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生于1869年1月，卒于1936年6月，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也是中国医学史上有影响的医学家。他出身于世医之家，又曾随汉学大师俞曲园先生深造，不但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训导，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迪，而且深受国医的熏陶，对中医药学、中国文化有系统、高深的研究。

他处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社会变革时期，不但参与了社会革命“上医医国”，而且参与了医学研究“下医医人”。民国初期先后荣任中国医学院院长、上海国医学院院长、苏州国医院院长等职。

他一生撰写了大量政论性文章和学术专著，还有不少医药学论著，《章太炎全集》记载了他134篇有关医学的论文。敬读这些论著，不免感叹其对中医药研究之精深，对中医学术之高见，以及对中医学之突出贡献。

第一节 考证训诂具慧眼

章太炎先生是一位对史学、文学、古典医学均颇有造诣的学者。对于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太炎先生均有所考证，分别作《论素问灵枢》、《论伤寒论原本及注家优劣》、《金匮玉函经校录》、《论本草不始子仪》等。太炎先生对医学之研究“上不取《灵枢》、《内》、《难》，下不采薛、叶诸家”，不人云亦云，好自探古寻源、考证，故在其医论中不乏对医史、医家、文献考证、训诂的论述。

一、对医家的考证

太炎先生在多篇著作中考证了张仲景、王叔和的籍贯、年代、名字、字号、官职等。其始见于《医故》眉批中，后有《张仲景事状考》、《王叔和考》专著，又散见于《菿(dào，大；草大的样子)汉微言》之中。其通过《隋志》、《御览·何永别传》、《张仲景方序》、高湛《养生论》等引证，指出仲景确系南阳人，得仓公之传，于建安七、八年间，始作《伤寒》。

王叔和之名，在林亿所引《名医录》中无有，后由《御览·七百二十》引高湛《养生论》知乃高平人，故《千金方·二十六食治篇》曰：“高平王熙，即高平王叔和也，叔和名熙，乃赖此一见耳”。

二、对《伤寒论》注解的考证

《伤寒论》历来注家众多，太炎先生对王叔和、成无己、赵清常、林亿、宋文宪、柯韵伯、张隐庵、黄元御、陈修园诸家之注释均一一予以考证、评注，指出其优劣长短。其尤为推崇林氏所校之《伤寒论》及柯氏《论翼》，赞其“柯氏《伤寒论翼疏》发大义，杰然出诸家上…聪明特达，于作者真为素臣”。

后又指出王叔和的主要错误，为强引《内经》释《伤寒》：“《伤寒论》自王叔和偏次，逮及两宋，未有异言。叔和之失，独在以《内经》一日一经之说强相附会，遂失仲景大义”。对其他医书也进行了考证，提出“医书大抵上取先唐，兼存两宋，金、元、明诸家著述，略不必观，明末喻家言，近世柯韵伯、徐忠可之书，是所应览。

叶天士、吴鞠通浅薄之言，不足尚也。自唐以前旧藉不过十部，《灵枢》、《素问》诚是元龟，所重乃在经脉出入、疾病传变，其附会五行者，但当置之。《八十一难》虽是古书，而妖妄之言甚众，亦当取其一二。近道者惟《伤寒论》、《金匮要略》，语皆精审，绝少附会五行之语，审证处方，非是莫赖”。这些考证对于研究《伤寒论》等中医古籍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

三、对经文舛错

太炎先生通过大量文献，并通过个人卓识予以校正，如对《伤寒论》的考证指出：“林亿等校定《伤寒论》，据开宝中节度史高继冲所进上者，以其文理舛错，施以校雠，而校语亦为成注本所删，如太阳篇有云：‘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

柯氏以为黄连、巴豆寒热天渊，改定其文，作与三白小陷胸汤，即桔梗、贝母、巴豆三物者，是不悟。单论本林校有云：一云与三物小白散，此仲景所著，叔和所编者，其文本然。

《千金翼方》第九卷云：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白散，其下即疏桔梗、巴豆、贝母方，是其证也。写者于‘三物小’下误入‘陷胸汤’三字，因于白散下臆增‘亦可服’三字，方治相反，揉在一证。成注本唯据此本，而不出一本异文，遂启柯氏之疑，柯氏改订，于义近之矣”(《伤寒论》称白散，《金匮》引《外台》称桔梗白散，宜注意)。

