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昕，字彦章，晚号抱一翁，元末明初浙江永嘉人，家故业儒，而翁早岁习医，博学多能，喜辞章，善音律，工绘画，尤以医名一时。惜所著《竹斋小稿》、《脾胃后论》、《医原》均已亡佚，.其生平事略和学术观点，鲜为人知。因作简略探讨，冀以光乡先辈遗迹之万一。

生平考略

项氏祖籍浙江永加，幼时随家徙居余姚。元末著名文学家戴良为之作传，称为“东嘉人”,《余姚县志》则径言“从永嘉来徙”,唯《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录《医学入门》,“号抱一，翁源人”。考元，明翁源，即今广东翁源，地处粤北山区，颇与项氏经历，戴氏活动范围不合，疑其有误。检《入门》原书，则作“号抱一翁，元之东教人”,唯“元”字外有方框围定。可见《医部全录》确有失误。东嘉即今温州，唐高祖武德五年曾于永嘉县境置东嘉州，旋改，士人习惯遂称永嘉为东嘉，晚清经学家·孙诒让曾有考证，载《温州经籍志》陈防《颖川语小》条下。故戴氏为其《脾胃后论》作序，径称“永嘉项君”。《入门》东教即东嘉之误，盖以其书所载均录自戴氏《抱一翁传》。

项氏具体生卒年已无可考。作《脾胃后论》时，已“老且衰”,乞序于戴良。戴序未载明时间，收于《九灵山房集》卷十三，上为《书画肪宴集序》,谓“岁已西十月初吉，予偕无台毛云庄出游慈水之上”,已酉为明洪武二年(1369), 《脾胃后论》当成书于此前后。戴氏《抱一翁传》又谓，后别撰《医原》若干卷，“未及成”,大约已故。可惜《传》亦无年月，《九灵山房集》卷十一，《传》后载《觉智圆明述蝉师传》,言禅师卒于“癸丑九月”,估计二传写作时间相近，据以推测，项氏卒年明洪武六年癸丑(1373)前后。联系作《脾胃后论》时已老且衰，苟延三五年，也是合乎情理的。

丹溪来越传刘李之学，是项彦章医学生涯的转折点，时间在元泰定丁卯(1327),师事罗太无从武林返义乌的归途路过绍兴时。新学说引起其浓厚兴趣，遂“亟德钱塘”,得见陆简静，又先后拜识葛可久、戴同父、张廷玉而师事之，“于是为人诊治病，决死生，无不立验”,开始行医。从见丹溪、往钱塘，走吴中，达建业，数度从师，当费时数年，则行医之始当在1333年前后，正合戴氏“抱一翁为医四十年”之数。

至其生年，实无确切资料。从戴良尊其为“翁”推测，当年长于戴(生于1316年);而其“见葛可久，论刘张之学”,平等相待，可能二人年近，葛生于1305年。若项氏生当此时，则见丹溪时23岁，29岁行医，著《脾胃后论》时66岁，年逾花甲，可称“老”,至其卒，已届古稀，似亦合理。

学术思想探略

项氏诸书均佚，已无从窥得其详，唯遗碎金零玉，殆不过全豹之一斑而已。

一、博采众长、致力新知：

项彦章生活的时代，江南医学界正处于学术思想空气急剧变革的当头：一方面局方之学盛行，执死方以治活病者尚众；一方面，北方“三家之学”的新兴学术空气已渐南下，朱丹溪已成为北学南渐的中坚，葛应雷葛可久父=子、倪维德等亦同时而名，为新思潮的传道者。因此，项彦章的学术思想不能不受这种环境的深刻影响，即其习医过程，就有明显的两个阶段：项氏幼承家学，从外祖父杜晓村处受教，年未成童，岐扁素唯、脉经等经典著作已背诵如流；后又赴越，拜大儒韩明善、名医陈白云为师，“尽受禁方”及“五诊奇眩”等。

这是第一阶段，似以接受家传经验与当时流行的医学知识教育为主。1327年得遇丹溪，知河间、子和、东垣之书，与原有学术观点大相径庭， “独疑古方不可治今病之论”,遂“亟往钱塘”,似欲得罗太无明辨其事；时罗氏巳卒，得见陆简静，“始悟古今方同一矩度也”;又德浙右见葛可久，讲论“刘李之学”。至是，新学已成为其思想主流，后又从建业戴同父处受五运六气之机要；太医院使张廷玉处习跷引按摩之术，术艺更臻纯熟。试引案数则，以见其学之概。

