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学派是我国明代末年以后，在南方逐渐兴起的，以研究外感温热病为中心的一个学术派别。

明清之际，温疫流行猖獗，尤以江浙一带为著，且该地区气候溽暑，热病盛行．客观上促使江浙诸医家对温热病进行研究，并由此逐渐形成一个学派。 该学派虽形成于明清，但中医学对外感温热病的探讨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始见端倪(事情的眉目，头绪)，而温病学说的确立又可追溯至金元之际。因此，温病学派的产生与历代学术发展的影响分不开，围绕它的形成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学对外感温热病的研究即已开始，在《内经》一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病，腰脊强，……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热者寒之，温者清之”，“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等等，这些内容虽已涉及到温病的病因、发病、类型、症状、传变、治则、善后禁忌、疫病特点等各个方面，然均系散在的资料，且缺少方药。另外，《难经》里亦载有论述温病种类及脉象的内容 如《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湿温之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热病之脉，阴阳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涩。”  

至汉代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也提到了对温病,风温,暍(中暑、伤暑)病的认识．如“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 身灼热者．名风温”，“太阳中热者，暍是也，汗出恶寒 身热而渴．臼虎加人参汤主之”。

尔后；晋代王叔和．唐代孙思邈、宋代庞安时、朱肱、郭雍等伤寒学派医家及晋代葛洪、隋代巢元方等诸家先后从不同侧面对温病作了程度不等的发挥。如王叔和在《伤寒例》中阐发伏气温病(伏邪潜藏部位及复感新邪生变)云：“冬令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症。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收录了许多防治温病、温疫、温毒的简便药方，如太乙流金方、辟温病散等，并指出温病主要是感受厉气所引起的,他说：“其年岁中有厉气，兼挟鬼毒相注，名曰温病。”

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列举了热病候28论、温病候34论、时气病候43论、疫疠病候3论，叙述了诸病的致病因素、病机原理及症状特点，提出以上疾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

孙思邈的《千金方》亦收载了不少治疗和预防温病的有效方剂，如葳蕤汤、犀角地黄汤、屠苏酒、雄黄散、粉身散等。另外，还收载了诸名医论述温病的内容，如华佗论发斑，谓斑发于胃热，“胃烂斑出”，“热微者赤斑出，……剧者黑斑出”。同时，孙氏对五脏温毒、温症也有所认识。

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里亦着意发明温病，将其分为一般温病及天行温病两类，强调寒温分治，并在孙思邈论五脏温毒的基础上，详述了天行温病的病因、发病、证治、预防，指出天行温病与异气有关，季节不同则证型不同，治法有别，但总以清热解毒，重用石膏为主。朱肱的《南阳活人书》注重伤寒与温病的辨别，对多种温病，如热病、中暑、温病、温疟、风温、温疫、湿温，温毒等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治疗上虽未冲破《伤寒论}的藩篱，但并不墨守伤寒成方，而能灵活化裁，变动不拘。

郭雍在《伤寒补亡论》中强调温病不限于伏气温病一种，其云：“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以上诸家虽各有发挥，但多为零散的认识与经验，仍未形成独立的体系而隶属于广义伤寒病。 

金元以降，对温热病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和突破。刘完素据《素问·热论》“伤于寒也，则为病热”，而大倡“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之说，并创立六气皆从火化的病机学说及辛凉甘寒解表的治疗原则，同时还创制了防风通圣散、双解散、三一承气汤等寒凉发表攻里的治疗方法，标志着外感温热病的理法方药诸方面开始自成体系，温热学说初具规模。