四、对《金匮要略》的考证

太炎先生认为妇人妊娠、产后、杂病脉证并治三篇，是记载治疗妇人疾病最古之文，他指出古虽有“重胎教之道”，而不及于方药，古之名医，“扁鹊之为带下医”、“华佗能为李将军妻下针去死胎”，但前者未尝有书，后者之书亦不传，故《金匮》是为最古治疗妇人疾书，为有关妇产科著作作了考证。可见章氏对《伤寒论》研读之深，考证功夫非同一般，不但有极高的文字水平，而且有中医理论水平，深值后学师之。

五、对《伤寒论》与《内经》理论的不同考证

太炎先生通过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的全面研究，率先提出《伤寒论》与《内经》的主要不同是五行的取舍。太炎先生认为中医不应把五行用作理论，指出，中医把五行运用于说理工具根源在《内经》。

其在《论素问灵枢》一文中指出“《素问》、《灵枢》、《八十一难》所说脏腑部位、经脉流注，多与实验不相应，其以五行比附者，尤多虚言”。“仆与余氏往来频数，观其意，似以《伤寒》、《金匮》、《千金》、《外台》为有用，而上不取《灵》、《素》、《难经》，以其言脏腑血脉之多违也。

下不取四大家，以其言五行之为辞遁也”。并多次指明仲景不用五行之说“若乃不袭脏腑血脉之讹，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独仲景一人耳”，并指出“金元诸家喜以五行笼罩，正与仲景相反，要之，六气可凭，五行、五运不可据也”。可知太炎先生的“上不取”和“下不取”，主要是沿用五行说理。

六、对六经实质的考证

《伤寒论》以六经分证，太炎先生认为六经不同于《内经》的十二经脉含义，并认为柯氏《论翼》谓：“经为径界，然仲景本未直用经字，太阳等六篇，并不加经字，犹曰：太阳部、阳明部耳”，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六经的传变是《伤寒论》中病证传变的一种形式，王叔和、柯韵伯对此均有注释，太炎先生亦认为王叔和强引《内经》一日传一经之说，误也。

因“仲景并无是言”，且以阳明篇有云：“阳明居中，土也，无所复传，可见阳明无再传三阴之理。更观太阳篇中，有云二三日者，有云八九日者，甚至有云过经七余日不解者”为据，指出“何尝日传一经耶”。

并赞柯氏“曾谓仲景各有提纲，非定以次相传”，其语甚确，故提出“六经遞传之说，余以为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六经是径界、部位、病位的概念，不是脏腑、经络的概念。

七、对温病与伤寒关系的考证

温病学说是由于清代传染病流行后逐渐发展形成的中医学派，其时有“伤寒论不涉温病”之说，太炎先生通过考证予以驳斥，先后撰写《杂论温病》、《温病自口鼻入论》、《治温退热论》等文章，论述伤寒与温病之异同、演变。

其一，太炎先生认为“《伤寒论》本为广义伤寒，中风、温热悉在其中”。“以为《伤寒论》只论伤寒，与温病无干，讵知《伤寒论》提纲中已说明”。

其二，太炎先生认为所谓“伤寒由皮毛而入，温疫由口鼻而入”；“其实两者，亦皆互有，而总以从毛窍入者为多”。其以“毛窍肌肤，无时不与空气接触也，口鼻呼吸，无时不与空气迎送也”；

以及春温“是始之寒由皮毛肌肤而入，终之热由皮毛肌肤而出”之语为据，指出“伤寒初中亦未有不兼口鼻者”，温病“更自皮毛肌肤侵入无疑”。且以“若果尽从口鼻而入，何以治法中有汗法乎？”反驳温病单从口鼻入论。

其三，从伤寒、温病之治法用药为据，指出“吴鞠通、王孟英疗治温病，仍采栀豉、白虎、承气诸汤”，若“《伤寒论》必不兼温热”，绝不相涉，则诸方亦不可用矣。从各方面论述了伤寒与温病之内在联系。太炎先生的考证和论述，对于正确认识伤寒和温病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从以上观点可看出，太炎先生对中医文献考证是多方面的，其对《伤寒论》的考证最多、最精、最深。其赞《伤寒论》“为吾土辨析最详之著作”，盛赞代表中医为国争光者莫过于《伤寒论》，“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

