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至民国时期东洋参在中国的流通药用考析（李铁华夏雪）

求道

时间：2025-03-04

明末清初以来，随着辽东、朝鲜半岛等地所产人参在药材市场上的兴起，与之毗邻的日本产东洋参也在中国药市流通，并由辽参、高丽参的替代品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参类中药材。现有关于东洋参的研究，散见于外来药物研究，人参书写与分类研究，与辽参、高丽参和西洋参的比较研究，以及人参治疗疾病的相关验案研究等领域，总体来看，旁涉性研究多，专门性研究较少。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梳理清中叶至民国时期中国各类文献载录东洋参情况的基础上，对其市场流通的状况，以及药性与临床应用进行考述，以期在阐明东洋参药用价值的同时，揭示其在中国流布演变的历史脉络，并简要分析影响东洋参在中国使用的多重因素。

1 清中叶至民国东洋参文献载录情况述略

1.1本草类文献

最早载录东洋参的本草文献是清代医家赵学敏（约1719—1805）于1765年编撰的《本草纲目拾遗》。该书详细描述了东洋参的产地、形态、质地、性味、类别等情况。书中提到时人汪玉于曾言“东洋参出日本东倭地”。由此可知，至迟在清中期东洋参已流通于中国。姚澜所著并刊行的《本草分经》（1840）在鉴别东洋参与人参及高丽参色泽、形态和性味的同时，首次讨论了其在归经方面的通经属性。由张锡纯编撰、吴炳修订咸丰壬戌年（1856）刊行的《药性蒙求》则对东洋参的流行情况、性味等有简要讨论。由凌奂编撰同治元年（1862）刊行的《本草害利》将东洋参归入补肺猛将类参药属中，并简略论及性味功效。由陈葆善编撰光绪二十九年（1903）刊行的《本草时义》，也简要论及东洋参之性味。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药学研究的传入以及中国现代药学事业的发展，东洋参的生药学研究也有了初步开展。如曹炳章编写的《增订伪药条辨》（1928）提到了东洋参的种类与作伪西洋参的情况；本草学家赵燏黄编写的《中国新本草图志》（1932）则结合文献考证，从现代生药学角度对东洋参进行了科学化研究。

1.2 医案与方书类文献

随着本草类文献对东洋参的介绍与推广，清中期以来医案及方书类文献中亦开始出现应用东洋参组方治病的内容。嘉庆年间（1796—1820），王之政编撰的《王九峰医案》载有御医王九峰多次用东洋参组方治疗疾病的验案。道光二年（1822），浙江医家曹光熙所著《医书类腋》一书中也有关于使用东洋参治疗淋病的记载。道光十三年（1833），青浦世医何其伟所著首部戒烟专著《救迷良方》中所载“忌酸丸”方，以东洋参入方来治疗吸食鸦片烟毒。1839年，徐子默著《吊脚痧方论》论及道光年间流行疫病“吊脚痧”及其治疗方法时，也使用过东洋参。晚清时期，使用东洋参治病的医案数量显著增加，如王世雄《王氏医案》《随息居重订霍乱论》、蒋宝素《问斋医案》、陆子贤《六因条辨》、雷丰《时病论》等医论、医案中载有多种用东洋参组方治疗温病、疟病、急症等方面的验案。1910年后，因日本侵华不断加剧导致的抵制日货运动，对东洋参的流通应用产生重要影响，记录东洋参组方治病的文献数量也就逐渐减少，仅有《丁氏医案》《贺季衡医案》《阮氏医案》《叶熙春医案》等少数医案类文献还能看到东洋参入方的零星记载。

1.3 方志、笔记与报刊类文献

除上述医学类文献外，一些方志、笔记与报刊文献中也有关于东洋参的相关记载。清代道光年间编撰刊行的《道光厦门志》中，在介绍海外诸国的风土物产时，曾简略提及日本土产东洋参。清末编撰出版的《庸闲斋笔记》中也有“日本国所产之东洋参，江浙诸省盛行之”的相关记载；《申报》也曾提到东洋参为从日本进口的大宗商品，并报道了不少东洋参失窃、走私的情况，可见晚清民初东洋参在中国进补风气较盛行的江南地区已广为流通。民国中后期的文献多是关于东洋参禁用与查封的报道，并提倡医生开方中剔除日本药品，提倡使用国货。可见，因中日民族矛盾上升而出现的抵制日货运动是国内东洋参需求日渐减少的重要原因。

