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周济安先生，从事中医教学和临床工作40余载，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且能融合中西医理于一炉，临证善于因病施治，辨证用药，选药组方，独出新意，尤多创新，因而疗效显著，屡起沉疴。笔者60年代随父习医，对先父治疗肺系疾病的经验感悟较深，并指导我一生的临床。现整理先父生前治肺经验四则，以飨同道。咳嗽一病，临床颇为常见，外感内伤皆能致病，但总以肺系为其主要病变部位，正如《景岳全书》所说：“咳证虽多，无非肺病。”此外亦可由于其它脏腑干及于肺，发为咳嗽，故前人有“肺不伤不咳，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咳喘”之说。就其本病传变，有因肺气先虚而后及脾的，有因脾虚及肺及肾的，也有因肾先虚而累及于肺、脾的。故临床辨证时应分清脏腑、辨明标本。诚如《景岳全书》所说“外感之咳与内伤之咳，所本不同而所治也异。盖外感之咳，其本在肺，故必由肺以及他脏，此肺为本他脏为标也。内伤之咳，先伤他脏，故必由他脏以及于肺，此他脏为本而肺为标也。”所以，分清标本，有利于施治，一般说来，外感咳嗽，肺气不足是其本，咳痰是其标；内伤咳嗽，肺、脾、肾虚是其本，咳嗽、咯痰是其标，治病必求于本，故不管何种咳嗽，必须找出根本，如脾虚所致的痰湿咳嗽，脾虚是其根本，咳嗽、咯痰系脾虚所致，故为标，治疗若只祛痰止咳，而生痰之因不除，则咳终久不能止，若知生痰之根本在于脾虚失健，采用健脾燥湿、化痰理肺之法，则脾健痰去，肺清肃正常，咳嗽即愈。在治疗上，先父体会要注意掌握两个要领：一是治咳要治因，即找出其起病的原因，或咳痰黄稠之热邪，或咳痰稀白之寒邪，或干咳无痰之燥邪等。治疗就当有表解表，有热清热，有寒散寒，有燥润燥，使邪气去而肺气清，咳嗽自止。二是治咳要治痰，痰是引起本病的根本病理产物，而中医所指之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痰是由于各种原因所导致体内津液不循常道，逐渐积聚而停留于体内各个组织器官中，成为一种有害的病理产物，而引起多种病证；咳嗽之痰则是指狭义之痰，是指停留于肺系，经呼吸道而吐出的痰。治痰首先要找出生痰的原因，张景岳说：“夫人之多痰，悉由中虚而然，盖痰即水也，其本在肾，其标在脾，在肾者，以水不归源，水泛为痰也；在脾者以饮食不化，土不制水矣。”景岳在此精辟地阐述了生痰之因，完整地讲应该还有肺，痰没干及肺则无本病存在。所以，应当说其本在肾、其制在脾、其标在肺，明确了这些关系就为本病的治疗找出了治本的措施。如慢性支气管炎的缓解期紧紧抓住与生痰相关的肺、脾、肾三脏治疗，就可以杜绝本病的发作。若为肺虚则补肺，若为脾虚则补脾，若为肾虚则补肾，使脏腑功能正常则痰不得生，咳嗽自止，此即治本也。正如张景岳所指出的：“然痰之为病，亦惟为病之标耳，犹必有生痰之本，凡痰因火而动者，必须先治其火，痰因寒而生者，必须先去其寒，使治痰而不知其以痰，则痰终不能治。”应当指出，治痰除了要抓住痰生成之因外，还应当认识到痰之生成与气机失畅有关，痰为有形之物，生成后妨碍气机运行，故朱丹溪说：“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同时也指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其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这些可谓古人经验之谈，所以理气除痰之法不可忽略，此即治咳要治痰，治痰要理气，气行则痰行，痰清则咳止。
喘证一病，较为难治，故喻嘉言医案说：“人身难治之病有百证，喘病其最也。”临床实喘易治虚喘难治。喘证病因虽有外感、内伤之别，但病变必伤及肺肾，方可发为本病，故喻嘉言医案中又说：“喘病无不本之于肺，然随所伤而互关，渐以适于其极，唯兼三阴之证者为最剧……而三阴又以少阴肾者为最剧。”可见肺肾实为本病之根本，故临床当紧紧抓住这一根本。一般说来，实喘多在肺，虚喘多在肾，故前人有“在肺为实，在肾为虚”之说。先父根据这一特点，临床在辨证的基础上，实喘常用麻黄作为平喘必选之药。麻黄辛温，入肺、膀胱二经。《本草经》谓“发表出汗，去邪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本草备要》谓“治痰哮气喘”可见麻黄发汗解表、宣肺平喘的功效是肯定的，故先父把麻黄作为治实喘之要药。