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氏家抄济世良方》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刊刻、流传的一部方书，初由万表撰集、刊行，后由乃孙万邦孚增补重刻。该书存世版本较多，海内外各图书馆所见副本数量也不在少数，有些副本天头还有详细批注，可知并不是什么乏人问津的僻书，应当说，类似万表所编刊的《灼艾集》，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1]叶楩《刻痘疹诸家方论序》即说“在嘉靖中，我明州鹿园万公善司马穰苴法，事肃皇帝，以功进大都督，尝集名家验方为《家抄》，播传海内，盖仁人之用心，其利溥哉！”^[2] 本文尝试就万氏祖孙三代的相关论述和经历以及该书所收方药的使用情形，探讨这一军功世家在方书编撰工作中所呈现的济世情怀、宗教情境以及具体的个人经验。

万表，字民望，号鹿园，又号九沙居士，宁波卫世袭指挥佥事，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17岁袭职，正德十四年（1519）中浙江武举，正德十五年中会试，擢都指挥督全浙粮运，历任浙江都司、南京大校场坐营、江西都司、漕运参将、南京锦衣佥书、广西副总兵、左军都督漕运总兵、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书等职，终于浙直海防总兵，嘉靖三十五年（1556）卒，撰有《学庸志略》《论语心义》《孟子摘义》《道经赘言》《九沙草堂杂言》《玩鹿亭稿》《淮上稿》等，又编有《皇明经济文录》《灼艾集》《玩鹿亭诗抄》^[3]《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玄门入道资粮》《山中集》^[4]等，大多尚存有万氏家刻本。

王畿在为万表所作行状中说他“生平志于古人之学，才长于经济，性素冲雅，乐与方外人交”。^[5]焦竑在为万表所作墓志铭中则称赞其“古名将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学饰勋名如杜预、韦孝宽者，盖间有之。若夫镕裁九流，挈其要眇，以修身而缮性者，古今未有也”，“公少嗜玄学，已而阅内典，独契于心”。^[6]焦竑为万表嫡子万达甫所作《万纯初传》又称“鹿园公负文武才，标望绝人，于释部、玄宗深领其趣，与龙溪、荆川、念庵诸公为绾带交”。^[7]除表扬其理学、诗学成就，指出他融通释、道之外，^[8]王畿、焦竑也都选录其擘画漕运、防海事宜的文字，对其经济之能有充分的肯定。

万表“于天下厄塞、时事兴罢利病，即身所未历者，无不概诸胸中”，“每遇事，矫矫直任，惟见理之当为，毅然行之。一切得失、毁誉、利害，皆无所顾”。^[9]其一生功业，首在漕运，既数次完成漕粮运缴任务，也曾为遭遇暴风雨而覆溺的漕船申辩并请求抚恤，又曾不得敕旨即发漕粮赈济流民，可以说是尽最大努力保全治下军民的性命，被民众传称为“好道舍命活民参将万侯”。^[10]此外，他在漕运制度如缴纳、粮耗、折银等方面也有许多为人所称道的规划和建议，^[11]特别是提议卫辉、运河及海运等三路运粮，既保障漕粮安全，又使京畿常年有勤王之师，复留海上舟师一路以备不虞，可知颇有深谋。其次，则是防海剿倭。他虽退职养病，“忧怀激发，慨然有澄清海甸之志”，^[9]故能响应张经的征召，除为其分析时局、擘画募兵及攻守方略外，也首倡僧兵，又身亲战阵，在苏州娄门外杨泾桥迎击倭寇，中箭落水几死。^[12]所建以蒋洲、张惟远诱捕王直之策，卒亦为胡宗宪所用。最后受命海防，因旧疾复发而逝。

事功之外，他虽参与良知学的论争，但并不热衷讲学，而是以自修自证为旨趣，与浙中王学颇不同调，而近于江右学风，因而能与罗念庵常相砥砺，日常则以读书为乐，对世道人心、经济文章尤其重视。《灼艾续集》卷下有识语“九沙山人万表曰：《灼艾续集》者，续《灼艾集》而修也。山人往寓金陵，尝因灼艾，阅诸说而有集矣。嘉靖甲午（1534），承乏督漕，舟行闲暇，乃取昔所未阅者而阅之。随意漫录，复成帐焉。益觉夫义理之可悦而龟鉴之在是也。谨识”，^[13]可知万表即使在领运途中，也不释卷。

他育有二子二女。长女适杭州卫指挥同知吴懋宣。吴受其僧兵，追击倭寇，孤军无援而阵亡。（[12]，第45、62页）嫡子万达甫，字仲章，号纯初，生于嘉靖十年，幼入唐荆川门下，补杭州庠生，万表去世后袭职，督理清江厂漕船等事，历任浙西漕运把总、中军都督府东大营坐营、临观备倭把总、福建都司佥书、广东都司、广州防海参将等职，万历三十一年（1603）卒，^[14]著有《皆非集》，存万氏家刻本，又撰《万氏永思纪略》一卷，述乃父一生行事甚详。焦竑《万纯初传》称他“得父师之指受，而旁证于古先生之书，性现根熟，机鐍洞彻”，（[7]，第3页b）称得起克绍家声。

