，垂垂老也。一日先生整理案头所著医案，计有数十部600余篇。这是他平生心血，堪为医家瑰宝，因此十分珍爱。他非常想把它付梓成书流传后世，奈何家境窘迫，而且儿孙们多不同意，先生心中甚为不安。

原来，孔先生有一子孔广曧，广曧生七子。由于孔继菼先生行医不图利，家里人口繁多，经济十分拮据。老人的行为，儿孙辈多不理解，长此以往，家庭矛盾难免产生。

一天，孔继菼约杨黼、满秋石到颜楼颜逢甲处相会，酒酣之际，继菼老人悲由心生，欲把平生医案付之一炬。杨、满、颜三人大惊，纷纷劝慰，杨黼说：

“先生一生精义尽在于此。弟观医理高论皆见所未见，虽喻嘉言不过如此！且先生素有济世救人之愿，一身之所济者小，不如公诸天下之为大也。刊以济世，更显功德无限。奈何欲毁弃之？”

孔继菼便把内心曲衷及家庭的事说与众人，杨黼当即表示，愿为他出版这套医案。满秋石、颜逢甲亦同声表示赞助。

那一年，是杨黼考中进士的第二年，杨母殷太夫人下世已一年有余。杨黼既有官面应酬，又在丁忧之期，不辞劳苦，与孔继菼一块整理医案。孔先生精选了90篇，命名为《一见草》，大意因循喻昌《寓意草》，先生自又姓孔，有谦为“一孔之见”的意思。第二年付梓之前，孔继菼、杨黼、满秋石、颜逢甲又共议书名，颜、满二人认为不如把“一见”同音改作“医鉴”，杨黼也表示赞同。最后，一致推举杨黼作序。

杨黼并不推辞，饱蘸激情，一挥而就，字里行间，对自己的表兄益友、同道知音孔继菼先生的儒者风范、大医精诚、济世情怀、医道精神做了恰如其分的高度赞扬，全面阐释了“儒医”的精准定义：

世乏儒医久矣，况儒医兼善者乎？若吾甫涵先生，则儒而医，医而仍儒者也。先生少登贤书，负其奇才，肆志经史，欲以经纶宇内，未尝业医也。会先生祖母卧病数载，医莫能愈，先生忧焉，究心于神农黄帝之书，既精且勤，病遂以瘥，非欲以医显也。既而温疫盛行，危殆者多，医者各见所见，于病若无见也。先生出独见以济之，全活甚众。凡病之疑似者、奇怪者，必书其原委，及用药得失之验，置诸案头而去，亦未尝以医名也，而医名驰南北矣。

予少先生十余岁，而弃儒为医在先生前，实于医儒两无所得。先生既惠而教之，又授以案文数十篇。以韩苏之笔，发岐黄之理，警快绝伦，茅塞顿开。喟然叹曰：“古所谓不为良相，必为良医者，其在先生欤！”今先生老矣，儒术虽不得见诸用，犹手丹铅不辍，终不欲以医名，特以余力为之，然已精妙至此。余恐其久而散佚也，请诸先生，尽书所见，共得九十余篇，自颜曰“一见草”。盖以医理无穷，不敢执一见以蔽众见云尔，然实为众见所不及。

余谓先生曰：“一身之所济者小，不如公诸天下之为大也。盍刊以济世？”先生冁然颔之，并嘱点视，且序其以儒为医之实。窃惟先生，良医济世在兹书矣。若其儒术显而执简染翰，霖雨舟楫，更于先生有厚望焉！遂忘词之弇鄙，而为之叙云。时大清嘉庆十五年岁次庚午杨黻佩冕氏谨识。（原名“一见草”原序）

是年，即1810年，《医鉴草》由杨黼刊行。全书为四卷九十篇医案，约十余万言。

《医鉴草》（《孔氏医案》）这部珍贵医籍的出版，杨黼居功至伟，不仅出资出力，而且亲为整理、校点。这，一则反映了杨孔二人关系之密切，更为重要的是，也让人看到同为儒医的杨黼对这些著述的肯定和推崇。

《医鉴草》问世三年后，杨黼在济南逝于赴任途中，时年55岁。孔继菼痛失知己益友，悲悼不已，亲到望凫杨府抚榇痛哭，焚稿致祭。

又过了七年，即1820年前后，孔继菼先生年过古稀，犹来往于徐沛微渔一带行医。一天夜间，在去给人看病的途中忽发中风，不治而逝。

孔先生晚年愈加困顿，夫人下世后，和儿子孔广曧一块生活，仅够温饱。七个孙子析居另过，不过平平农家。先生去世后，儿孙竟然买不起一口像样的棺材，村人观之无不怅然。

然而，“活人无数”的一代儒医，毕竟不会让人忘记。听说孔先生逝世的消息，远乡近里，四面八方，甚至曲阜、济宁、徐州、沛县、兰陵等地的被先生治愈的病人、受先生教益的门徒弟子，纷至沓来，不数日，有数百之众。有的自搭芦席蓬路祭，有的自带重孝行期服礼，更有邹县石墙一家士人，因报答孔先生治好了女儿的天花，送来了一口上好的棺木……

义人去也，而德难忘！外人感恩如此，自家困窘如此，此情此景，乡人无限感慨之余，也纷纷说三道四。孝子孔广曧，对父亲既敬又怜既爱又恨，更多的是不解。据说，在先生下葬之时，广曧把父亲遗稿、医书全部随葬。

