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衷中参西，可以扩展中医内涵

邵教授早年攻读西医八年，后又学中医三年，承中西医名医点拨，熟谙中西二套医学模式，且数十年精业于中西医结合的教学、科研和临床。他常以实践体验告诫学生：中、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扬长避短，衷中参西，才能使中医的内涵得到新的扩展。

西医近二百年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寻找疾病发生的原因，从器官到组织、细胞，又从细胞进入了亚细胞结构、基因、分子的超微结构水平，从生物物理到生物化学，详尽地探知了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机制，因此西医对大多数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客观的认识。西医是以对任何一种疾病都须尽力弄清病原(体)、病位及病理改变，并以杀灭病原体，消除致病因素，纠正病理改变的“因果决定论”为治疗主导思想；它认为任何疾病都是由一定原因引起的，相同的病因必然引起相同的疾病，治疗则是针对不同的病因采取不同的特殊方法。如咳嗽，或确诊为大叶性肺炎引起的，则用青霉素等抗生素治疗；若确诊为肺结核引起的，则用雷米封等抗结核药物治疗；若确诊为肺肿瘤引起的，则用手术或抗肿瘤药物治疗。诚然，西医的诊疗思想有诊断与治疗一体化、规范化，且重复性强等优点，但是，由于现代还有许多属于个体医学多脏器疾病，病因复杂隐匿，疾病的发生和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牵制，涉及脏器广泛，因此用固定的、规范的生物医学模式的诊治方法往往难以取得成效。同时，这种方法又往往容易忽视人体自身的防卫抗病能力和自我修复的主动性。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所以单纯地依靠因果决定论来认识它，并以此来治疗疾病，是有一定局限的。

西医学之短，恰恰是中医学之长。中医的理论核心是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整体观”将人体视为一个开放着(与自然界相统一)的、进行着有序的生理活动的整体功能系统。人体的五脏六腑不是独立存在的结构单位，而是通过经络气血与全身各部的器官、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互相协调，互相制约，发挥着生理功能。“辨证论治”是指一旦由于人体内在或外部原因，诸如气候、地理、乃至社会活动等各种因素对人体本身，包括心理、体质，以及使脏腑的影响，出现整体不协调的一系列症状和体征--“证”，通过辨识“证”，然后采用中药或其它手段调整整体的不协调，动员人体自身的抗病机制，恢复脏腑间的调控能力，最终达到“证”的改善。辨证论治具有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特点，还可以在不同的阶段作动态处理。整体观是中医的指导原则，辨证论治是整体观在中医诊断和治则上的具体体现。中医的“上病下取”、“下病上取”、“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等方法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医学检测仪器的不断发达，一些疾病往往在毫无自觉症状时的初萌阶段就被发现，或有一些疾病经过治疗后临床症状得以缓解，但是客观检测指标仍然显示异常，如果一味地囿于辨证，难免误诊或漏诊，所以中医的医学模式就此来说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中医要发展，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邵教授主张中医的辨证论治要与西医的辨病相结合。这是因为，由于人的体质不同，发病时的脏腑功能状态不同，无疑会整体的外在反应不同，因此，中医的“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映了疾病的“个体”；而西医“病”的确立，是以客观的临床病因病理学为基础的，所以，它反映了疾病的某些“共性”。辨“证”和辨“病”的结合，实际上是“个性”和“共性”的结合、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衷中参西，扩展了中医的传统内涵，使中医更具生命力。譬如邵教授在治疗肺结核病时发现，慢性纤维增殖型肺结核，由于病灶内有干酪样坏死，外有增殖纤维包裹，造成血液淋巴运行受阻，仅按辨证论治治疗难以取得全效，因此，他参照西医的病理，结合中医“祛瘀生新”的理论，在原有的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加入了具有活血化瘀作用的药物-丹参，使疗效得到明显的提高。又如邵教授在治疗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时指出：在看到患者由于长期的呼吸困难，气道阻力逐渐增加，心脏负荷加重使静脉回流受阻，出现下肢和面目等部浮肿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患者的肺间质和气管粘膜水肿存在，而肺内的水肿势必加重呼吸机能的减退，用温阳化饮、利水消肿的中药不仅可以消看得见的颜面、肢体浮肿，也可以利外表看不到的肺中之水饮，使得水清饮除，肺野清轻，气道通畅，从而可以减轻心脏的负担，改善血液循环，缓解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的临床症状。可见中西医结合不是单纯的简单组合，而是有机地将西医的理论洋为中用，使传统的中医辨证论治内涵更具有现实意义，提高了中医的疗效。对中医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二、整体辨证，提高疗效