万达甫虽然长期担任低级军官，不甚通显，但始终谨守职任，爱抚军民。其《旻天歌》诗序说“舟次济上，值岁大歉，民茹草木、鬻男女者载道，为之悲感而赋此”，（[7]，第30页a）即领运漕粮时悲悯军民的表达。他在广东参将任上也曾极力反对抚臣出兵征剿浮海为乱的蛋民以冒功的主张，为免滥杀无辜而不惜得罪上峰，有乃父之风，为人所称。此外，他对漕运制度以及防海剿倭等事也有深刻的考虑，帮助制定规章，贡献谋略，并一力主张独子万邦孚应命出征朝鲜。不过，其《皆非集》仅为诗集，并未收录他有关漕运及剿倭、东征的擘画文字。由其诗作可知他长年坚持坐禅，与释、道都有很深的交往，并有坚定的观世音信仰，临终时亦请坐禅僧彻夜诵《金刚经》助其往生。又其《游万山观壁间有纯阳亲笔及遗药尚存》诗曰“遨游不自适，亦复见仙容。半壁云生袖，千峰月照松。留丹犹济世，厌俗尚遗踪。夜半闻长啸，还疑剑化龙”，（[7]，第5页b）虽表达逍遥自适的感情，仍流露不忘世事的情怀。李志《行状》也提到他“其心未尝一日忘朝廷，从邸报中闻一缴令，喜形颜面；不，则恨恨若芒刺在胸臆间”。^[14]而诗中题咏的吕纯阳遗迹对他而言也并非偶然触景生情。万氏与吕祖信仰实有着深刻联系。后来万邦孚重刊《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就曾请吕祖降笔。

万邦孚，字汝永，号瑞岩，据其60岁自识画像诗题称“自甲寅历癸丑，不觉六旬”，^[15]知生于嘉靖三十三年。是年正值乃祖万表募兵迎击倭寇之时，而乃父万达甫正是以此激励他不要留恋未满月的幼子，应以尽职建功为重，领命赴朝鲜的。万邦孚弱冠为宁波庠生，在万达甫致仕后袭职，三领浙省漕运，迁山东都司佥书，曾率班军入卫京师，^[16]壬辰倭乱时升为游击将军，率南京龙江水师赴鸭绿江，归补苏松游击将军，调浙西参将，升温处参将、江北副总兵，终于都督佥事福建总兵，崇祯元年（1628）卒，^[17]著有《一枝轩吟草》，据《千顷堂书目》，其还编有《万氏家训》、《汇选筮吉指南》、《日家指掌》、《通书纂要》以及《万氏家抄痘疹诸家方论》等书，并重刻了乃祖所编诸书。

万邦孚系将门之后，祖、父又常年担任漕运职务，熟知漕事、海务，袭职后领漕事也能克尽己职。朝鲜事起，他遵父命“条上火器、练水战、鼓士气、选精勇数事”，^[14]又在父亲一力主张下，离家东征。他虽因此得以建功，逐渐得到升迁，但离家远亲，常怀思念，尤其老父、幼子时时挂怀。万达甫虽然力主他出征，其实心中也常怀忧虑。他在《夜喜孚儿鸭绿信使至报以春归》二首中提到“老来舐〔舔〕犊情偏切”“为报归期舒老抱，寄将灵药驻衰颜”，^[14]对远在异国战场的独子思念备切，可知万邦孚也当有如此感想。他与乃祖、乃父相同，始终敬畏生命，对军民着意照拂，为荒野、战场死难之人收拾遗骨，买地安葬，并建厉坛祭祀，深得军民感激。朱道相《刻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序》高度赞扬他任温处参将时所取得的武功，说“万公式奉简命，都护瓯江，运筹决胜，不遗余力。虽仁以奋勇，武而不杀，而一闻小警，即严号令，整部伍，躬擐甲胄，身先偏裨，冲涛追灭，而后朝食。由是威名震慑，岛夷潜踪，大海以东晏如也”。^[18]此后他升任福建总兵，又能革去弊政，践行戚继光练兵之法，选材任贤，可知颇有治军之能。

万邦孚虽然与乃祖万表一样编刻了不少书，自己留下的文字却较少，晚年所著《一枝轩吟草》一卷，收诗也不太多。从有限的记录可以知道他保持了父祖辈坐关的习惯，同时也延续和发展了万氏家族的吕祖信仰。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万邦孚刻本《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序后录吕祖扎笔赠诗，所附万邦孚识语说“右诗，吕纯阳祖师所赠也。不肖曩参温处戎务，时汛防海上，闻祖师神应屡屡。因恳题重梓家抄方首简。祖师示曰：此固汝之美念，况前人遗泽甚广，道人当不吝。但多达官贤士题跋，何重于道人耶？不须序，作一首便是，镌于前，以彰尔祖余泽。遂顷刻挥洒五章。不肖为悚羡者久之，尤不敢袭藏也。敬以原笔付之剞劂氏”。^[19] 吕祖灵应不仅塑造了万邦孚的信仰世界，也强化了万氏祖孙刊刻方书以济世的功德观念。对此，朱道相说：“书成，公以质之箕仙。而吕韵五章，畅然嘉其世泽之远，而炯然必其获报之隆。憶!万公满腔恻隐，触处流行。既设奇决策，荡涤海氛，以脱民于锋镝。而又绳祖广集，梓布宇内，使一切阴阳诸患不能为人世害。公之仁，深且弘矣。积仁累行，神且申佑。即日上续祖光，建牙开府，用树掀揭洪业，固公余事。且见仁人之后益传而益昌大也。”（[18]，第5页）他不仅肯定刊布医方为万氏阴德，且以为吕祖将有护佑，不久即会延续万表的荣光，再任都督，子孙亦将繁衍昌大。而万邦孚随后即升任副总兵、总兵。他在福建任上也再将吕祖赠诗附《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刻出，书中款署并备列祖孙三代的职衔，再度宣扬万氏之德行功勋、吕祖之潜佑默助。

