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李恒所撰《袖珍方》，是一部因实用性较强，被刊刻多次的医书。而《袖珍方》的编撰，与被贬云南的周王朱橚有关，且初版刊刻于云南。因而，探讨《袖珍方》与云南的关系，特别是与兰茂医学著作的关系，对于揭示兰茂医学、滇南医学的源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集录经验诸方始成《袖珍方》

周王，指周定王（“定”为谥号）朱橚（1361—1425）。其事见《明史·列传卷四·诸王》。据《明史》载，朱橚系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洪武三年(1370)封为吴王，十一年（1378）改封周王，十四年(1381)就藩河南开封。二十二年（1389）因擅离封地到凤阳，朱元璋大怒，“将徙之云南”。不久，改留都城。洪武二十四年（1391）十二月，“敕归藩。”朱允炆继位，实行削藩，因朱橚系燕王朱棣胞弟，有“谋反”嫌疑，“削王爵为庶人，迁之云南，妻子异处，穴墙以通饮食，备极困辱”（《明太宗实录》卷一）。建文四年（1402），召至应天府禁锢。朱棣即位后复爵，返回封地。朱橚好学能诗，“尝作《元宫词》百章。以国土夷旷，庶草蕃庑，考核其可佐饥馑者四百余种，绘图疏之，名《救荒本草》。”

周王朱橚来云南之事，《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九九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朝廷“敕河南右护卫及仪卫司曰：‘周王迁镇云南，应有官军校尉仪仗具遣赴云南参侍，命河南布政司与道里费，又陕西连云栈陆路以往。’于是，指挥佥事李兴率军马五千五百人启行。”按明制，亲王镇守之地置护卫，一般每一王府有左、右、中三个护卫。仪卫司，为官署名，掌王府侍卫仪仗。连云栈，栈道名，即襃斜道，在陕西西南，为沿襃水（南流入沔）、斜水（北流入渭）所形成的河谷。南口称襃谷（在今汉中勉县襃城镇北十里），北口称斜谷（在今宝鸡眉县西南三十里）。总长470里。通道山势险峻，历代凿山架木，于绝壁上修成栈道，为川陕交通要道。周王被贬，“敕”令5500名官军随周王，经连云栈，由四川进入云南。

周王朱橚到云南，为什么要组织编撰《袖珍方》呢？此事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朱橚初刻本书《序》云：“迩来云南一载有余，询及医书十无七八，察其人病，或祭神祀鬼，间有病者求药，而里无良医，或恣其偏僻之见，求为殊异之方，造次用行，死者多矣……故乃于暇日，集录经验诸方，始成一书，名之曰‘袖珍’。盖取袖中所藏之宝，又便于检阅也。命工刊梓，以广其传。庶使医者有所稽，病者有所济云尔。”（转自﹝明﹞李恒撰、杨金萍等校注《袖珍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版，第912页）因而，《袖珍方》系周王谪居云南，令良医所李恒撰成的一部方书。

永乐十三年（1415），朱橚于《袖珍方》复刻《序》中亦称：“至于洪武庚午（1390），寓居滇阳……惜乎不毛之地，里无良医，由是收集诸方得家传应效者，令本府良医编类，锓诸小板，分为四卷，方计三千七十七，门八十一，名曰《袖珍》”，但“数年以来，印板模糊”，不得不重刻。故，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称：“然则是书原辑于滇阳，刻袖珍本于滇阳；永乐十三年，又重刻于豫。”

周王朱橚“寓居滇阳”，具体“寓居”云南何处呢？

据文献载，在明代，诗歌之中有“滇阳”，地名之中也有“滇阳驿”。诗歌之中的“滇阳”，见明洪武年间贬谪云南的机先《滇阳六景》等诗。机先《滇阳六景》包括滇池夜月、碧鸡秋色、玉案睛岚、螺峰拥翠、龙池跃金、金马朝晖，其“滇阳”，指的就是昆明。

而地名之中的“滇阳”，据刘文徵《滇志卷之五·建设志·秩官·云南府》载：“滇阳驿，在府城外东南，洪武十六年建。”《大清会典事例》：“昆明县滇阳驿马六十匹，马夫三十名，堡夫一百名。”并于“昆明驿路考”中载：滇阳驿“向东行”“历板桥，一百里至杨林驿”等。

可见，“滇阳驿”是昆明明清时期的一个重要驿站。据考，“滇阳驿”驻今波罗村。朱惠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省》载：波罗村，“在昆明市区北5.9公里……明、清时通京驿道经此，名滇阳驿。”