继之，马宗素、葛雍、镏洪、常德等门人和私淑者大张其说，指出温热病不单为伏邪自发，尚有外邪引发及新感发病的可能，若葛雍云：“冬伏寒邪于肌肤骨肉之间，至于春变为温病，夏变为热病，秋变为湿病，冬变为正伤寒。冬冒其寒而内生怫热，热微而不即病者，以至将来阳热变动，或又感之而成热病，非谓伏其寒气而反变寒为热。”“有一时冒寒而便为热者，或感四时不正乖戾之气成之。”强调温热病循三阳三阴之序传变，三阳为表，三阴为里。若马宗素言，“守真曰：人之伤寒，则为热病，古今一同，通谓之伤寒病。前三日巨阳、阳明、少阳受之，热在于表，汗之则愈；后三日太阴、少阴、厥阴受之，热传于里，下之则愈”。明确温热病表里两大证的症状特点。若葛雍云：“身热为热在表，引饮烦渴或小便黄赤为热在里。”“浑身疼痛拘急，表热恶寒而脉浮者，皆为热在表也；引饮谵妄腹满实痛，发热而脉沉者，皆为热在里也。”主张温热病的治疗宜采用汗下之法，若镏洪曰：“前 三日在表法当汗，后三日在里法当下。”表证多选用双解散、天水散，里证多选用大柴胡汤合黄连解毒汤或三一承气汤，或三一承气汤加黄连解毒汤。表热多里热少，天水一、凉膈半以和解也；里热多表热少，凉膈一、天水半调之。至于热厥、阳厥证，又当以凉膈散或黄连解毒汤清热解毒、养阴退阳、宣散蓄热。

总之，从病因、发病到病机传变，从临床表现到治疗方法，无不阐扬刘完素的学术思想，使之风靡一时，出现了金元时期“热病用河间”的局面。  

其后，元代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进一步强调伤寒温病“自是两途，岂可同治”?温病“非卒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

明代汪机在《石山医案》里提出新感温病的概念，云：“有不因冬月伤寒而病温者，此特春温之气，可名曰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中暑相同，此新感之温病也。”

缪希雍在《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指出温疫邪气侵犯人体“必从口鼻”而人。而张凤逵则在《伤暑全书》里明确暑邪“从口鼻入者，直中心包络经，先烦闷，后身热”，并论述了常见暑病的证治。

凡此种种，充分说明明代末年以前中医学对外感温热病的认识虽尚不完善，但已具备了相当的水平，为此后温热学说的深化及温病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伤寒学派、河间学派的贡献尤为突出。因此， 从这个角度说，温病学派是由伤寒学派派生出来的，而河间学派则是温病学派的先导。 

二、形成阶段  

明代末年，山东、浙江、南北直隶温疫流行，极为猖獗，诸医以伤寒法治之罔效，惟姑苏的吴有性(字又可)辨其为温疫而非伤寒，按疫施治，大获奇效。于是他对温疫的致病因素、感受途径、发病部位、传变方式、临床表现、治疗方法等详加探究，著成《温疫论》一书，指出温疫乃感天地之异气所致，邪自口鼻而入，先伏于膜原，后分传表里，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未能顿发，或由诱因，正气受伤，邪气始张，初起以凛凛恶寒，后但热不寒为特征，继则或见出汗发斑，或见胸膈脘腹痞满等，治疗总宜疏利膜原，表里分消，对温疫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认识。自此温疫学说开始确立，并迅速得到发展。  

清代顺治康熙年间，上元的戴天章(字鳞郊，晚号北山先生)十分推崇吴氏的《温疫论》，特著《广瘟疫论》以弘扬吴氏之学，在吴氏的基础上，详尽阐述了温疫的辨证与治法，在辨证方面，尤殚心于温疫早期的鉴别诊断，提出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是识别温疫之“大纲”；在治法方面，总结出汗法、下法、清法、和法、补法是治疗温疫的基本大法。可谓充实了吴有性温疫学说的内容。 温热病有流行性之说自古以来莫甚于此时，这是温热病学认识的一大变革。自吴有性始，专门研究温热病的著名医家不断涌现，温病学派遂应运诞生。 