《万氏家抄济世良方》最初由万表编刊于嘉靖年间，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应即该本。此后因年久版坏，万邦孚又予增补重刻。各图书馆所藏有著录为万历三十年刻本者，有著录为万历三十七年刻本者，目前所见最晚刻本似乎是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四年”万邦孚刻本。为辨明诸本之间的关系，先将所见各版本概况具述如下。

（1）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五卷，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曾经重装，有抄补，在卷四，叶三十八。该本前后未见序、跋，有目录，正文每卷无款署。

（2）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年刻本，六卷，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三字，扉页题“□学准绳”“重镌增补万氏家抄”“文蔚堂藏板”等，并钤“文蔚堂”“文蔚堂图书记”等书坊印记。该本首有万历三十年朱道相《刻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序》；次《吕纯阳祖师赠诗》一叶，而无万邦孚识语。次目录，目录末有万邦孚识语。正文前五卷署“四明万表选集、孙邦孚增订重梓”，第六卷署“四明万邦孚选集”。另外，该本第六卷包括脉诀、药性两部分。

（3）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刻清印本，六卷，行款同上，封面墨书“万氏家抄”，扉页栏内题“医学入门良方考”，“一备诊视脉诀一备本草药性”，“文蔚堂梓”，栏上题“万氏家传秘方集验”。该本首有《吕纯阳祖师赠诗》十叶，附万邦孚识语；次朱道相序，但序题挖改为“医学入门良方考”。次目录，目录末有万邦孚识语；但卷首挖改为“医学入门良方考”，唯版心上仍题“万氏家抄方”未改。正文每卷首题亦挖改为“医学入门良方”，但尾题仍为“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卷之某”未改。余同上本。

（4）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年刻本，六卷，《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善本丛书》1996年景印，行款同上本，唯扉页题“遗香堂万氏家抄”。该本序、吕祖诗、目录、分卷等亦同上本。

（5）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著录有误，详后），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997年景印，行款同上本，景印本未见扉页。该本首为洪启睿《题万病春抄济世良方首简》（未署年月）、万历三十年朱道相序、万历三十六年沈儆炌《重刻万氏良方跋》。吕祖诗、目录、分卷等亦同上本。

（6）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七卷（存六卷），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三字，无扉页。该本首为万历三十七年沈儆炌《增定万氏济世良方序》、万历二十九年洪启睿《题万氏家抄济世良方首简》、万历三十年朱道相序。次每卷前有分卷目录一叶。正文前五卷署“提督漕运镇守淮安地方总兵官都督四明万表选集、分守广东广州等处地方督理海防参将男达甫校订、镇守福建并浙江金温地方总兵官都督孙邦孚增补”。另外，该本第六卷仅有脉诀的部分，卷题作“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卷六新增痘瘄并脉诀”，署“镇守福建并浙江金温地方总兵官都督四明万邦孚选集”。

（7）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七卷，行款同上本。该本首为万历三十七年沈做价《增定万氏济世良方序》、万历二十九年洪启睿、万历三十年朱道相等序；次《吕纯阳祖师赠诗》九又半叶，有万历三十七年万邦孚识语；次《增补家抄方凡例》一叶。又该本第七卷末有万历三十六年沈儆炌《重刻万氏良方跋》，次万邦孚识语。每卷前有分卷目录一叶（第一册卷一目录缺）。正文款署亦同上本。第七卷即药性的部分，卷题作“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卷七新增本草药性”，署“镇守福建并浙江金温地方总兵官都督四明万邦孚选集”。

（8）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七卷，行款同上本。该本卷末沈儆炌跋残缺，余同上本，不赘。

（9）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著录有误，详后），六卷，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三字，无扉页。该本首为朱道相《刻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序》，但署“万历丙辰八月一日”，即万历四十四年。次目录，目录末有万邦孚识语。正文前五卷署“四明万表选集、孙邦孚增订重梓”，第六卷署“四明万邦孚选集”。

上述九种中，除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外，均为万邦孚增补本。从行款、序跋等来看，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虽然各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但应属同一版本，为万邦孚增补，万历三十七年刊刻于福州官署。但从该书前后所收诸序、跋及万邦孚本人识语从万历二十九年延续到万历三十七年来看，在此前的近十年间该书已经多次刊刻。