不管怎样，在一片感动和义举之中，孔继菼先生无限风光而去。国初老人有目睹者，尤道及位于今南荒东南原的孔氏墓，高丘巍然，丰碑伟岸，署撰碑文者为颜逢甲。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文革加批孔，孔继菼先生墓因蒙祖累，所以被破坏的也很为彻底。

一代儒医，勤勤于儒业，济济于救人，偱偱于道，执执于义，经世道风化，终归于无。所幸，有《孔氏医案》在，使后人终见先生于不朽！

杨黼刊行的首刊《医鉴草》（《孔氏医案》），除分赠亲友外，据说更多的由孔杨二人的弟子带往曲阜、济宁、微山、鱼台等外地。该书所到之处，不仅医家，即使一般读书人亦争相传阅。之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苏皖居多，而滕县本地，后来反而愈来愈少见。

数十年后，大约同光年间，在徐沛（一说商丘）一代，有人印制了一部八十二篇的医案，首定名为《孔氏医案》，这就是所谓的再版本。第三版刊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同再版本一样，也是四卷八十二篇，由田承锡、高廷柳校正选辑。

现存抄本，一是孔继菼家乡南荒附近发现的清代抄本，序文署名为沛县叶凤翚。一是滕县名人刘子衡大师手抄本，该藏本有杭州大学教授王焕镳校点，大书法家陆维钊题跋，至为珍贵。

1988年，在原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名中医张奇文先生的关注和努力下，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建国后第一版《孔氏医案》。这版《孔氏医案》以民国二十一年本、刘子衡大师手抄本为底本，互相兑阅，录医案四卷八十二篇。该书由张奇文先生、刘子衡之孙刘德泉教授校点，方剂学家周凤梧教授作序，并附有杨黼的原“一见草序”和陆维钊题跋。该书于1988年2月、5月由山东新华印刷厂两次印刷，两次印量共计不超过两万本。以后，另有2014年6月中国中医出版社出版、由郑丰杰整理的版本，黑龙江、安徽也有出版，但这些版本都是山东出版的张奇文本翻印的。

这样，二百多年来的流传过程中，《孔氏医案》虽经岁月沉淀而历久弥新，一再得到医家重视和有识之士的垂青，显见它的医术和文学价值。

行为之德，亲历者身感，文采之美，知音者妙悟，医道之精，唯方家会意。以下，试引用历代名家对《孔氏医案》的评论来领悟名篇、纪念儒医：

杨黼：以韩苏之笔，发歧黄之理，警快绝伦，茅塞顿开。喟然叹日，古所谓不为良相，必为良医者，其在先生欤！……自颜曰一见草，盖以医理无穷，不敢执一见以蔽众见云尔，然实为众见之所不及。

陆维钊：终先生所长，锐于论病，以为治病而不知其名，必将无从着手。又痛夫时医就病论病，不问病因，不参脉色，其误将无所不至。即上焉者，亦但论现在之症，不讲隔二隔三之说……至其条理贯通，精义迭出。如云某系何病，应用何药，何药宜先，何药宜后，如何可以善后，如何可防病变，约占全书一半。其次则从错综复杂求其主次，传变转移，尽其曲折；攻补兼施，权其轻重；他人误治，谋其挽救，以至于从脉不从症，从症不从脉；阴极似阳，阳极似阴，；假寒真热之殊，假实真虚之辩；大积大聚之宜衰其大半；应峻应徐之须及其时机；紧脉数脉，辨其不同，有本有标，宜其先后等等，皆有确然之病例，畅乎言之，发人深省，非他人医案之寥寥数语，煞费推摩者可比也。

况先生之书，自律甚严，他医偶有出其上者，皆一一称道其长，而评己之模棱两可为大咎，反复试探为无识，以痛误淋为误治，未见古人之法而不敢下手为不尽心。自非深于修养，虚怀若谷，以救世济人为怀，何能至此？

居尽之世，医道大昌，由中西并治，而中西融贯，先生此书，我知其必能为识者所取，不仅医家鉴，亦足为病家戒！

张奇文：宗六经之规范，发灵素之奥秘，理法方药，微妙悉彰，读后如清风霁月之爽人心脾。其医学成就，实可媲美喻嘉言之《寓意草》。

周凤梧：每案均是先议病，后议药，理法方药，丝丝入扣，可与喻昌之《寓意草》媲美。其可贵处，是作者收集了不少误治的病例，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如实写出，使人读后，足资借鉴，诚为医案中不可多得之佳作。另外，该书不同于一般医案的特点，在其锐于论病，对各种疾病盘根错节之变化，皆能详析其纤毫之微，以期平衡阴阳，协调升降，以配天地气机之运化。书中论证之详，也可说是前人少有，如某系何病，应用何药，何药宜先，何药宜后，何以善后，何以防变，对千变万化之疾病，操之于阴阳表里之间，勾沉提玄，气抉索隐。然要而不繁，可谓如网在纲。如病势沉湎，阴阳乖错，似将不起者，作者则求其次，尽其曲折，究其阴阳寒热真假之殊，索其形脏虚实之候，虽寥寥数语，发人深省，实如破天惊雷，另具新义。

孔继菼、杨黼，儒医不朽！《孔氏医案》其在斯乎！

节选自《杨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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