2清中叶至民国东洋参的流通情况

2.1 进口情况、流通区域与价格优势

东洋参在中国的流通源于日本解决其国际贸易逆差问题的现实需要。日本并非人参原产地，但因其需要从中国和朝鲜进口人参，还需要通过清朝商人进口西洋参，故而流失了大量白银从而造成贸易逆差。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实行药种本土化政策，以期扭转这种逆差局面。日本享保年间（1716—1735），在日光栽培引种人参取得成功，并称为“御种人参”。该引种人参就是最早的日本产人参，出口至中国后被称作东洋参。随着引种人参在日本的栽培范围逐渐扩大并形成产业化，日本开始向中国大量出口这种人参。中国进口东洋参的数量在晚清时期出现了猛增。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可知，明治前期（1874—1879），日本产人参的出口量已有显著增加，并于1879年达到整个明治时期的出口峰值507 494斤。明治时期东洋参出口量猛增一方面与东洋参的产量增加有关，另一方面更与明治时期日本引入西方医学压制汉方医学的政策密切相关。

民国初期，东洋参出口中国的数量出现了锐减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清末至民国时期日本的侵华行径日益加剧，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从而引发了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东洋参作为日本出口至中国的重要商品自然也在中国人的抵制之列。1908—1909年，首先在广东和东北出现了区域性抵制日货运动，民国初年又因日本提出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因国人的强烈抵制，东洋参的进口数量锐减，药用情况自然也就随之减少。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及之后长期的全国性抵制日货运动迫使医药界不得不用国产参代替东洋参。如《申报》曾报道云：“南北两市大小饮片药店同业会同医药研究会开会决议，凡遇主顾往购产自日本之东洋参、高丽参、倭硫磺等药料，一律拒却不卖。设或病家应用以上日货者，改用四川、广东等省所产之国货，偶有医生于药方上开有日货之药味，一律剔除云。”此后各大参号进口的东洋参或被各团体查封，或自行封存。

由前述中国医药文献中东洋参的载录情况可知，东洋参开始在中国药市流通的时间大约在18世纪中叶，且主要流通于进补风气盛行的江南地区。最早将东洋参纳入本草的赵学敏为浙江钱塘人，他在论著中曾提到：“今苏州有东洋参店，专市此参者。”这说明在赵氏生活的清中期，东洋参已在江南地区的药市中流通了。晚清时期，东洋参在江南地区药市的流通更加广泛，医家医案中有大量记载，如青浦何其伟、嘉兴徐子默、钱塘王士雄、镇江蒋宝素、崇明陆廷珍、浙江雷丰等江南地区医家的医案中均有用东洋参组方治病的验案。在近代中国进口人参的各港口中，上海是人参进口量最多的港口，1914—1915年的人参进口量均超过20万斤，而其他如九龙、广州、重庆、汉口等海关的人参进口量则不足10万斤，足见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人参消费能力。与此同时，上海还是东洋参最大的进口港，说明东洋参曾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广受欢迎。另外，东洋参也有经过山东等港口转口至香港市场出售的情况。

在中国药材市场上，东洋参价格与其他人参相比较低。赵学敏曾记录过药市中东洋参与高丽参的价格差异，称药市中日本官参“价八换”，日本私参“价五换”，高丽参则“索价十换”，由此可见东洋参价格明显低于高丽参。1877年10月12日，《申报》提过一个霍乱吐血方子的加减法，“如四肢冰冷加人参八分，贫者以东洋参一钱代之”，这里没有提到东洋参的具体价格，但报道说贫者可以使用。这充分说明当时的东洋参价格确实不高，甚至远低于国产人参，才可为普通民众广泛用作国产人参的替代品。而且，市场上还存在用东洋参冒充西洋参的情况，也是因为其价格不及西洋参。在国内参市上，吉林野山人参价格最贵，其次为高丽参，然后是西洋参，东洋参的价格则敬陪末座。尽管东洋参价格较低，但因符合普通民众的治疗和进补需要，因此市场需求仍然旺盛。正因如此，晚清时期有三菱公司拍卖东洋参与上洋采芝堂销售东洋参酒的广告，社会上还曾发生过多起走私或偷盗东洋参的情况。这也从侧面说明东洋参的药用价值已得到了中国医家和病家的普遍认可，又因其价格较为亲民，在晚清时期的流通区域也就越来越广泛。