万历二十九年洪启睿序说：“参帅万君之开府东瓯也，出其先总镇公所辑方书遗予。予受而卒业。则见其剖析疑似，劈肌分理，病万状，方亦万变，犁然渊然。书行自其先公时，迄今岁久，而前是操刀笔者有遗工，将落漫漶。予谓：君其能更命剞劂氏，以广大先公之惠乎？万君欣然俞诺。会予行迈还越，材官持函来，谓已翻梨告成事矣。”而万历三十年朱道相所作序提到万邦孚在东瓯之武功后，说他“又取令太父总镇公所刻家抄医方加意披翻，益以经验诸方，增以脉诀、药性二篇，合先今共六卷，以登诸梓，而旧题不易焉。夫祖刻行世已久，活人甚多，今且再更贤孙之手，细加抽寻”，并说书成后请得吕祖扎笔。这也可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刻清印本所见《吕纯阳祖师赠诗》落款署“时壬寅（即万历三十年）春三月之望书于瓯东黄知清署”，以及诗后万邦孚说自己在温处防海，请吕祖降笔的识语相印证。明刻清印本所附识语与万历三十七年识语稍有不同，应保持万历三十年刻本原始样貌，为“邦孚汛防海上。李镇台以巡历至，指示祖师神应屡屡。邦孚卜今春获功兆，因恳题重梓家抄方首简”，表明他后来识语所说习闻吕祖灵应，其实是受到上级李总兵的影响，或许因为万历三十七年他自己也任总兵，便有此删改。另外，上海图书馆、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年刻本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刻清印本目录后万邦孚识语称“孚先大父刻《济世良方》凡五卷，行于世久矣。日久板坏，孚重刻之。因以续得经验诸方，随门增入，盖不敢秘，抑欲以承先志也。又集脉诀、药性，附于末，为第六卷。庶施治者察脉认药，参以成方，或不至以病试云”，也与朱道相所说增补情况相合。三本前五卷署“四明万表选集、孙邦孚增订重梓”，与《玄门入道资粮》署“四明万表选集、孙邦孚校梓”以及《玩鹿亭稿》署“四明万表著、男达甫编辑、孙邦孚校梓”相较，基本一致。而第六卷署“四明万邦孚选集”，也与万历二十八年万邦孚在温处参将任上所刻《万氏家抄痘疹诸家方论》署“四明万邦孚选集”相同。^[20] 因此，似可认定万邦孚在温处参将任上，于万历二十九年初次“增订重梓”了该书。

不过，上海图书馆、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所藏二本均无洪启睿序，并且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也没有该序，不知是虽索序而未付刻，还是今存诸本刚好都没有刷印该序？而扉页题署的差别，则应是因不同书坊刷印所致。至于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其朱道相序所署年代由“万历壬寅”改为“万历丙辰”，即由万历三十年延后为万历四十四年，与序中所说任官年代不合，则似乎是书商有意改动的伪作。另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重刻万氏家传济世良方》五卷，明万表辑，明万邦孚增补，明杭城书林翁倚山刻本”，^[21]原书目前未见，既为万邦孚增补本，则至少应缺一卷，不排除是另一书坊的刷印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虽有洪启睿序，却未署年月，并且题中“万病春抄”应为“万氏家抄”之讹。该本有万历三十六年沈儆炌《重刻万氏良方跋》，说“闽帅万公任东瓯参戎时，值羽檄无闻，汇称余暇，取令大父所刻方书，加意披翻，增所未备而光大之，流播江以北。比入闽，手一帐示余。余受而卒业，穆然而有思也。曰：取火者于燧，抱水者于河，用乃不竭。是刻也，君能车载而南，以给闽人士之求乎？余园再付杀青，以广公与令先公之仁也”，（[18]，第6页）则应系沈儆炌万历三十六年重刻本。此点也得到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所见万邦孚识语的印证。该本第七卷末附沈儆炌《重刻万氏良方跋》，并有万邦孚识语，说“万历戊申岁（1608），予甫入闽，抚台徐石楼公索是书不多得，云宜付之坊间刊布，以广其传。沈太垣公承命发梓，因作是跋。是集止六卷，无痘疹方论”，^[22]明确说他刚赴福建上任，因所携自刻本不多，便由沈儆炌雇请书坊刻工重新刊刻。

可能因为沈儆炌刻本出现了诸如上述的一些错误，万邦孚在次年就又重新增补定本刊行，仍请沈儆炌作《增定万氏济世良方序》，置诸卷首。沈儆炌序称“万氏书刻布有年，活人无算，杀青既久，殊多积蠹之嗟。……业已重加翻播，更益见闻。余既剞劂于建溪，公复搜视于福郡，原增脉诀药性，今缀痘疹方”，（[22]，第2页）明确提到他已经在建宁府刻过了，而万邦孚又在福州府重新增订刊刻。此次刊刻不仅增入痘疹方（也体现于第六卷的卷题），万邦孚再次将吕祖赠诗五首扎笔原迹全数刊刻，并附识语说明吕祖神应及福佑之意，且明确署“万历己酉春，四明万邦孚识于八闽之镇东公署”，表明与之前的家刻、坊刻相比更正式。从版刻风格，以及前五卷列出万氏祖孙三代的职衔，后两卷列出自己的职衔来看，此次刊刻郑重其事，不计工本，作品可以说是相当精致了。

