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疫病防控与健康的中医“三观” （许润三 王清）
先秦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中“五疫之至，皆相梁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肇始中医学对流行性传染病（疫病）的经典记载以来，中医抗疫的战斗一直未曾停止过，并因此而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经典医学著作。
如《伤寒论》就是张仲景在家族中三分之二死于当时的疫病“伤寒”后所著。
此后吴又可在明崇祯十五年“瘟疫流行，十户死九”的历史背景下著作《瘟疫论》，创制著名的“达原饮”治疫名方。
随后清乾隆五十八年京师疫病大流行，36岁的吴鞠通从治疗疫病开始行医之路，随着经验积累，他于41岁开始编著媲美《伤寒论》的《温病条辨》，其书中“三焦辩证”思想影响了后世的中医临床医生，创制的上焦病的感冒良方银翘散、桑菊饮等更是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日常居家的预防感冒常备药物。
近现代又涌现了蒲辅周、薛伯寿、刘渡舟等新中国中医临床大家发挥张仲景、吴又可及吴鞠通的思想及疫病处方，参与到新中国的几次重大疫病防治，既体现了中医在疫病防控的一脉相承，又凸显了中医的医疗和文化价值。
在当前防控新冠疫情的各种疗法之中，涌现了张伯礼、仝小林院士，刘清泉等现代中医专家，他们亲临新冠一线，践行中医疫病治疗，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但尽管如此，仍有各种声音参杂其中，因此，愿以此文简略梳理中医健康和疫病防控一点我们自己的看法，谈谈中医疫病防控与健康的“三观”。
一、中医学“疫病之病因、发病条件、感邪途径、发病方式、传变规律”的完整疾病认知观
病因：
《伤寒论·伤寒例》中提出了疫病的“非时之气”的病因观，认为“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气候异常可导致“长幼之病多相似者”的时行病发生。与四时正气引起的伤寒、温病不同，前者属于疫病，后者则只是个体发病。清晰列明传染病的特殊性病因。
发病条件：
《中藏经》《诸病源候论》认识到人之正气虚衰是疫病发病的条件。《备急千金要方》中更是将中医学的各个脏腑伤与疫病发病联系起来，认为脏腑虚实可决定某些疫病的阴阳属性与发病症状。是否发病完全取决于个体全身及局部脏腑的虚实强弱、个体阴阳的差异。
感邪途径：
唐以前医籍多用“感”“染易”来描述。这时期医家对外感病、感染病邪的途径认识以皮毛腠理为主。此外，《诸病源候论》中写明“与患注人同共居处，或看侍扶接”的接触传染方式，认为通过皮肤口鼻窍、密切接触病患为传染途径。
发病方式：
从《伤寒论·伤寒例》的论述中，可发现感“非时之气”即发即感、“非时之气”伏而发病、感四时正气伏留为“非时之气”引发三种方式。《小品方》举例冬温发病有当时就发病与伏于人体内、过了传染期发病两种发病方式。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疫病可以当时发病也可以潜伏一段时间发病。
传变规律：
《诸病源候论》对时气病传变的论述较为完整，类似张仲景的伤寒，通过人体的六条主要经脉传递变化，也即是中医的从轻到重、从体表到内脏、从肺到肾的变化过程。
由上述历史沿革可以看到，中医对疫病的理论认识和实际应对方法都很完整，与现代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不谋而合。
二、中医的“和合，形神统一”的生态健康观
健康与疾病相对应，那么健康就是不生病的状态。中西医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差异是“生命生病（中医），身体生病（西医）”。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78年对健康的定义中就明确了健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三者和谐就是健康，但是回到健康对立面的疾病概念，西医学主要强调的是“人的身体因为这些不和谐而生了病”。而中医学的健康更多的是指“生态健康”，涵盖人的生理-心理-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关系，通过测度人的生产生活环境及其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的代谢过程、服务功能与自然社会有完好的适应度，来评估人体的健康。
中医早在几千年前就有生态健康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并实施原生态顺势而为的养生保健措施来促进人类的健康。其中大家熟知的“和合，形神统一”是其中的精髓。因此中医的“生病”，就是“生命失去了和谐统一”的状态。
中医健康养生思想涵盖了“天人合一”“形神合一”“致中和”以及恒动观念等深邃的哲学内涵。
其中，老子尊崇以道为本、道法自然，这种思想指导中医形成了因循时势、三因制宜的思维特征和养生治病方法，由此中医健康养生亦表现出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强化食品”“缺啥补啥”的保健形式，而更注重整体与自然和谐的调理。