在他的医论集里，有关《伤寒》研究的论文最多，专著有20余篇，涉及《伤寒》者70余篇，由此可知《伤寒》在太炎先生心目中的地位。他对《伤寒》的研究亦是多方面的。

第二节 研究五行有观点

1910年太炎先生在发表他的第一篇医学论文《医术评议》时就指出：“余以浅昧丁兹末流，精神遐漂，聊以医术乱思。伤外术之少效，念旧法之沉沧，以为黄帝、雷公之言，多有精义，犹时有附会灾祥者。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

从这些文字可见，章氏一涉医界，即身手不同凡响，不肯轻附旧说，独拜正史所不录的张仲景。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对于五行的认识。

太炎先生在流亡日本期间，有机会阅读大量宋、明医书精本，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近世诸医多遵《内经》、《难经》之五行六气学说，是造成中医迂腐、良医甚少的主要原因，“盖精医者甚少，如彼五行六气之论，徒令人厌笑耳。中医今日未必无良医，但所谓良医者，亦但富于经验，而理论则踬焉(踬：zhì，被东西绊倒；事情不顺利)，恐笔端必有五行六气字样”。

太炎先生由考证而得知，《伤寒论》摒弃了五行：“近世多信远西医术，以汉医为诬，如其徵效，则汉医反胜，然而寻责病因，辞穷即以五行为解，斯诚诬说，仲景所不道也”。“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独仲景一人耳”。

太炎先生指出，五行附会五脏从其原始就存在致命的弱点，“何者？易之八卦，与地、水、火、风相应(乾巽皆风，坤艮皆地，坎兑皆水，离震皆火)。无生诸行，材朴虽多，大齐止于四端。诸体坚耍，皆属于地；诸液流清，皆属于水；诸气动止，皆属于风，诸燄暖明，皆属于火。

五行家分金于土，已稍支离，又益于木，则有生与无生者并，其去物情愈远”，并指出后世医家的五行六气理论皆源自《素问·阴阳大论》：“六气风、寒、燥、湿、热、火(热即君火，火即相火)，感于形躯，五脏六腑应之，此论病至切者也。

五行之于脏腑，本非剴切，特懝议有相似者，校以六气，则实不过地、水、火、风四事。何者？热、火皆火(六气之火，亦或言暑，以言暑为得)，寒水则水，风木则风。湿土燥金虽殊，言五行者肺为金，言六气者复以肺为太阴湿土，言五行者胃为土，言六气者复以胃阳明燥金。此则燥湿有异，金土无别也。尝试论之，昔之良师，极深研几。

其言五行，以有生与无生杂揉，又分金土为二，何其乖刺不循于理哉”。并指出：对六气的认识，古代也不—致，如庄周谓六气为“阴、阳、风、雨、晦、明”，而《吕氏·尽数篇》为“阴、阳、寒、暑、燥、湿”，提出作为中医临床家，其理论不能毫无批判地依附《内经》、《难经》，“人人可以为国工，安取黄帝、扁鹊之戔戔者乎？”章氏多次考证，在古代五脏附五行原无固定说法，“自《素问》、《八十一难》等以五脏附五行，其始盖以物类譬况，久之遂若实见其然者。

然五行之说，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及附六气，肝为厥阴风木、心为少阴君火、脾为太阴湿土，犹无异也。肺亦太阴湿土，肾亦少阴君火，则与为金、为水者殊，已自相乖角矣”。

其又考证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谨按《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说同。

郑氏驳曰：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然据《周官·疾医》以五气、五声、五色眠其死生。郑注云：五气，五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

释曰：此据《月令·牲南首》而言，肺在上，当夏，故云肺气热，心在肺下，心位当土，心气亦热，故言次之；肝在心下，近右，其位当秋，故云肝气凉；脾于藏值春，故云温；肾位在下，于藏值冬，故言寒。