关于此次增订，万邦孚有详细说明，见卷前《增补家抄方凡例》，除可知其增补工作，益可见其郑重。具列如下：

——先大父刻《家抄方》，凡五卷，行于世久矣。兹先君及不肖宦游诸省，所得诸方之经验者，不敢秘。谨随门增入，以便检阅。

——伤寒诸方原本未详。今以验舌法并陶节庵加减槌法、制药劫病法增入。其于阴阳、内外、表里、传变诸症，庶无余治矣。

——原本无背痛、臂痛二门。今增入。

——近得种子诸方，分别补助增入。虚弱者用补。寒痿者用助。俾不致一概混用，反伤人也。

——小儿门原本未详。今遍索诸方，分别吐、泻、惊、疳及诸症之属热者、属寒者类序之，详悉周备，无余法矣。

——痘疹原本无，方论亦未详备。今遍集诸书，择其诸症辩论之正者、诸医家治法立方之正者，与夫妇人痘疹，小儿瘄疹及大人、小儿脉诀，共为一卷，极其详悉云。

——原本灸法未备。近得大人、小儿诸症灸法之验者，随门附入，以便检用。

——原本无药性。今摘选本草药性为一卷，附刻于末。庶温、凉、寒、热各适其用，不至以病试云。

以上诸条清晰详备，但所反映的并不全都是万历三十七年增订时所做工作。所谓随门增补以及种子、脉诀、药性等，其实均是对万历二十九年增补工作的事后总结。其中，小儿诸症，如叶楩所说，本来是万邦孚在万历二十八年编选《万氏家抄痘疹诸家方论》时所做工作，应曾单独刻印，至是补入《万氏家抄济世良方》。万历三十七年增订工作，如沈儆炌所说，主要应是补入痘疹，而补入的内容大体也见于万历二十八年编刻的《万氏家抄痘疹诸家方论》，应即就该书选入。之所以如此，除给短期内重新刊刻一个合理的解释外，可能也是不想再单独刻行己书，而是以之附乃祖书流传，从而强调祖孙三代的累世之德。此点，从万达甫并未实质参与增订工作，但万邦孚在凡例中却强调乃父宦游亦曾得验方，且在款署中更增入乃父名衔也可看出。值得注意的是，凡例只列出了增补说明，似乎万邦孚重刻时所做工作除了增补就只是校刊，但与万表刻本对读即可知其工作实际上也包含删削在内，而万邦孚却隐没未提，其间缘由值得思考。

万邦孚增订凡例说他与父亲宦游诸省，得到不少验方，随门增入。其实万表编撰该书时，除摘录方书，标明者如《小续命汤》下录《纂要》云云，《东坡四神丹》下录“丹溪曰：大风病是受得天地间杀物之风”云云，《麻黄汤》等诸方下均注明系《陶节庵方》或录出《陶节庵方》的另说，也编入不少自己使用及从前辈、同倍等处所听闻和抄录的验方。

明嘉靖刻本卷四《干柿散》提到“予于宣德年间，集注文公小学书，时夜作细字，心劳苦，致肠癖之疾，诸不效。时先父犹存，谓予曰：汝不读《是斋百一选方》乎？宁痛苦如此。予遂读之，因得此方，一服而愈。后以治人，无不验者”。^[23] 万表生于弘治十一年，“宣德”当是“正德”之误，而集注朱熹小学书，应指他撰作《学庸志略》《论语心义》《孟子摘义》等书，此为从事举子业的基础学习经历。鄞县（濠梁）万氏虽然是世袭军户，死国事者代有其人，但始终重视子弟的儒学教育。万表既因苦读而得病，又由父亲引导，开始阅读方书，并得到亲身的验证，遂为将来编选《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奠定基础。

与此类似，卷三《二制黄连膏》也是他曾经亲身验证的良方，只是该书中仅说“治风热，退眦粘涩等眼”，并描述制作方法，却没有只字涉及个人经历。而万表所著《九沙草堂杂言》却提到“近予目病退脓，两眦皆粘破，痛涩不能视物，弥月不愈，甚苦之。适武林旧知王云谷潼过予，谓曰：此风热也。非苦不可以清热。非辛不可以散风。宜用黄连锉碎。先以生姜一块，切两片，殉空，入连，煨之。次以红枣去核，加少矾末，入连，再煨。俱用湿纸包裹，候以纸干，取出，加人乳，置磁杯中，蒸热。点之，热泪淋漓，其病如解。又曰：于大小便时，闭目、固齿，意随便下，降火尤妙。二法用之俱验”。（[12]，第110页）所述疗效、药方及制作方法均与《二制黄连膏》一致，只是限于体例，《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并没有收入后一法。

令人纳闷的是，此处万表不仅没有提到自己用药有验之事，也没有提到《二制黄连膏》是从王潼那里得来的。这似乎不太符合该书的常例。如卷三《百子附归丸》通过验证故事介绍该方，说“比太仆吏鲍壁，台州人，其妻年三十不生育，忽经事不一至者十月，腹鼓大，无病容，皆谓妊娠。一日，忽产恶物盈桶，视之，皆败痰积血。后服此丸，不期年，生一子。张云：彼尝以此二方与诸人服，无不应者”。（[23]，第28页b）又《雏凤丸》说“此方宣府镇守总兵马仪都督所传”。（[23]，第32页a）卷四《松梅丸》则提到“此方得之南吏部林尚书大人者。自云西域异人见惠，服无虚日。且诸士夫服饵最能加饮食，致身肥健、小便清、大便润，及精神不倦之说。愚考诸本草云……”^[24] 而《四圣不老丹》更凿凿述该方流传经过，以证其验，说“此方云阳王都宪五一翁所传。云渠方伯陕西时，授之于一总戎。总戎年九十余，自幼服此丸，精力倍加，胃气强健，饮食日增，寿考弥长，秘而不传。翁恳得之，如法服之，不问寒暑。今年八十有六矣，行步不筇、不人，而谈论亹亹，饮酒可百盏，餐饭数碗许，而羞馔果核尽其席遍尝之不辍口。其有得于真传者乎！且室御数女，皆能有子，人以仙称。信不我欺！予舟往来，两度诣翁，而翁始以是方授予。归笔此，以识翁之善云”。（[23]，第59页a）这些例子都明确说明获得该方的途径。