2.2 分类演变

东洋参在流通于中国药材市场为消费者购买之前即有相应的商品规格。东洋参在日本本土有官参和私参之分，官参比私参更地道，价格也更高。赵学敏著作中曾提到中国市场流通有官私两种东洋参：“盖有印字者，乃彼土之官参，最道地；无印者，皆彼土之私参也。”日本官参在出口时已有等级区分。如岛根县松江市所产官参即按形态与重量分为旭记、宇记、宙记、花记、玉记等24种，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价格分为上中下3个等级。但是在东洋参进入中国时，为了纳税简便，中国海关又将其分为一等、二等、等外3个等级，等级越高纳税的金额越高。

不过，中国医药学家对东洋参有区别于商品规格的分类，更偏重医疗活动中所关注的性味、产地等内容。清代中期，赵学敏根据所见东洋参的形态、性味、产地等的差异，将之分为4种。第1种形态较大，如拇指般粗，类似西洋参，坚实多肉。第2种形态较小，“每枝不过二三分”，肉薄不坚实。以上两种外观都是色白有皱纹，不过大者切片口含可化而无滓，煎汤色淡少味；小者切片口含三夜不化，煎汤味浓厚。第3种皮上有红纹，为日本所珍视，产地接近奉天、旅顺等处。该时期，中国苏州有专卖此类参的店铺，该参曾在壬子年冬季江浙爆发的痘疫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第4种皮黄纹粗，中肉油紫，“出高丽新罗一带山岛，与关东接壤”，气与辽参相似不过微薄，性温平，效果与辽参不相上下。从赵学敏的描述可以看出，这4种东洋参不仅产地不同，且外观、性味、功效也有较大差异。这种分类方式与该时期人参消费类指南书籍的描述方式较为相似，对东洋参在药市中的流通和应用有促进作用。

晚清民国时期较之前相比出现了具体的分类名词，此时药市流通的东洋参往往被分为新山参与老山参两种。陈葆善《本草时义》依据参的生长年限将东洋参分为老山参与新山参两种。“老山年久而质坚，煮之涨力大。新山年少，而涨力薄”，并言及形态辨别法，“唯看身干坚实老瘦，多槎枒有圆扁作三角形者，皮纹细结致密，芦头粗壮有力者，即是老山。身干圆润，中肥大而两头瘦弱无力，纹理粗松者，多新山”。不过，曹炳章《增订伪药条辨》则以不同产地为依据来划分新老山参，“日本云州产者，曰老山参；会津产者，曰新山参”。他认为，与新山参相比，老山参气味较厚，近梢处有红点刺，煎汤后色清而黄赤。而且，曹氏提到新老山参与日本宇宙天凤等记的划分标准不同，“至于宇宙天凤等记为名者，非分高下，实辨别枝条大小而作记号也。新山、老山皆以大小为记”，还说明了“用者总以认识货物、辨明高下为主要”，包装由于可以更改而不能以此为标准。上述关于新老山参的分类虽然依据不同，但都涉及市场交易所关注的生长年份、产地以及辨别方法等内容，并且可以从中看到分类与实际药用的区别。