中医历代门派纷起，各派治法随机，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上病下取”、“下病上治”、“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等等治病方法。而其玄妙就在于中医的整体辨证思维。邵教授经常告诫学生：整体观是中医的灵魂，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脏器之间、局部和整体之间维系紧密。临证思维只有以此为基点，才可以多方位地进取，广开思路，左右逢源，而不至于穷途末路，束手无策。如肺科临床常遇到这样的病例：患者是支气管扩张病人，平时反复咯血，来诊时又诉受寒感冒。由于肺热盛于内，寒邪迫于外，因此患者往往呈现外寒内热的病证，治疗较为棘手，若用温散寒邪之法则有助内热之忧，而用苦寒清肺之品则有更伤卫阳之虑。邵教授则以整体辨证的思维，随机取巧地采用祛风宣肺，疏肝泄热的方法，以“荆防败毒散”加平地木、丹皮、芍药等治疗。因为“风乃百病之长”，六淫皆随风和，方中荆芥、防风、羌活、独活之类乃温而不烈的轻扬之品，长于祛散风邪，可俾寒随风而去；又支气管扩张患者肺热的原因大多属久咳伤肺，气郁化火所致。而肺与肝同主气机，方中柴胡、枳壳、前胡、桔梗肝肺同治，使气机升降有序，肺之郁热得以疏散；且肝为风木之脏，主动主升，最易受风火相煽而升发太过，导致“木火刑金”、丹皮、芍药、平地木、则可凉血、柔肝、降火；诸药相伍，则祛寒而热不扬，泄热而寒不盛。邵教授从肝治肺的观点在临床上运用很为广泛，如用疏肝理气的“金铃子散”治疗慢性咽喉炎；用平肝清肺法治疗痰热壅盛的支气管扩张、慢性支气管炎继发感染等；用清肺养肝益肾法治疗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的“喘咳”，如此等等均体现邵教授非常重视脏腑间的整体协调作用。

邵教授在临床上还善于运用整体的相关效应，将局部和整体的相关融合于辨证论治中，以提高疗效。譬如：邵教授临床有“三问”：问鼻咽、问汗、问大便。中医认为“肺开窍于鼻”、“肺与咽喉相通”，而邵教授根据临床经验也发现过敏性哮喘和过敏性鼻炎、支气管扩张和慢性副鼻窦炎、慢性支气管炎和慢性咽喉炎有着密切关系。所以邵教授将鼻、咽喉视为“肺之门户”，临床每遇此类患者必详问有无鼻或咽喉病史，然后仔细检查鼻、咽喉部，最后依据问诊和检查结果在辨证肺部疾患的同时加兼治；或在无肺系疾时强调对鼻、咽喉的突出治疗，旨在坚固门户，防微杜渐，从而有效的减轻了肺部疾病的发作，并且也起到了防止复发的作用。同样经常多汗，则说明“肺主皮毛”失职，皮腠松疏尤如藩蓠失固，焉能挡贼寇于户外，所以固表止汗法也是邵教授常用的治疗和预防肺疾手段之一，临床上也确有防患于未然的疗效。又如中医谓“肺与大肠相表里”，咳喘病人邵教授必问大便情况，如有大便艰难或数天一行者，急投通腑之药，以免腑气不通而加重肺气之壅塞；或遇痰热壅肺者，以通腑之法泻热逐瘀，使痰热随大便而出，肺气得以通畅。因此灵活运用中医局部和整体的辨证关系，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治病用药应当眷眷以正气为念