当然，前辈、同侪交流是万表获取各种秘方的途径，万表也将他所获得的奇方推荐给友人使用。如卷三《固齿延寿膏》，据该书所说，“此膏专贴龈宣齿稿、黄黑腐败、风虫作痛、腮颊红肿，大有奇功。久贴坚固牙齿，驱逐垢腻，益肾气，长养津液，壮骨强髓，添精倍力”。（[23]，第60页）万表在此虽未说明该方的来源，以及自己是否使用有效；但他在赴广西副总兵任时，病卧临江，与在天王寺养病的罗念庵连榻论学，即将随身携带使用的固齿膏赠送给了罗念庵几盒。罗念庵与万表一样，由于自幼体弱多病，向来注意收集奇方、秘方。在那之后，他因为听信医者火煅石膏擦齿的奇方，牙齿松动，牙龈肿痛，遂用固齿膏封固，曾短暂地解除了痛苦，但仍每年脱落一颗。他又听信同倍火煅大黄可固齿之说，致使四颗牙齿脱落，又用固齿膏补救。之后食骨伤齿，贴用固齿膏，疼痛加剧，去除不用才慢慢平复，使他意识到使用固齿膏的危害。尽管如此，他认为这主要还是自己体质阳盛，而固齿膏中多升阳之剂，所以遭此苦毒。^[25]

与此相关，万邦孚在万历二十九年增订本以及据该本翻刻的万历三十六年刻本第六卷末有识语说“用药不知性，而徒信成方，是以病试药也。其不至于误杀人者几希。故予于本草中摘其常用药品，备录其温凉寒热之性，与治症之要，附梓于家方之末。俾治病者按药性以定方，而不至泥成方以误病。是亦活人济世之一道也”，（[18]，第278页）应当说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此类问题的发生。

万氏遗泽

炼石炼药已多年，一壶春色揽先天。

攻非冲虚有玄术，亦借丹砂作鼎铅。

世泽如波源渺渺，露花似酒醉源源。

应知造化（垂）今古，胜似人家万顷田。其一

种得人间万顷田，秋云春雨带苍烟。

一花九叶生三瑞，五种千枝结二缘。

壶泛中流来日远，石藏空处尤含玄。

山根峰面紫芝秀，采得先天续后天。其二

采得先天续后天，散骨别有个中玄。

不分杏苑三春色，却借莲末九转铅。

尽道斡旋由化育，广施甘露遍寒田。

此心自诉多余庆，桂子披生映鹿园。其三

桂子披生满^[26]鹿园，丹时风月正秋天。

枝枝叶叶生凉露，绿绿丛丛霭暮烟。

方外有人题饮句，此衷多术老长年。

八方草色应无恙，五桂堂前凤字联。其四

五桂堂前凤字联，一弦仁门自渊源^[27]。

来仪有象（）歧日，分彩呈奇得化元。

万里雨花铭草木，一天风色起壶田。

更教心境浑如是，白发青牛再叩禅。〔其五〕

唐贞元道士偶然记睹耳。弗为道士狂瞽，聊以表万氏之余波矣。

时壬寅春三月之望，书于瓯东黄知清署。

以上前后连环相续而作的五首乩笔赠诗，围绕“万氏遗泽”表彰万表以至万邦孚三代刻印方书的功德胜于一般人家蓄有万顷良田，其德泽既广被世人，于万氏自身也必将有余庆，并预言万氏必然子孙繁衍，功名富贵，一门兴旺，看上去似乎是一般祝愿场合都能够见到的吉祥表达，但其时是有针对性的赠言。

尽管我们不太清楚当日扶乩现场，都有哪些官员参与，整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大家都问了些什么问题，而吕祖都是如何回答的，但万邦孚本人除提出为新刻《万氏家抄济世良方》题笔的要求外，显然还提出了其他更具体的个人愿望。这一个人愿望在诗中有明确的表达。赠诗第三首尾联“此心自诉多余庆，桂子披生映鹿园”，鹿园即万鹿园，代指万氏一族，此即万邦孚自己在乩坛前自述像他们万氏这样三世刊印方书济人的积善之家按理应当有余庆，更具体地说就是指万氏不应绝嗣，也就是希望他自己能够有子嗣。第四首接续第三首的问题而作，其首联“桂子披生满鹿园，丹时风月正秋天”，即吕祖的回应。吕祖扎笔对该联首句的用字特别加以解释，强调“满字，道人有微意”，即表示万邦孚求嗣的愿望不仅会实现，而且会“满”，也就是不止一个，而是富有子嗣。至于得嗣的时间，则在次句给出答案。丹道理论主张顺则成人胎，逆则成圣胎（丹）。所谓“丹时”即指丹熟之时，在此即说婴孩胎熟出生之时当在秋天（也可能不是指具体时间，而是说如同春华秋实一般，胎熟自然落地）。

朱道相序说“书成，公以质之箕仙，而吕韵五章，畅然嘉其世泽之远，而炯然必其获报之隆。憶！万公满腔恻隐，触处流行。既设奇策，荡涤海氛，以脱民于锋镝，而又绳祖广集，梓布宇内，使一切阴阳诸患不能为人世害。公之仁深且弘矣。积仁累行，神且申佑。即日上续祖光，建牙开府，用树掀揭洪业，固公余事。且见仁人之后，益传而益昌大也。余愧不文，因叙诸首简，以为后日左券。此非能以臆，必仁人也能以天地神明常理必之而已”。（[22]，第13页a~第14页a）朱道相系江西万安人，焦竑榜进士，时任处州知府，很可能参与了该次吕祖降乩。当然，即便只是事后获知，他对吕祖也深信不疑。就其序中所说，可知他完全理解吕祖赠诗的重点所在，指出万邦孚之善报虽然可能是像乃祖万表那样升任都督，开府一方，但更重要的是能够达成求嗣的心愿。从万邦孚到任福州总兵，重新编刻《万氏家抄济世良方》时，不仅刻入吕祖乩笔原迹，而且删除了自己“艰于嗣”的表述来看，其应当是得执右契了。