民国时期，受中药科学化思潮影响，药学界开始使用现代生药学方法研究东洋参，东洋参的分类依据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本草学家赵燏黄（1883—1960）从现代生药学视角对东洋参的分类情况作了更客观细致的研究。他以东洋参的植物学来源为依据将之分为两大类：御种人参与东坯假西洋参，并认为二者都属于栽培品。御种人参，是朝鲜人参的移植品，与辽参和朝鲜人参在植物学上属于同属同种人参（P. ginseng C. A. Mey.），因而药效与辽参和朝鲜人参也有相似之处。东坯假西洋参，是用西洋参（Panax quinquefolium L.）原种在日本栽培而成，与御种人参同属不同种，并且由于土壤、气候等的差异，日本栽培的西洋参与北美产西洋参在药性、药味和品质上皆有较大差别。而且，赵燏黄还将这两种东洋参作进一步细分。他根据产地的不同将御种人参划分为日光参、云州参、会津参和信州参等类型，并展示这些人参的外观形态特点与显微镜横断面图像；根据外观横纹的不同将东坯假西洋参分为东坯横纹光参、东坯副光参和东坯顶光参3类，并言及这3类的形态特点、参体与芦头长度以及显微镜下横断面皮部、木部等结构的异同。赵燏黄借助现代生药学的方法，以植物学来源、形状特点以及显微镜下微观结构特征等为依据科学区分东洋参的类别，为东洋参的分类和鉴别提供了科学依据。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对赵学敏提及的4种东洋参的种源和类别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赵学敏书中提到的形态较大与形态较小的两种东洋参应是东坯假西洋参。赵氏提及的第3种皮上有红纹之东洋参，我们推测很可能为日本御种人参。原因有三：首先从药效上看，其药效更佳较，为日人所珍视；其次，从产地上看，其产地近奉天、旅顺，说明地理位置为日本诸岛靠西者；最后，结合曹炳章对于云州所产老山参近梢处有红点刺的描述，加之云州（出云国）位于日本本州岛西南部，进一步确定其可能是御种人参中的云州人参。赵学敏提及的第4种“出高丽新罗之东洋参”，并非日本产人参，而是产于朝鲜半岛的高丽参，因当时高丽参地位不及辽参，为借“洋”字索更高价格，药商亦会将其称作“东洋参”。

2.3 作伪西洋参及其鉴别

近代药材市场上，东洋参价格不高，因此药商经常将之伪装成价格更高的西洋参售卖，以赚取高额利润。明治中期（1880—1886），由于东洋参的质量不佳，出口量有所减少，并且因为西洋参在华售价高于东洋参，故而有东洋参伪装成西洋参出口的情况。近代的一些中文文献资料对东洋参价贱的情况也多有记载。如《申报》中有报道云：“东洋参犹为有用，然价贱已极矣。”《增订伪药条辨》更是具体描述了二者的价格差异和伪混情况，称西洋参每斤八九十元，而伪品东洋参每斤只八九元，药商将真伪参混杂出售，可以获得更多利润。《申报》还曾多次报道药商用东洋参假冒西洋参的事例，如曾有报道称“日本产者复不及美国产，但自美国进口者屡混有日本之出品” 。又如，1897年药业认捐公所曾多次刊登东洋参冒充西洋参的情况，认为两者药性不同，西洋参滋液生津，东洋参甘温补气，性味大相径庭，但伪品与真品形色相似，不是精通药材之人士难以辨别。

东洋参不仅外观与西洋参相似，而且为了作假，参商根据美产西洋参形态对东洋参作一些形态改造，以便以伪充真。美国产去皮西洋参，形态与辽参相似但体型较小。日本参商用东洋参擦去表皮冒充西洋参销售至中国，伪冒品多为东坯副光参。而真伪参药效相反，西洋参滋阴降火，对于阴虚火旺咳嗽之病者，使用真的西洋参可以平气敛火，使咳嗽慢慢好转，但如果使用东洋参冒充的西洋参，由于东洋参提气助火，会出现面赤舌红、干咳痰血、口燥气促等危急症状。这种情况对医生开方用药也有影响，不明其中缘故者会因此在后续组方治病时放弃使用西洋参。有鉴于此，一些参商便不再去除美国产西洋参表皮之毛，而直接带毛出售，被称作毛西洋参，用以区别作伪的东洋参。但随之而来，参商也会用不去皮的东洋参冒充毛西洋参，从而被业界称作伪毛参。由此可见，东洋参作伪西洋参害人不浅，因而鉴别西洋参与东洋参对于医家和病家而言都显得十分重要。

关于东洋参作伪的鉴别，曹炳章曾提过一些肉眼可辨、简单易行的方法。首先，可以通过观察参的质地松实程度来辨别，如真品西洋参的质地比较松软，而伪品质地较为坚实。其次，可以观察切片有无菊花心以辨真伪，真品光参有菊花心，而伪品无。再者，还可通过咀嚼感受真伪品质的差异，东坯假西洋参咀嚼后没有清芬气味，偶尔淡涩黏舌，而真品西洋参气味清芬，咀嚼爽口。