朱橚两次来滇，第一次还是周王，第二次已削爵为庶。因而，“寓居滇阳”的朱橚令医正李恒撰《袖珍方》，应当就是第一次来滇之时。另，因滇阳堡“屡行控告”板桥里应着堡夫三名一事，立于清道光二年（1822）的《禀复滇阳堡夫碑》（碑存官渡区金马村玉烛寺）告诉我们，昆明除有“滇阳驿”外，还有“滇阳堡”。则朱橚“寓居”之“滇阳”，按寓居一般不在会城而言，应指滇阳驿或滇阳堡所在地及附近的某一村镇或村落。

《袖珍方》系朱橚谪居云南，目睹缺医少药的惨状，遂令良医所医正李恒等所撰。良医所是明代藩王府特设的一个医疗机构，设良医正、良医副各一人，为正、副八品。据民国九年（1920）影印的清嘉庆《合肥县志卷二十四·方伎传》载：“李恒，字伯常。合肥人。洪武初，以医名选入太医院，擢周府良医，常奉令旨，类集《袖珍方》诸书。后以老致仕，王亲赋诗以饯，命长史钱塘瞿佑序其事。”此传还标明源于“《江南通志》”。

《袖珍方》于周王府二次刊修后，卷一为风、寒、暑、湿、伤寒外感病以及疟、痢、呕吐、咳喘等部分内科病；卷二、卷三为各种内科病；卷三末为五官科病；卷四首为折伤，后为妇人、小儿病。每种病证下先论治方，其方既选自前代方书，又多经验方及周府良方，颇宜民间实用。故而，在明代即多次刊刻，国内外现存版本较多。

每一本书的序言，无论是自序还是他序，都可以视为认识本书的一把“钥匙”。因而，我们不妨以﹝明﹞李恒撰、杨金萍等校注的《袖珍方》与兰茂的《滇南本草》两书序言，来窥见两书的联系。

《袖珍方）置于书首的《复刻朱橚序》为：“昔神农始尝百草，黄帝命雷公、岐伯制九针，著内外经、《素问》之书，无不殚备月……昔太上有立德、有立功、有立言，今吾非以徇名，将以救人之疾苦也，将以于世立功也。时岁乙未季秋书成，广行印施，岂曰小补云耳！”

而务本《滇南本草》放于篇首的“明滇南杨林和光道人止庵兰茂撰并识”序文称：“上古神农氏尝百草而知药性，轩辕氏访岐伯、伯高、少俞而知脉理，后世始有生生之术矣……然凡奇花异草，切勿轻传匪人，慎之！慎之！”

两篇序文，相似之处甚多。其主要表现在：结构颇为相似，都先论医药之源，再述“我”与医药的关系，又叙编撰此书的缘由，后及编撰此书的目的等。在论医药之源时，两序开头前者云“昔神农始尝百草”，后者称“上古神农氏尝百草而知药性”，提到的人物均先神农，后雷公、岐伯等，开宗明义让人领略到两序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在说明“余”与医药颇有渊源时，前书称“予当弱冠之年，每念医药可以救夭伤之命，可以延老疾之生，尝令集《保生余录》《普济》等方”；后书云：“余幼酷好本草……”，并云“余留心数年，审辨数品仙草，合滇中蔬菜草木种种性情，著《滇南本草》三卷，并著《医门览要》二卷”。在阐述撰著的目的之时，前者认为著书的目的在于将书“刊行于世，庶使不失妙方，永兹善事”，不是徇名而是“救人之疾苦”；后者认为著书的目的在于“特救民病，以传后世，为永远济世之策”，在于“利吾救人”。

此外，《袖珍方卷之二·行·诸虚》：“凡滋补之药，当用平和，不可骤用峻补……慎之！慎之！”；《袖珍方卷之三·忠·痔漏》：“痔之五种……切不可用砒霜等毒药，恐致人奄忽（注：指死亡——引者注），慎之！慎之！”而在《滇南本草序》中，则以“然凡奇花异草，切勿轻传匪人，慎之！慎之！”结尾。两书均以“慎之！慎之！”一语告诫后人，这当不是巧合。

《袖珍方》与《滇南本草》之载方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成书的《袖珍方》，比正统元年（1436）成书的兰茂医学著作《滇南本草》《医门揽要》早45年。而两者所载附方，却存在关联。

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袖珍方》与《滇南本草》《医门揽要》所载附方之中，例举诸方，来看一看两者的关系。

1.《袖珍方》“羌活散”与《医门揽要》“九味羌活汤”。

前者用以治“风”，后者列为“中暑附方”；前者为散，后者为汤；前者用药12种，后者用药10种，相同者有羌活、防风、细辛、川芎、黄芩、甘草等6种。

2.《袖珍方》“羌活防风汤”与《医门揽要》“羌防建中汤加剂”。

前者为治“风”方，后者为“伤风附方”；前者用药9种，后者用药8种，两者相同者有羌活、防风两种；前者的芍药、甘草后者分别变为杭芍、炙草。

3.《袖珍方》“五苓散”“加味五苓散”与《医门揽要》“五苓散”。

前者为治“暑”方，后者为“中暑附方”；前者虽有两方，但两方均有泽泻、赤茯苓、白术、猪苓，后者也有这4味药物，只不过是赤茯苓变成了茯苓；前者第一方中有肉桂，第二方中有官桂，后者也用肉桂。