同时，与西方崇尚“保、活、转、参、睡、调、听”的健康养生理念不同，《黄帝内经》明确提出了精神调摄、饮食如常、房事有节、导引按跷、顺应四时起居等基本养生方法。
“和”的思维方式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观、病理观、诊断观、治疗观、养生观五个方面。
“和”则“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疾病发生乃为“失和”。
因此治病养生应“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据此衍生了“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佐以所利，何以所宜”，“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治疗方法和原则。
正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濡养，中医健康养生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预防为主、扶正避邪”，“法于阴阳、顺势而养”，“动静结合、神形共养”，“中和适度、不偏不过”等基本原则。
通俗地讲，中医学的健康-养生-疾病观就是，保持精神和身体和谐统一，需要依靠顺应四时自律的生活方式，也需要仰仗自然生态与社会发展。具体如下：
食饮源自五谷杂粮，这是保障身体机能的根本；
衣食住行及性生活，顺应四季天道变化来调整，这是保障人的本能的最佳措施；
心境平和，这是适应社会角色、保障心理健康的根本方法；
妇孺老壮，依据年龄和体质选择合适的锻炼方式，这是保持人体活力的外助力。
这些顺应自然和自身身体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就是养生和健康的保障。疾病则是这些环节被打破了，并且长时间地“作”而产生了持续的破坏力，必定会导致生命的和谐平衡失常，导致人体生病。尤其是非时而至的时疫病，一定会感染那些没有保持和谐平衡的机体，对那些已经把自己身体长期置于无论是身体机能、心理机能还是社会适应性都透支的人，尤其明显，更会导致疫病的迅速传变发生严重的并发症，而最终疫病进展过快而无力回天。
三、疫病中医防治的“三因制宜”观
三因制宜，是在上述健康生态观基础上，强调个体与天时、地利、人和的关系中，衍生的一个重要的中医养生保健及治病的原则，是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具体体现。
具体来说，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是指养生保健和治疗疾病要根据季节、地区以及人的体质、性别、年龄等不同而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法，即要求在防治疾病过程中，必须在把握病本的同时，还应当灵活制宜，兼顾内外各种相关因素。
针对这次新冠疫病的特点，疾病进展迅速，从肺到肾的过程，我（许润三）的经验是:
起病初期，可用人参败毒散，如果出现发热症状，可用麻杏石甘汤加附片，在使用这两个通治方的基础上，以治肺病、通腑道（清理肠道，保持大小便通畅，给邪气出路）、补肾脏（防止疫病传变）的基本治疗为原则。
具体操作而言，三因制宜的思想体现如下。
因时制宜：
四时气候不同，故发病各有特点。此次新冠起病之初尚在武汉冬季，这时常风夹寒邪合而为患，故以风寒袭肺证较多，应常用麻黄、桂枝、荆芥等解表散寒之品，用仲景方；
后来起病则近春夏之际，气候温热，常风夹热邪合而为病，故以风热犯肺证居多，应多用薄荷、桑叶、菊花、柴胡等疏散风热之品，用吴鞠通的方子。
因地制宜：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地势高低及生活习惯各有差异，因此人的生理、病理特点也不尽相同，临床治疗用药应当根据各地差异而灵活变化。
东南沿海地区温热潮湿，多暑湿为患，可用香薷、藿香、陈皮等解暑化湿，吴又可达原饮是代表方。
因人制宜：
不同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及生活习惯各有不同，临床治疗时应加以考虑。不同年龄、生理状态及气血盈亏差别明显，如老年人生机衰退，气血亏虚，应慎用攻伐之品，用药剂量亦应酌减，以免损伤正气；
幼儿生机旺盛，但形气未充，脏腑稚嫩，患病常常易寒易热，易虚易实，病情多变，故临证用药忌用峻攻，药量宜轻。
男女性别有异，生理特点不同，妇女用药应考虑经、带、胎、产，倘若感冒后咳嗽患者正值妊娠期，应慎用桂枝、蝉蜕、细辛等药物解表，以防有损胎儿，可选荆芥、防风、紫苏等药性缓和之品。
患者体质有阴阳之别，强弱之分，偏阳质者，慎用温热伤阴之品；偏阴质者，慎用寒凉伤阳之剂。
气郁体质者，可酌加柴胡、陈皮、枳壳疏肝理气，还应防其郁而化火，若有化火倾向可加青黛、蛤壳清肝泻热；
血瘀体质者可酌加桃仁、当归，既可活血化瘀，又可止咳、提高机体免疫力；
综上所述，中医学的疫病发病传变观、生态健康观、三因制宜的防病治病观，就是吾等结合这次新冠疫情情况的一点浅显的中医思量，在此愿与同道分享，并诚请朋侪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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