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门雪（1902～1972年），字九如，有壶公、蒲石山房、书种庐、晚学轩、补读斋诸号。婺源人。出生于富裕的半耕半读人家，其父是位宿儒，为延饱学名师课之，这为程老成长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

一、学医过程及经历

歙医汪莲石有名于上海，程氏十六、七岁时，即受业为弟子。时汪已老，与孟河名医丁甘仁友善，丁氏初创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于城南石皮弄，汪氏遂以程氏介入丁先生门下。一九二一年，以优异的成绩为该校首届毕业生。

一九一六年，在当时政府要取缔中医的形势下，丁甘仁先生得到至友夏应堂等的臂助，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中医学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改名上海中医学院）和第一所中医医院（沪南广益中医院），以及可称“后无来者”的女子中医专门学校。

程氏于一九二六年起，任母校《金匮》教授，次年，丁先生故世，程遂任教务长，兼沪南广益医院医务主任。经八年，乃专力于悬壶开业。解放后，程氏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后又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并担任上海中医学院第一任院长、上海市卫生局中医顾问、华东区血防九人小组成员、中医学会主任委员等职。

二、治学的道路

程氏治学所经的道路，约有三变，在其所著《藏心方》自序中说：“幼而荒嬉，长入五都之市，目迷于色，耳惑于声，同学诸子皆好嬉而不好学，不得切磋之益。忽忽十年，驹光电驰”（所谓“好嬉”，事实上他是迷于诗及书画）。

序中又说：“自二十五六岁以后，方稍稍知为学之道，但杂好不专，作辍无恒。幸掌医校，撰讲义以授生徒，不容偷息，其间数载，所得非浅鲜也。”“教学相长”，是逼出来的学问，如对原文不能深入理解，旁征博引，则临场心怯口讷，是不能侃侃而谈的。这是他治学“由杂而专”的一变，是边著书边教课的时期。

同书序中又说：“三十六岁后，乃复发奋读书，颇有小就，虽薄有声名，自问空空如无物，缘昔日所学皆浮薄无实在也。故自去年以来，幡然改计，却求古旧之学，不希新奇之说，书不求多，但《内经》、《伤寒》、《金匮》、《本经》数种已足。此余晚学之始基，亦即补读之一法也。”这一时期，程氏并不放弃他博涉的习惯，每读且加批注，但主次有别，总以《内经》、仲景为主。这是他摸索十年，“由专而博”的一变。

第三变则为“由博而精”。在他四十三岁以后，将《伤寒论》和多种常见书，编成歌诀，以便自读，由博而返约，由粗而入精，由精而入简。

下面节录程氏遗著《金匮篇解》中“为中风病篇进一解”，用他自己的语言以证之：

“吾治中风之学，自觉变化较多，有时前后见解有相牴牾处，非自设矛盾也，盖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每学习一书，必有所得，亦必有所惑，困惑不解时，必求于穷思极想，所谓"穷则思，思则变，变则通"，于是豁然开朗矣。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学者所最愉快之境地，不思而能得之乎。然不学之思，犹如无源之水，思路易致涸竭，必须多学以济之，助其源路，添其活水，然后思路滚滚，左右逢源矣。学而有疑则思之，思而困竭则学之，元代文学家、书法家鲜于枢有"困学斋"，诚得吾心也。

然医者之思之学，又稍不同，学以致用，医者之"用"谓能治愈疾病也，不能愈病，必学而未到家；或用而不得法；或生搬硬套，牛头未对驴嘴；或削足适履，履足未能相合；或古今人不相一；南北气不相符，种种天时、地利、人和皆有扞忤处，而强用古方以施之，是盖不通权变之患也。学古人而不能灵活以运用之，是犹自困于一家，自拘于一墟，而不能跳出框框，则思路窘狭，方法枯少矣。

以我个人言，少长就学于上海，行医于上海，上海乃东南体质、风气柔和之乡，是其局限性。老而出学四方，得闻诸名家之讲论，又诊治各地来求治之病，见闻稍广，思路不能不活。于是，往日所悟一理，所得一法，尝沾沾自喜者，时时因新病而悟新理，得新法，是于治疗中迫我放下旧法旧理，不能胶守不变，而自困于无法，故屡屡换其故步也，当学唐温庭筠“八叉手而成诗”，不当束手而无法，医者若束手而不出新法，则病人岂不束手待毙乎，吾不忍也，所谓＇思而不学＇者，可以陷入此困境。

吾尝自譬，因病人之所迫，使我穷思而困学，每得一新法，悟一新理，是乃增一知识，并非得新而忘故，或者改辙而易弦也。今因时希所问，而告之以我治学之法，时希其为我志之，以告于其从学者。”

（时希按：程师这本《金匮篇解》或称《金匮学》，或称《金匮讲义》，我曾继承程师而教学了四十余学期。每有疑则质之，或者一言而决；有时他亦陷入苦思，忘了他当时写此理论的意境，则以他瘦小之身，跃然而起，绕屋疾走，从事于新悟。忽然有得，则相与拊掌。此情此景，转眼已四十余年了，今我以七二之龄，还能为老师走过的足迹，留下些绪论，聊以告谆谆之慰耳。）