4.《袖珍方》“香薷饮”与《医门揽要》“十味香薷饮”。

前者为治“暑”方，后者为“中暑附方”；前后两者均用香薷名本方，均用厚朴，前者白扁豆，后者变为扁豆。

5.《袖珍方》“大顺散”与《医门揽要》“大顺散”。

前者为治“暑”方，后者为“中暑附方”；两者在治症上，表述基本一致，更甚者是“引饮过多”“水谷不分”二语只字未改；两书用药均为甘草、干姜、杏仁、 肉桂为4种；前者“捣罗为末”，后者“去皮研细”，完全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6.《袖珍方》“参苏饮”与《医门揽要》“参苏饮”。

前者为治“伤寒”方，后者为“伤风附方”；两者均用药12种，相同者有木香、前胡、伏苓、枳壳、桔梗、陈皮、甘草共7种，且前者有干葛、紫苏叶、半夏、人参，后者分别有甘葛、苏叶、法夏、沙参。

7.《袖珍方》“小柴胡汤”与《医门揽要》“小柴胡汤”和“加味小柴胡汤”。

前者为治“伤寒”方，后者一为“中暑附方”，一为“伤风附方”；两书三方均以“柴胡”为主药并命名药方，前书用药半夏、柴胡、黄苓、人参、甘草共5种，后书一方用药7种，一方用药9种；两书三方均有甘草；前者的半夏、人参，在后两方中变为“法夏”“沙参”；前者的“黄苓”，应为“黄芩”之误；前者用“姜五片”为引，后者一为“生姜引”，一为“葱姜引”；前者的5种药物，在后书两方之中均包含。

8.《袖珍方》“治百虫入耳”与《滇南本草中卷·外附单方》“百虫入耳”。

方名两者一致，前者还交待了所录来自《经验方》；前者的“用香油灌入耳”到后者的“用灯心浸香油入耳”，前者的“用鸡冠血滴耳中”到后者的“取鸡冠血滴入耳中”，两者高度相似。

9.《袖珍方》“治疯狗咬伤”与《滇南本草下卷·外附单方》“疯犬咬伤”。

前者的“斑蝥”，后者改成了“斑猫”；前者“用斑蝥七个……酒送下”，后者改为“用斑猫七个，去头、足、翅，糯米同炒，研为末，温酒送下”；前者食糯米糊七丸，后者改食斑猫七个。

通过对《袖珍方》与兰茂《滇南本草》《医门揽要》的初步探索，不难发现，《滇南本草》《医门揽要》不是无本之木，更不是无源之水。后两书所附的药方，有多方的治疗思路来源于《袖珍方》、配方也来源于《袖珍方》，甚至直接引用《袖珍方》。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的结论，即务本《滇南本草》特别是《医门揽要》部分内容来源于李恒等撰的《袖珍方》。而《袖珍方》系“收集诸方得家传应效者”编撰而成。以上例举的《袖珍方》9方，第二方来源于《拔粹方》，第八方来源于《经验方》，第九方未注明来源，其余六方来源于《和剂方》。《拔粹方》全称《济生拔粹方》，十九卷，为元杜思敏（1235—1320）辑。《经验方》全称《瑞竹堂经验方》，十五卷，萨谦斋著，约元泰定丙寅（1326）撰。《和剂方》全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为宋太平惠民和剂局编，初刊于宋元丰年间（1078—1085），是第一部官方主持编撰的成药标准和配方手册。继承《和剂方》的附方较多，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滇南本草》《医门揽要》仍以遵从官医为核心，在附方和医学思想上都是以官医为正统，并向官医靠拢的。

当然，《滇南本草》《医门揽要》并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袖珍方》，而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和发展的。如第三方，前者治症略，后者分出黄疸病需“加茵陈、桑根皮治之”，并将病分为阴黄、阳黄，阴黄“加附子”，阳黄“用本方”。第四方，前者用药简练，后者用药稍多，且在香薷外尚有10种，名为“十味香薷饮”。第七方，后者两方在前者5种药物之外，一者增甘葛、陈皮，一者增陈皮、甘葛、苏叶、薄荷等都是明证。这就是说，兰茂医学是在继承我国古代医学思想及其成果的基础上，认真地总结云南用药经验，形成的一部地方性本草。

当然，要研究透兰茂医学与《袖珍方》的关系，特别是研究清楚兰茂医学与我国古代优秀中医药文化的关系，还需要多方齐心协力，通过艰苦而长期的探索，才能够不断地加深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