愚尝推求郑义，盖肺为火，故热；心为土，故次热，肝为金，故凉；脾为木，故温；肾为水，故寒。此与古《尚书》说仍无大异，然则分配五行，本非诊治之术，故随其类似，悉可比附”。由此可知古代对五行配五脏的说法非止一种，并未统一。

因此，章氏提出，后世医家只根据《内经》、《难经》的五行理论来指导临床很是不妥，不应再用其指导中医临床。“就在二家成说之以外，别无配拟，也未必不能通也。今人拘滞一义，展转推演于脏象病候，皆若言之成理，实则了无所当，是亦可以已矣”(《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五行之说，昔人或以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五脏，无不相孳乳，亦无不相贼害者。晚世庸医籍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

由此可见在中医发展史上进行革新、弃用五行者，是张仲景，而在中医发展史上，继承其精神极力批判五行，首先明确提出弃用五行者，是章太炎先生。

太炎先生为宣扬其主张，撰写论文，办讲习所、杂志。他为上海国医学院院刊提名并拟定院刊声明郑重标明：“本刊内容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他的主张和思想影响了不少医家，如陆渊雷、恽铁樵等。他们在注解《伤寒论》时不用五行理论，留下了不少有影响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医界曾对五行的科学性进行了一场论战，批判、扬弃占了上峰。但改变一种信念、理论并非那么容易，太炎先生早已认识到，因历史等原因，摒弃五行困难重重。他在《中国医药问题序》中说：“自《素问》、《难经》以五行内统五脏、外贯百病，其说多附会。

逮仲景作，独《伤寒论》平脉篇、《金匮要略》首章一及之，余悉不道，于是法治切实，方剂广博，而南朝诸师承其风，以为进化，诚然，隋唐、两宋惟巢元方多说五行，他师或时有涉及者，要之借为缘饰，不以典要视之。及金元以下，如守真、洁古，明清之景岳、天士诸师，虽才有高下、学有疏密，然不免弃六朝唐宋切实之术，而未忘五行玄虚之说以为本。

尤在泾心知其非，借客难以攻之，犹不能不为曲护，徐灵胎深诋阴阳五行为欺人，顾己亦不能无濡染，夫以二子之精博，于彼众口雷同终无奈何，欲言进化，难矣！”说明对五行的批判需要革命的勇气，其取舍有待争鸣、认识，尚须几代人的努力。

通过太炎先生的考证和对五行的批判，他提示我们，《伤寒论》与《内经》的主要理论区别，在于对五行的运用和摒弃。从《敦煌古医籍考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考证中可验证，《伤寒论》主要方证来自《汤液经法》中的60个方证，其中39个方证是五脏大小补泻方，《伤寒论》撰用了其方证，却不再用一个脏腑名(见《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也有力地说明了张仲景摒弃了五行，创六经辨证，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经方辨证理论体系。

第三节 发展中医倡自立

太炎先生处于西方(欧洲)文艺复兴、文化东渐的时代，那时西医进入中国，中西医交汇发展。中医与西医作为两种不同体系的学科，本来各有特点和所长，发生争论并不为奇。但当时的国民政府昏庸，蔑视民族文化和中医，又受日本明治维新“发展西医，废除汉医”的政策影响，制订了“废止中医案”，使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社会问题。在中医处于存亡的危急时刻，全国中医人士、民众抗争，虽阻止了立案，但怎样使中医发展，任重而道远。

面对中医的存亡和发展，太炎先生以他的博识卓见维护和发展了中医。对于中西医之争，其有自己的立场，他一贯认为中医不当废除。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但中医也不是玄医、神医，也有不足之处，“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

他在论证中西医关系时说：“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行，前者近于辞遁，后者直令人笑耳”。“医者之妙喻如行师，运用操舍，以一心察微而得之，此非所谓哲学医，谓其变化无方之至耳。

五行之论，亦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脏腑血脉之形，昔人觕(cū，同"粗")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西医理论周密，方法先进，脏腑痼病，则西医愈于中医，以其察识明白，非若中医之悬揣也”。

其又特别指出：“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在治疗急性病、传染病、慢性病、疑难杂病方面都具有丰富经验。