随着现代生药学的发展，药材鉴定朝着更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东坯假西洋参可以从性状与显微观察两方面进行辨别，这方面赵燏黄的研究较为充分。首先，他使用现代度量单位“厘米”更精确地记录东洋参的长度，取代以往如“二三分”等旧时较模糊的度量词汇。通过这样的精确测量，他发现东坯假西洋参长度范围为3～7 cm，西洋参长度范围为4～12 cm，从而确定东坯假西洋参的长度范围比西洋参真品要短。他还重视参体直径的测量，测量结果显示西洋参的直径范围几乎是东坯假西洋参的2倍，芦头也更粗大。其次，使用“主根圆形”“表面有纵皱”等专业生药学术语来描述东洋参的外部形态，使东西洋参的形状特点更容易辨别。从外观上看，西洋参颜色更深，皱纹明显且有褐色斑点；而3种东坯假西洋参中，除了东坯横纹光有密砌之横纹，其他两种横纹不明显。此外，他还运用显微镜观察东洋参横断面的细部特征，记下不同类别东西洋参的横断面的显微结构。他通过横断面显微结构的对比，发现西洋参的皮部与木部交界处有一周红褐色圈轮，木部近中央有淡褐色放射线，而3种东坯假西洋参中的褐色小点不整齐或很稀少。赵燏黄的现代生药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为鉴别东西洋参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东西洋参的临证应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东洋参的栽培与在华流通是日本挽救其贸易逆差的结果，由于中国人参市场需求巨大加上东洋参价格低廉的优势，其在中国的流通曾盛行一时，并主要为江南地区的医家患者所接受，而民国时期抵制日货运动使东洋参的流通锐减。随着市场流通需求和时代发展，医药文献有关东洋参的分类与鉴别内容向着更精确、科学和客观的方向发展。最初以辽参、西洋参为参照，以市场交易重视的形态、性味、产地与生长年限为依据进行分类。随着医家病患的逐渐认可，分类中更加注重药性与品质，并认识到分类与药用的差别。近代中药科学化研究的兴起，又引入现代生药学研究方法，以植物学来源、显微结构等为依据来进行分类，使分类更为科学、精确。关于东洋参作伪鉴别，传统只能通过观察品尝来识别形色、性味等作经验式鉴别，随着中药科学化发展又增加了生药性状、显微结构等微观鉴别方式，使药材鉴别更学术化、专业化。

3东洋参在中国的药用情况

3.1 关于东洋参药性的争论

最早将东洋参纳入本草的《本草纲目拾遗》首次对其药性进行了讨论，认为“与辽参味同，微带羊羶气，入口后微辣，为各别耳。然性温平，与西洋佛兰参性寒平者又别。此参近日颇行，无力之家，以之代辽参用亦有效”。从与辽参、西洋参的比较中阐述了东洋参药性温平、参味醇厚的特点，从传统本草学层面确定了东洋参对辽参的替代作用，并为用药提供了本草学依据。后来的《吊脚痧方论》中也曾提到东洋参的这种替代作用，在用于厥逆证治疗时，曾云：“人参一钱另冲……倘无力用人参，以东洋参代之，可用二钱。”此方论从具体的用量上说明了东洋参与辽参药效的差异及替代数量比例。

不过，晚清时期也有医家对东洋参的这种替代作用提出不同意见。姚澜《本草分经》曾道：“东洋参，野者皮白状类西洋参，而色香味无异人参，性则微凉。近皆种者，形似人参而性温。闻种时皆用硫黄故也。若以之代党参，较为轻清，非可代人参也。”这里说东洋参可替代党参却不能替代人参，就不同于赵学敏的说法。结合前文考证的东洋参植物学来源，这里的东洋参可能指东坯假西洋参，即美洲西洋参引种至日本而得，其性味类似西洋参微凉便有所依据。至于种植时使用硫黄，有可能是指为防治人参病害而使用二硫化碳（硫黄易溶于二硫化碳）预防的情况，药性因而变温，也与前文所述东坯假西洋参提气助火相对应。凌奂《本草害利》则云：“东洋参，功同大参，其性温，以种硫黄故也。”这里又认为东洋参的功效可以等同人参，似乎与姚澜产生分歧。不过，凌奂所指东洋参很可能为日本的“御种人参”，即高丽参引种品，因与辽参、高丽参为同一植物学来源，即使药效较弱，但用量大时有可能近似辽参这类“大参”。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对于东洋参替代性的分歧，实则为中国医药界对于东洋参种源认知的局限。