毫无疑问，凡一变化，即是增一法则，长一知识，温故而知新，不囿于故步，是学者必须有的态度。

在程师治学过程中，我体会他有一段“入杨入墨，何去何从”的思想斗争，这完全是师承传授的关系。汪莲石是程氏启蒙之师，汪氏是经方派，服膺于舒驰远《新增伤寒集注》，用药多为桂枝解表，厚朴攻里一路。

迨其转而从师丁甘仁，丁氏为孟河人，是叶天士的信从者，程氏承丁氏之真传，继为学叶最有成就之名医。其由此而上溯仲景，冶经方时方于一炉。我如此考其师承与其自己的努力，乃见程氏学术渊源及其心得所在。

三、用药的三次转变

一个医生临床的初期，大都是药患其多，不知筛选，凑集于一方，如唐许胤宗所恨的“广野张罗”，想把诸恙一举悉平，一网打尽，这一粗浅阶段，是人人经过的。以后是因铩羽而畏缩呢，还是因效浅而加其迅猛？程氏则一变为后者。

在他二十八岁以前，任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时期，用药能大刀阔斧般屡建奇功。对付急性病，他根据劳动人民常因栉风沐雨而表实，故表散宜重；因其营养不足而里虚，故攻下宜轻。程氏此时正如初生之犊，以其坚决敏捷的认证，迅猛懔悍的用药，挽救了许多危急重证，相传有治阳明狂热证，用石膏四两，日再剂；少阴虚寒证，短期内用附子总量至斤许，这是当时随诊同学刘君所告，惜记录已散佚无存。这是由粗浅而人慓悍的一变，也是他自己所说“要认得准、打得狠”的阶段。

第二变是他自设诊所之时，病员中不少出自富贵之家，他采用丁甘仁氏的平淡法，并沉酣到叶天士学说中去，入其堂奥而啜其英华，成为当时上海有数的伤寒、温热名家。

他对“轻可去实”法深有研究，试用药来举例：

麻黄只用三分至一钱五分，还须水炙或蜜入药。陈皮、干姜用蜜炙；半夏用竹沥或青盐制；苍术用米泔水浸；五味子与干姜同捣；熟地须炒松，或用砂仁、木香、蛤粉、海浮石同捣拌。川朴用花；豆蔻、砂仁用壳。

又常以香稻叶、野蔷薇、枇杷叶、蚕豆花、金银花、生地、青蒿、藿香、白荷花、荷梗等蒸露。这些炮制法或退一步用药法，所以制约药性辛散、炙。桂枝少至一分，煎水炒白芍，炒后去桂不苦泄、温燥、滋腻的偏性；或则取其芳香轻清，醒胃祛浊。

还有杏苓朴、杏蔻桔橘、杏蔻苡、枳桔苓等药同用，虽都是《温热论》和丁氏常法，但程氏尤能运用自如，从“三焦者，决渎之官”，“上焦如羽，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的《内经》旨意，相应地采用开上、宜中、导下三法，可谓善用古人者。

第三阶段，是程氏晚年常为工农兵服务，诊治对象又大大地不同了，他体验到劳动人民长期因劳致虚，反复感邪，以及湿、热、瘀、滞的兼夹，这种虚与实的交叉重复而又错综纠结，自有其特异之处，应在治疗上有所变化。

所以相应地制定了“复方多法”的治疗，揉合温散、疏化、宜导、渗利、祛瘀、清里、扶正达邪、去邪安正等诸般治法，集于一方而兼顾之。

由于他得有仲景、天士选药的特长，能如天孙织锦，无缝可寻，驱使诸药，似水乳之融。故能表里、上下、虚实、寒热、标本并施，取得较快的疗效。并使病员饮食不衰，从而体力得以较早恢复。详见《程门雪医案》中，此不赞。这“复方多法”，可称为程氏晚年用药的第三变。

医者治病用药，由粗浅而至慓悍，又由绚烂而归平淡，这是应有的过程。再进而小大咸宜，进退随意，有的放矢，无不入彀，则变而

入于化境，恐非人人所能到达的了。

四、教学方法的变化

我在中医学院肄业时，得聆程师讲课一年，发声不高，而四座寂静，其辨析之精密，如抽蕉心，如剥茧丝，每节必自作小结，便于记录，其胜于同时诸教师远甚。吾乃由心折而拜入门墙，迁家且近其居一箭之远，虽牛鸣可闻也。

除白天抄方外，常去夜课，尤其当老师自吟“趁吾十年运，有病早来医”叶天士名句时，则必有重症治愈，于时随症引伸，上下古今无所不至，可达“一问而十答”的详尽程度，他是且步且谈，愈谈愈健。至夜半二三时，我常昏昏瞌睡；程师则以膝撞我膝盖，由是“耳提面命”，直至天曙。如是者月凡数往，使我终身受益。

上海中医学院建院之始，中西医课程的比重问题，大家都在摸索阶段。程老的主张是让学员多读经典医书，才能学以致用；在学习全程中，应当读书多于实习。并举老中医学院为例，毕业的学生一般都能治病，也因为每周写一篇医论或医案，故下笔能写脉案，从而也能作论文，虽未必全部仿用，也有参考价值。他的这些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

值此程门雪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谨作此文，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