他尖锐地批驳了轻视中医理论的思想：“习西医者，见其起病有验，辄谓中土医术不足道，其效在药。夫药由人用、方由人合，用之失，虽黄精、人参亦杀人”。但是他认为中医盲目自大，看不起西医，与西医借着中医理论中夹杂了五行等某些迷信毒素辄言废弃、或提倡存药废医，同样是错误的。

他指出：“今日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斤斤持论与西医抗辩”，而应努力实现“凡病有西医所不能治而此能治者”，这才是中医的出路。

他身先士卒进行实践，1927年上海霍乱流行，来势汹涌，死者极夥，市民恐慌，医无良策。太炎先生以自己胆识卓见，运用《伤寒论》的经验，发表了多篇论治霍乱的文章，提出西医用樟脑针、盐水针救之，中医可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救之。

他的见解引起了医界重视，形成了一场与王一仁等医生的“霍乱论争”。由于太炎先生严格地区别了真假霍乱之治，受到了医界赞许。仅张赞臣医师服务的景和医院临时救疫所报道：“开幕经旬，共诊280余人，注射盐水者31人，服中药四逆汤、理中汤者26人，均得愈，而未亡故一人。

此可为上海时疫医院首一之成绩，又可见我中医四逆汤、理中汤之方，可与西土樟脑针、盐水针并驾而齐驱也”。

对于肠道伤寒、肺炎的论治，其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论证中西医进退得失时，他曾对陈存仁医师说过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医药，来自实验(践)，信而有徵，皆合乎科学，中间历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之说，是为一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一劫；又受佛教及积年神鬼迷信影响，又受理学家玄空推论，深文周内，离疾病愈远，学说愈空，皆中国医学之劫难。

西医则有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助其药学，理学家发明探热针、X线、显微镜助其诊断；电学家、机械家助其治疗。此中西医一进一退之关键所在”。太炎先生这些见识，在当时是很明智的，所以他的论说大抵能为当时的中西医家接受。

他不仅作为一个医家，投入了二三十年代的中西医大论战，而且作为革命元勋和思想家、国学家，投入了这场大论战。他反对废除中医，反对中医守旧自大，反对一味崇洋、妄自菲薄，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排斥中医教育，也反对中医盲目排斥西医，主张中西汇通，主张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他的这一主张，至今仍有着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以上只是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太炎先生在医学上的成就，可知太炎先生对医学研讨之精深博大，可谓博采众说，各撷精华，集其大成，继而发挥其心得体会，形成系统、独特的学术思想。

他的特点之一，是对中医文献全面考证，从而得知其学术特点和价值；特点之二，由考证而知张仲景摒弃五行使中医创新，撰成了《伤寒杂病论》；特点之三，是维护中医和发展中医，批判、剔除不科学内容，融入新的科学理念。

太炎先生对中医的贡献，曾为当时许多名医首肯。陆渊雷先生称：“太炎先生的医学是发前古之奥义，开后学之坦途”。

陈存仁先生说：“太炎先生研究中医…发为文章，精警确鉴，一时无两。此外，对于中医术语的诠释，若六经、若三焦，病症之论断，如心脏衰弱、回归热、温病、猩红热、神经衰弱，以及古今衡量之考证等，在确切不移，洵至论也”。著名经方家恽铁樵说：“太炎先生为当代国医大师，稍知治学者，无不仰之如泰山北斗”。

他把太炎先生的医论誉为“日月之出”，又曾赞誉“其文字之朴茂，思想之瑰奇，引证之宏通渊雅，用笔之婉曲透辟，时贤实无此种文字，古人亦无此种文字”。然医师多不明训诂文字，而太炎先生文字古涩，深奥难解，浅学者不易领会。

其在世之期，虽发表了不少医学文稿，但对此有研究的推崇或诠解文章寥若晨星，影响了人们对他医学思想的理解。这里也提示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医，不但要具备中西医知识、现代高科技知识，还必须兼备很高的中华文化训诂、考证水平。

读是书感慨万千，章太炎先生对中医的贡献是多方面，应引起我们重视。让我们继承太炎先生的治学精神，为继承和发展中医而努力。正是：医国医民集双才，训诂考证淀文彩，指点圣贤误五行，退望国医尽春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