民国时期，对于东洋参栽培种植的认知加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人关于东洋参替代性不同的原因。《增订伪药条辨》中提到老山参与新山参产地不同，“若老山参栽于阳面之山，得天然阳气最足，凡阳虚气陷、久痢脱肛之症，尚有寸效”。而新山参，气味较老山参淡薄，“煎汤浑浊如淡米泔，切片贮藏，能起白霜。此种参出于阴山肥土，用人工栽培二年即成，为侧路，实不堪入药用”。由此可见，东洋参的药用功效并不统一，会因产地、种植环境不同而有很大区别，这也是上述不同本草著作对于是否可替代辽参产生分歧的一种解释。因此，能替代辽参者，有可能是东洋参中质量上乘者，而品质不佳者，并不能替代。

同一时期，对于人参种植的进一步科学化研究，揭示了一般情况下东洋参与辽参的药效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也比不上高丽参，医患选择东洋参也只是经济条件限制下的替代选择。近代本草学家赵燏黄不仅确认了东洋参引种的两个来源，即高丽参与西洋参，还对不同人参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研究，“辽参中之野生品及多年生成者，与高丽参、东洋参中之栽培品或年限不足者，其所得之形体及有效成分，一则坚实而含量充足，一则疏松而含量薄弱，因之其功力亦应有不同”，东洋参品种优者之御种人参虽然与辽参、高丽参同种，但是由于种植的产地土质变化，药物性状会随之改变。而且，御种人参虽然源于高丽参的移种，但其药用质量也比不上高丽参。《申报》曾提到，“日本之移种高丽参何以其质终劣于原种，或有疑其因风土不适而生变异者”，可见由于土壤气候等因素的变化，人参药性也会发生改变。

3.2 东洋参临床药用兴衰

清代以来的医案中保存了不少东洋参临证应用方面的验案，使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东洋参在方剂中的应用和主治病症的情况。在各类医案中，东洋参作为人参的一种，主要用于温补以治疗虚损病。清代乾隆年间，御医王九峰治咳喜用各类人参补气，用东洋参以补肺气，如在面对肺肾虚损所致咳嗽时，使用东洋参、冬虫夏草、生地、白术、山药、陈皮、甘草，意在补土生金、壮水静火。并且，该方注重使用东洋参补益的药性与其他药材配伍以增进功效。

清代道咸年间，记载东洋参的医案显著增加，这说明东洋参在药市上的流布已较广泛，也为不少医家广泛接受。此时，除了用于治疗虚损病，东洋参也见载于治疗鸦片烟瘾、霍乱等时病的医案或方剂中。自乾隆中后期，鸦片流毒于社会，造成严重危害，青浦世医何其伟作《救迷良方》给戒除烟瘾提供理法方药。书中提到的忌酸丸（即断瘾丸）的原方药物组成为：洋参、白术、当归、黄柏、黄连、炙甘草、陈皮、天麻、柴胡、木香、升麻、黄芪、沉香、附子、鸦片灰，其中“洋参”经后人考证认为是东洋参。由于鸦片味涩性滞，其毒劫元气，使经络不通，吸鸦片者中气损伤，此方是在模仿烟毒在体内的过程中予以温中益气之法，东洋参与黄芪即是用于补肺气。霍乱也是该时期的恶性传染病，徐子默与王孟英在治疗该病时，选用东洋参补气。“吊脚痧”为霍乱转筋的病症俗称，徐子默《吊脚痧方论》针对吊脚痧厥逆证的情况，使用生脉散与四逆汤加减以回阳益气，其中提到对于无力使用人参之家，可用2钱东洋参替代1钱人参。由此可见，东洋参用于补中益气，但效力弱于国产人参，所以用量加倍。《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曾记载一则产后吐泻自汗、脉微欲绝的案例，在盛夏之时王孟英大胆选用参芪峻补，其中的人参也是选用东洋参。

该时期其他使用东洋参扶补正气的医案也很常见，以淮扬名医蒋宝素使用频次为最多。蒋宝素师承王九峰，继承王九峰善用人参的同时，又拓宽了东洋参的使用范围。蒋氏《问斋医案》中多次记录使用东洋参治病的案例，将其入方以补虚、回阳救逆，适应病症有怀孕、妊娠、产后、半产后、霍乱吐泻、吐血、胀满、怔忡、遗精、肝郁、湿证与月经不调等。其他如温病学家王孟英治疗八旬老人冬月伤风并戴阳证、真虚假实证，崇明医家陆子贤治疗春温痉厥，温病学家雷丰使用补中收脱法、挽正回阳法、金水相生法、二活同祛法以及应对胃虚温病、久疟阴虚及阳的病症，都会用到东洋参来补虚扶正。