明嘉靖刻本卷一《人参败毒散》除引用朱权《活人书》外，又说“余平生以济人，常无虚日。盖四时不正之气，东常寒而反热，夏常热而反寒，春宜温而反凉，秋宜凉而反温，故病者大小无异，或一郡一邑，惟丘陵泽国高下有差，大抵使人痰涎、风壅、烦热、头疼、身痛等症。或饮食如常，起居依旧，甚至声哑，市井号为浪子。以其咳声不响，续续连连，俨如蛙鸣，故又号曰虾蟆瘟。或至赤眼、口疮、大小腮、喉闭、风壅喷嚏、涕唾稠粘，里域皆同者，并治之”。（[23]，第40页b）卷五《乌金散》也提到“余尝合此剂，所在济人，积有年矣。但古方元有虻虫、水蛭、鲤鱼皮。余平生不忍用肉药。由是以大蓟、小蓟、紫葳代之。又去芫花、巴豆，而入蚕退纸、血竭。别撰醋煮大黄膏，临证加减，妙不可言。自得之妙，未尝语人。今既集方，故尽发此秘”。（[23]，第22页a）如他自己所说，万表常常在疫病流行时，施药济人。王畿所作行状即提到嘉靖十八年疫疗盛行，他在西湖昭庆寺煮粥调药，逐一分发之事。^[28] 此种对四时疫疗病症以及临症合剂的描述，既是他日常行事的真切认知，也是他济人生死的情怀所寄。而不用肉药的观念则与万表的信仰生活有关。他“居家不事杀牲，惟食净肉”，在宜兴善权寺静坐持斋时也曾感化该寺僧人戒杀牲食肉。^[28]

此点也为乃孙万邦孚所继承。万邦孚在增订本卷五《麻疹轻重不治诀》下有两则识语，其中第二则说“今人之艰于嗣者，得一子，父母不胜其喜。每于满月、百日、周岁即会亲友，杀生设席庆贺。及稍有疾病，辄又杀生祈祷。孰知尔子之命，固命也；畜类独非命乎?尔子惟恐其有痛楚也，杀畜类以祈神宴会，彼独无痛楚乎？天虽不言，必不默佑尔于冥冥之中!奚兹小儿方中若疳症用虾蟆粪、蛆稀，痘用兔血，脑发痘用雄鸡头、天灵盖等项，及为子设席杀生祈祷之类，俱宜戒之”。（[18]，第221页）在方书编撰中贯彻此种观念，可以认为《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在一定意义上已不仅是治疗身疾的医书，而且是进而改良人心的善书了。

万邦孚增订重刻时也基于自身经历和个人情感进行了一些调整与说明。如增订本卷一《伤寒·导引法》下万邦孚识语说“伤寒一症，治之最难。盖传经络不易识也。予母在广州南海署中感此症，无良医，径致不救。及卒后，而遇一医官高凤山，携陶节庵伤寒杀车槌法来，讲究甚精。时予妹及家人患此症者，依方施治，悉应手而愈。予不敢秘，谨增入家抄方中，以普惠于四方云”。（[18]，第40页）所谓“广州南海署中”，当指万达甫任广州海防参将之时。因伤寒而丧母，而家人仍多患病，对万邦孚而言应是极为悲伤的记忆。他在此讲述亲身经历，补入此经验良方，即希望他人不再遭遇丧亲之痛，的确是用心良善之举。

与此种增补工作不同，卷五《五子衍宗丸》，明嘉靖刻本下原有说明文字称“旧称古今第一种子方。有人世世能服此药，子孙蕃衍，遂成村落之说。嘉靖丁亥（1527），于广信郑中丞宅，得之张神仙四世孙。予及熟人用之，殊验”，（[23]，第32页a）万邦孚增订本却尽数删落，仅保留了“旧称古今第一种子方”一句。令人疑惑的是，如同前举诸例一样，万表在此只不过是说明该方的效验和得到该方的途径，以及现身说法，以求征信而已，何以需要删除呢？如果说服药生子而成村落确有夸张之嫌，予以删除有其宜。可无论是明嘉靖刻本还是万邦孚增订本，都保存了不少仙传方药及神奇故事。那么，就似乎难以无稽、虚诞塞责了。嘉靖丁亥，万表尚在浙江都司任上。他到江西的广信府，虽不知所为何事，但在郑宅中所遇的张神仙四世孙，应当是广信天师府某代天师的四世裔孙。张天师在明清两代始终受到广泛的崇拜，^[29] 万邦孚本人则是吕祖坛下弟子，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隐晦不表。^[30] 而万表育有二子二女，他说自己和熟人用而有验，也可以认为属于实情。不过，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触动了万邦孚的心弦。