应用本药应注意，如取其宣肺散寒作用，剂量可用至12克左右；若取其清肺平喘作用，宜佐以石膏，一般以1：3的比例较为合适；如正气偏虚而已有汗出之象，又宜改用炙麻黄，剂量不可太大；此外，也可将甘草、麻黄用成等量，能减轻发散作用，但平喘作用仍然存在。至于心源性哮喘本药则不相宜，可能与本品能刺激交感神经，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增加心脏负担有关。至于虚喘的治疗重点虽然在肾，但由于肺主呼吸，正常情况下肺与肾之间有着呼气与纳气的关系，肺的呼吸，要靠肾的纳气，反之，肾的纳气，也有赖于肺的呼吸，从而保持呼吸有常，升降有序。此外，肺与肾金水相生，肺气充足，则精气下输于肾，肾精足则精气上滋于肺，从而保持相互滋生的母子关系。在病理情况下，肺与肾相互影响，有肺病及肾的，也有肾病及肺的，故临床肺肾同病屡见不鲜，喘证也不例外。此种证候，一是要分清主次，由肺及肾者，当治肺为主，佐以治肾；由肾及肺者，以宜治肾为主，佐以治肺。二是要分别缓急，以肺虚为主而兼有肾虚者，先治肺而后治肾，以肾不纳气为主而兼有肺虚者，又宜肺肾同治。应当指出，久病出现喘促之象，或虚喘病人出现烦躁不安，汗出肢冷，喘逆痰壅，心慌气短，脉散大无根等，是肺肾气绝，病情恶化，预后不佳之证，正如《沈氏尊生书》所说：“元气衰微，阴阳不接续，最易汗脱而亡，一时难救，古人言诸般喘症，皆属恶候是也。盖人身气血阴阳，如连环式样一般，两圈交合之中，一点真阳，命也，牵扯和匀，即呼吸调息也。若不接续，即见鼻煽唇青，掀胸抬肚，张口抬肩等证状，脉也不续，元神即死，故凡喘皆不可忽视也。”临床应当注意。
肺痨一病，前人列入中医内科四大证之一，是肺系的主要传染病，危害极大，故《肘后方》说：“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可见本病传染性之强，危害之大，目前仍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之一。祖国医学对本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纵观前人的经验，归纳有“杀虫”“补虚”两大原则。杀虫是针对病因而论，补虚是针对病人而言，前者能杀灭痨虫以绝其根本，后者能益正气以复其真元，两者兼顾，使邪去正复，从而达到治愈本病的目的，这是中医治疗本病的重要特点。就其杀虫临床常选对痨虫有抑制和杀灭作用的药物，如百部、白芨、獭肝、大蒜等。实验也证明这些药物对结核杆菌有较强的抑制和杀灭作用，更证明了中医杀虫理论的存在。但中医杀虫除选用一些能直接杀虫的药物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扶植正气，增强抵抗力，调动机体内在因素，达到消灭痨虫的目的。近些年来，随着西医抗痨药物，如链霉素、异烟肼等的普遍运用，确实对杀灭结核杆菌（痨虫）起到了积极作用，比中药杀虫效果好，但个人认为，西医只注重了病因这一方面，而忽略了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单纯西医治疗往往病程较长，复发率高，病后恢复慢，如采用中西结合治疗本病，则可缩短病程，减少复发，缩短恢复期。先父临床治疗本病，多取其西药杀虫作用，又取其中医的补虚方法，即以西药祛邪，中药扶正，邪正兼顾，协同奏效，实践证明，可以提高疗效，有利于恢复健康。此外，本病常服生大蒜能达到抑制结核杆菌生长，促进组织修复及吸收的目的，与药物同用，可增强疗效，是本病简单易行的辅助疗法之一。
肺痈由风热阳邪为患，起病急，转变较快，临床表现标实的证候，故治疗总以清肺解毒、化瘀排脓为原则，诚如喻嘉言所说：“凡治肺痈，以清肺热，救肺气，俾其肺叶不致焦腐，其金乃生，故清一分肺热，即有一分肺气。”若初期兼发热恶寒等表证，去红藤、刺黄芩，加荆芥、薄荷疏风解表。若成痈期兼壮热汗出，烦热口渴等热毒炽盛证，宜加石膏、知母泻火解毒。若溃脓期兼咳吐脓血，气喘难平等脓毒壅滞之证者，加败酱草、冬瓜仁排脓解毒。此外，由于肺与大肠相表里，热移于大肠则可引起大便秘结，大便不通，则热无出路，肺热更甚，故釜底抽薪一法不可偏废，先父临床多在主方中加大黄、枳实，使热从大便排出，便通肺热解，正如喻嘉言在《医门法律、肺痈肺痿门》中所说：“清热必须涤其壅塞，分杀其势于大肠，令浊秽脓血，日渐下秽为妙。”至于后期出现便秘是肠道津液亏乏所致，法当润下，可加瓜蒌仁、火麻仁等润肠通便药。据先父临床观察，本病在中药治疗过程中，病人排出脓痰量不是增多，而是减少，证情却随之缓解。说明中医排脓不一定完全是通过从口排出，而是通过减少脓液的形成和促进脓液的吸收，达到治愈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