1937年之后，随着日军侵华渐剧，国人掀起全国性抵制日货运动导致东洋参的使用减少，名医医案中所见的零星记载，仍然是以治疗虚损病为主。如桐乡医家丁授堂对于脾肾阳虚、湿热内蕴所导致的绵延咳嗽、肺气损伤，绍兴医家邵兰荪治疗气虚致疟使用的补中益气汤加减，台州医家阮怀清面对脾肾亏虚所致老年久痢与脾肺虚寒、肝气横逆所致脐腹剧痛，钱塘名医叶熙春面对中虚胃寒的患者，均选用东洋参以补中益气。

除了治疗虚损病，东洋参还用于治疗小儿疮痘疫毒与牙痛。《本草纲目拾遗》最初记载东洋参时，就提及清壬子年冬，江浙地区疫痘遍染，“小儿死者不下千百计，有教服东洋参，能助浆解毒，服之果验，遂大行于时”；近代报刊中也有提及东洋参治疗小儿疮痘的功效。1917年《申报》刊登了一则治疗牙痛的方法：患者牙痛，饮食困难，精神萎靡，其病情由于肾火上炎所致，“故今得秘方述之如下：毛姜三钱，东洋参一钱五分，焦山栀二钱，用水煎服，则永无牙痛之患矣”。

由上可知，东洋参药性温平，佳品（很可能为御种人参较优者）可一定程度替代辽参，但其药效与辽参相比仍有差距，只是经济条件限制下的一种不得已选择。临床治病主要以虚损病为主，鸦片烟瘾、霍乱等时病和传染性疾病也有涉及，还可治疗小儿疮痘疫毒与牙痛。而且，使用东洋参的医家多为江浙医家，考虑这与江浙地区盛行进补风气有关，从王九峰和蒋宝素的医案也可见东洋参在师徒之间有使用习惯上的经验传承。

4 结语

清代中叶，东洋参已流通于中国药市，伴随进补风气的兴盛，其主要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广泛流通和应用，并在晚清时期达到高峰。清末民国时期因日本侵华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致使其进口量和使用频率锐减。从东洋参在中国的流通、分类、作伪鉴别、药性及临床应用情况略可窥见影响该药物在中国流通药用的多重因素。

首先，从全球史的视角看，东洋参市场流通受到国际贸易的深刻影响。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贸易的互通，东西医药文化的交流，并非人参原产地的日本却借助于贸易和医疗政策变革的契机，由人参进口国而变为人参出口国，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人参消费国和进口国自然也成为日本产东洋参的重要出口地。东洋参的植物学来源有二，分别为高丽参与西洋参原种在日本的栽培品，这也是由于明清以来中国进补风气盛行导致人参消费市场巨大的情况下，人参种植与贸易全球化的产物。

其次，明显的价格优势使其在流通和应用中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东洋参之“御种人参”与辽参、高丽参的亲密种缘关系，使其与后两者具有近似的药用价值。尽管东洋参药效稍弱，但栽培技术的进步使其可以在量上取胜，价格更廉，财力一般的普通民众可以接受，由此东洋参在市场上占据了有利地位。东洋参之东坯假西洋参由于引种西洋参、价格低廉，在参市上作伪西洋参便可攫取更多利润，虽然这种方式饱受诟病，但也从反面增加了东洋参的流通数量。

再次，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东洋参的药用价值得到进一步确认。现代生药学研究方法的引入，进一步揭示了东洋参的药用价值，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其与辽参、高丽参的替代程度。

最后，作为一种外来人参，中日关系变迁对近代东洋参在中国的流通与药用兴衰起着关键作用。晚清民国时期，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由区域到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最终造成本已在中国打开市场局面的东洋参在晚清经历流通医用高峰后于民国时期销量锐减。

总之，东洋参作为一种外来药材，其流通与药用不仅受到药材本身药用价值的影响，还与疾病变迁、医药技术进步、国际社会政治与经济利益变迁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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