万达甫育有一子二女，万邦孚是其独子。壬辰倭乱时，万邦孚初得男，儿子尚未满月。在万达甫力主之下，万邦孚不得不弃家赴海东战场。而万达甫有孙男尔承一人，孙女五人。这位万尔承虽然不知是否即万邦孚墓志所说万泰，但显然并不是万达甫所说不必顾恋的“怀中呱呱”。增订本卷五《麻疹轻重不治诀》下万邦孚识语第一条说，“予苦艰于嗣，故于小方脉尤留意焉。既集痘疹方论及小儿脉诀杂症，凡五卷，付之梓人矣。兹重刻家抄方，有小儿一门，先大父之所遗，不敢废也。乃复以续得方诀，分别门类，益加详焉。庶几乎我祖活幼广嗣之念为不孤耳”。（[18]，第221页）所谓“集痘疹方论及小儿脉诀杂症，凡五卷，付之梓人矣”，与叶楩序所说相合，而明万历三十七年万邦孚福州刻本删除了此条，也就是说万历三十七年在福建总兵任上，他已经有了子嗣，而在万历二十八年任温处参将时，万邦孚“苦艰于嗣”，没有男性后代，那么，壬辰所得男应当是未能平安长大。^[31]值得注意的是，增订本卷六末录有一段讲述鄞县育婴习惯的文字，说“鄞人儿生下即灸顶门，其害非浅。盖儿初生，乃一块血，岂能当艾火烧炙。火气入内，反为不美。如生下无他症，平稳，切不可乱灸。又鄞人儿生下多患奶牙，每用针挑破，进风辄毙，殊为可伤。此皆缘孕母多食胡椒故也。鄞人平日最尚胡椒，故儿有此症。若孕母能戒食胡椒，仍常服黄芩、白术清凉之剂，即可无此症矣”。^[32] 对育婴陋习的批评，应当说浸透了这位曾经丧子、膝下无儿的父亲的悲悯和不平。就此而言，乃祖万表所说服用方药而得子有验，对万邦孚而言反而是难以言表的隐痛。

此外，增订本卷五《种子方》下万邦孚识语更说“医家往往夸谈种子成方，若持符券。而不知夫人所以艰嗣之故，盖非一端。有因自幼断丧，耗其精气者。有因精寒不能成胎者。有精滑易泻，不能构女之阴者。有过服热药，胎毒盛而子难育者。是在因病而药，非可执方而论也。如云种之而已，一味助长，是自丧其真。所称非惟无益而反害之者，非耶？若夫至本至要，则又在方寸心术之间。倘一念善，天必予以贤嗣。一念恶，即有子，不肖，与无子同。可不慎钦！此又出于方之外者。艰于嗣者，其察之”。^[33] 这一表述看上去只是与凡例所说一样，需要区分不同情况用药，实际上却是隐约表达其对种子方的鄙弃。由此也可以理解万邦孚对《五子衍宗丸》的删改，就其个人情感来说，应是对乃祖所宣称的生子有验之事颇不愿意相信；就其宗教信仰而言，则是主张行善方能得天佑，而这也是他请吕祖为该书降下乩笔时的心理。

从明万历三十七年万邦孚福州刻本的删改可知，吕祖的祝福对他来说确实有效，因此会在卷首将吕祖赠诗全部刊出，以答神恩。令人唏嘘的是，就在请告东归的途中，他无比珍视的幼子因痘夭折了。当时之悲痛，见诸《东归途次剑津，四岁儿痘亡，悲凄特甚，赋此以述苦怀》二首，曰“忆儿常似抱儿时，忽尔凝眸不见儿。尔逝思吾应有泪，吾今望汝不胜悲”，“尔痘延医治尔时，心知不救但含悲。凄凄没后无穷限，欲解愁容其奈眉”。（[15]，第11页a）万邦孚向来重视收集痘疹等症的治疗方法，既刻过专科方书，在小儿方药中也列出专门，应该说对病症的严重程度和成方是否有效是比较清楚的，所谓“心知不救”确实令人绝望。回乡后，他埋葬亡儿，作《亡儿归葬西郊》，又常思念，眼前时时浮现“婴儿戏”，作《东归途中病怔忡少睡，亡儿甫四岁，能戒婢从静侍，且泣，回思不胜哀感，赋此》，对亡儿久久不能释怀。从亡儿诗，我们能体会到久乏子嗣的他对幼子的疼爱，以及失去的痛彻。借此回观《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对小儿科、种子方等所谓“活幼广嗣”之术的着意收集，我们也可以强烈感知他基于自身艰嗣境况，由己及人的良善心意。

万达甫追思父亲，提到他常常施药济人，并说“其选集《家抄方》，传播最广，为人所最爱，遗之不孝及孙。数十年来，岁装印百余部，立尽，不能应人之求也”。^[9] 从《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的存世情况看，应非虚言。该书由万表初次编刻于明嘉靖年间；万历二十九年万邦孚在温处参将任上修订重刻了该书，作为吕祖弟子的他还请得吕祖降笔祝福；到万历三十六年入闽时，沈儆炌在建宁府利用万邦孚作为礼物携带来闽的该版本加以翻刻；可能因为沈氏翻刻本出现了一些刊刻错误，更可能因为万邦孚生子，为答谢吕祖护佑之恩，万历三十七年万邦孚又在福州郑重其事地重新编刻了一版。表面看来，该书历经初刻、重编与再刊，似乎不过是一种受到欢迎的方书不断复制的出版现象。实际上，其背后却蕴含着万氏祖孙三代的济世情怀和人生境遇。该书不同版本所反映的编刻信息，尤其是万邦孚对万表原刻文字的改动与说明，反映了祖孙两代不同人生处境下的不同情感体验。此种个性化的表达，鲜活可感而不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