“治病用药应当眷眷以正气为念”，也是邵教授主要的学术观点之一。《内经》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按现代医学语言：正气是人体的抗御病邪，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物质，包括自身的调节功能和既病之后的康复能力。机体的防卫机能、组织修复、机能代偿、免疫功能等，都属中医正气的范畴。故应此而言，人之所以患病，皆因正气虚而致。为医治病用药必须重视正气，“衰者补之，损者益之”，因此邵教授治病尤为重视扶正，而且选方用药则力求避免过于g伐正气。譬如对容易反复感冒或经常肺部继发感染的易感病人，邵教授认为致病的原因主要是这类患者往往自幼体虚多病，不耐六淫、时行病毒的侵袭，又常常医治不当，如过用或滥用抗生素等原因，g伐正气太过，使得原本禀赋不足，虚弱之肺脏更加亏虚；或因素体多汗易汗者，皮毛腠理疏松，邪气易由外入内，折伤肺气；抑或由于素体脾胃亏虚或因病使脾胃受损，使脾失健运，化源衰少，精气不能上输于肺，则母子同病，也是肺气亏乏难复的一个主要原因。基于以上的机理，主张对于这几类患者应多采用一些“补肺之气”、“固肺之合”、“强肺之母”的方法，使肺气充实，以增强抗邪能力。临床上邵教授通常用“参芪汤”及“玉屏风散”补肺之气、固肺之表；多汗易汗者则在补肺的基础上再加糯稻根、麻黄根、瘪桃干、淮小麦、五味子等敛摄止汗以“固肺之合”，其中以60g大剂量糯稻根煎汤代水尤为特色，对小儿多汗易感者效果极佳。因为小儿脾胃亏虚，病后营卫失调而虚汗淋漓，因汗致腠理疏松而容易受邪感冒，而糯稻根能补肺止汗，又能健脾益胃，且性味甘平易为儿童接受，所以用大剂量煎汤代水以扬其长，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对脾虚者则“强肺之母”，用六君子汤加减或丹溪的“参术汤”来培土生津。根据表虚易感者的发病特点，急性发作时先及时治标，一旦邪势减弱，症状减轻时便渐进扶正，使正气来复，以助药力逐邪外出；邪清后，更要不失时机的筑篱实内，以防患于未然。这样才能使肺强而邪不可干。此外，临床还时常碰到一些患者“咳”、“痰”、“喘”等症状，用常规的治疗方法，往往难以奏效。而追问病史，则素有胃疾，或感邪致病后，出现胃纳呆滞、脘腹胀满、大便不实或泄泻；又苔见白腻或黄腻，脉细濡。邵教授便考虑是由于脾胃素亏，或因受邪致脾胃有累，使津液不归正化，形成痰湿。而“湿性粘滞”，恋邪碍正，所以看似顽疾，病程缠绵。对于这类病人若在治主症的同时“佐以治脾”，加用健脾燥湿的四君、六君、二陈汤、平胃散、参苓白术散等祛湿又不伤正气的方药，使得湿化，正气振作，取效明显。再如邵教授用自创“三桑汤”(桑白皮、桑椹子、桑寄生)治疗虚证咳喘，正气振作，取效明显。他认为人之呼吸以肺肾为本，还必须靠肝的疏泄功能相助。虚证咳喘主要是由于肺虚痰郁，肝肾不足引起的。既然是虚证，用药当缜密，以虚虚之戒。方中桑白皮清肺降气，李东垣谓：“桑白皮，甘以固元之不足而补虚，辛以泻肺气之有余而止咳”；桑椹子补肝肾之阴，又不过于滋腻碍邪；桑寄生补肝肾、强筋骨，又能祛风湿、通络活血；三药相配，攻补兼施，攻不伤正，补不敛邪。若偏于痰郁肺阻，可加清肺化痰的平地木、冬瓜子、瓜蒌仁等，或加温肺化痰的苏子、前胡、半夏等；若偏于肝肾不足，则加调补肝肾阴阳之品，如附子、仙灵脾、补骨脂、巴戟天、杜仲或女贞子、枸杞子、首乌、山茱萸肉等；更多时采取阴阳双补的方法，其旨源于张景岳所云： “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

总之，见虚不补或恣意伤正，势必久而成损，加重病情，乃为医之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