 三、发展阶段 

清代中叶，随着对温热病研究的日益兴盛，温热学说和温疫学说逐渐成熟起来。吴中的叶桂(字天士，号香岩)首著《温证论治》，主张以卫气营血为纲辨治温病，他认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治疗宜“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人营犹可透热转气，人血则恐耗血散血，直须凉血散血”。这些论述汲大地提高了河间学派对温热病的认识，使温热病形成了更为独立、完整的体系，彻底从伤寒病中分离出来。此外，他还注重舌、卤、斑、瘩的辨别，并作了深入的阐发，丰富了温病诊断学的内容。叶氏因之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医家、温病学派的中坚人 物。

与叶氏同期同郡的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则著《湿热条辨》，详细论述了湿热病的病因病机、发病特点，传变规律、临床证型、遣方用药，指出：“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该病乃湿热相合为患，病情急暴而险恶，邪气往往在脾虚湿胜时感而发病，多由上受，直趋脾胃，或归于膜原，常波及三焦与肝脏，临床辨治须分清湿热偏胜、留滞部位，及伤阴伤阳之不同，从而弥补了叶氏详论温热、略论湿热的不足。

嗣后，桐城之余霖(字师愚)著《疫疹一得》，就乾隆之际的温疫大流行阐发己见，认为该温疫乃运气之淫热邪毒从口鼻入侵于胃，敷布于十二经脉所致，临床以疫疹、头痛、汗出、呕恶、下利为常见症 状，治疗必用石膏之剂清瘟败毒，平息诸经之热。凡此皆与吴有性所论温疫大相迳庭，实为补充了吴氏之未逮。

之后，淮阴之吴瑭(字鞠通)，又著《温病条辨》，强调以上中下三焦为纲统论温热、湿热与温疫，他认为温病自口鼻而人，先病于肺，肺病逆传，则犯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脾与胃，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肝与肾，始于上焦，终于下焦。同时，他还总结了叶氏等人的治疗经验，提出清营、清官、清络、育阴等治疗原则，并创制桑菊饮、银翘散、清营汤、清官汤、清络饮、一甲复脉汤、二甲复脉汤、三甲复脉汤等著名方剂，深化了温病清热养阴的治疗大法。

继之，钱塘之王士雄(字孟英，号潜斋)著《温热经纬》，汇集了《内经》、张仲景、叶天士、薛生白、余师愚等论述温病的内容，对温病学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总结，并对暑邪、伏气温病、顺传逆传等均作了深入地阐发，纠正了前人的谬误，弥补了前人所未备。另外，还针对霍乱病的流行，撰写了《霍乱论》，《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系统地阐述了该病的证型、病因、病机、症状、治法、预防，填补了前人之空白，对霍乱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至此，温热学说与温疫学说均日臻完善，温病学派发展到鼎盛时期。  

清代末期，南方诸医对温病的研究仍方兴未艾，浦城之雷丰(字少逸)反对吴有性、吴瑭温、瘟不分的模糊认识，撰《时病论》专论非疫性之外感病，包括风热、伤暑、冒暑、中暑、暑温、疰夏、热病、湿热、湿温、秋燥、冬温、春温、风温；温毒、伏暑等十余种新感温病及伏气温病，对其病因、病机、症状特点、立法方药等详加论述，并附有临证治案，颇切实用，向为近世医家所推崇。  

此外，江阴之柳宝诒(字谷孙，号冠群)针砭当时重新感、轻伏邪的时弊，撰《温热逢源》，详论伏气温病，强调伏邪多潜于少阴，至春发作时以外达三阳，或内蕴肺胃为常，治疗宜以清泄里热为主，佐以宣透伏邪，或清泄肺胃，并兼顾养阴或疏解新邪，若邪气内燔营血或内陷厥阴，又当凉血泄邪或清心泄肝，参以扶正益阴。所论足补前人之未备，颇受后人称道。  

总之，温病学派是在历代医家研究外感温热病的基础上形成的，经过明清两代而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又分为二个派系，一为温疫派，一为温热派，前者以探讨温疫病见长，后者以研究普通温热病(包括湿热病)为主；前者为温疫学说的创立与完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者为温热学说的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两者皆在促使外感温热病摆脱《伤寒论》的束缚而自成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