其一：鄞人钟姓男子病胁痛，众医投诸香姜桂之类，益甚。项氏以为肾邪有余，上薄于胁作痛，燥药过多，正犯“肾恶燥”之忌，非利不愈。遂以局方神保丸(木香、明椒、全蝎、巴豆〉下黑溲，痛止。以肾邪透膜，非全蝎不能引导；然巴豆性热，非得硝黄荡涤，得遇热必再作，更服河间神芎丸(大黄、黄芩、黄连、牵牛子、滑石、川芎、薄荷),大泄数行而愈。按：诸医滥投香燥正是局方之流弊；责以犯“肾恶燥”之忌，正属河间之见。用全蝎是项氏技艺之精审，取利下是河间之大法，神芎丸亦河间之妙方。其善用河间之法而融记心得如此。

其二：浙东金宪史君，素苦足病，发则两足如柱，溃黄水，逾月乃正，已辄复发。翁诊其脉，告曰：六脉皆沉缓，沉为里有湿，缓为厥为风，此病风湿毒，俗名湿脚气是也。乃以神芎丸竭之，继以舟东神祐丸下浊水数十行，遂不发动。按：此子和法。子和以为疮肿疼痛者当下，神芎丸解上下蓄热，神祐丸泻湿痹肿满。子和曾治颖皋韩吉卿自髀至足之湿慝疮，即以舟车济川大下十余行而愈。

其三：浙帅胡公病发热恶风而自汗，气奄奄而弗属，诸医作伤寒治，发表退热而益增。翁诊其脉，处以补中益气之剂。医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参芪补之，邪得补而愈盛，必死此药矣。翁曰：脉沉里病也；微数者五性之火内扇也；气不属者中气虚也。是名内伤，经曰，损者温之。饮以前药而即验。按：辨内伤外感之机，审阴阳表里之微，此案之治，全遵东垣。而以五性之大内扇释微数之脉，又是丹溪法度矣。项氏遗案无多，而受刘、张、李、朱四大家影响如此明显，可知其致力新知之勤矣。

二、脾胃后论、羽翼东垣：

谓《脾胃后论》足为补东垣之未备者，信而有征。

东垣《脾胃论》止及内伤之一事；而《后论》所及，凡内外沥之有关脾胃为病者，莫不条分缕析。其论外伤，以脾胃内伤为本，风寒外伤为标，两虚相感，各客其形而为脾胃之疾。

东垣书以阐发已具为主，理论根据出于《内经》;项氏书除以“三坟古书为主本”外，更注重博采众家之长，“以秦汉唐宋诸贤所论为羽翼”,源澄流清，前后一贯。东垣执“古方以宜于今病”之师训，不守成方，随证用药，多自创方；项彦章则广“取古今名方为格法”,“以对病之方与临时加减之法系于后”。这是他“古今方同一矩度”而其要在于“对病”的观点的切实表现，当然也融合了其“所闻于诸君子与平日之自得，用之而有证验”的心得经验。

项彦章生活于刘张诸家之后，有条件各取其长而兼收并蓄。如胸膈痞痛胀满之症，东垣以饮食七情所致而谓内伤，补中益气以治其本，辨证要点在脉弦虚迟涩；河间、戴人重在有形之邪，涌竭泻火是去其标之实，辨证要点在脉洪实沉滑；仲景则以风寒暑湿留于中焦，辛温发郁散结是散气之聚，辨证要点在脉虚浮迟涩。项氏以为，三家之法断不可偏废，尤其反对“近世宗三家者往往自相诋毁”,妄分南医北医，认为“要在临时变通，消息以为治，安可限南北之分而有南北之复异哉”。这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有案可证：绍兴幕官费姓，胸膈痞满甚笃，昏不知人。翁诊脉阳浮滑而阴不足，断为“始于风伤肺，误于宣逐过甚”,故引其肺气则出入易，菀陈除，病当自已。初以杏仁薏苡之剂斫之，立甦；更以升麻黄芪桔梗消其脓，服之逾月而愈。既不拘执脾胃，亦非死守李、刘、仲景之法。“临时变通，消息以为治”,此案可为范例。

三、整容妙术、医籍首见：

初，太医院使张廷玉善桥引按摩，术甚奇妙，非世所闻。项氏师事之，尽其技。其有整容验案一则，前所未见，颇足珍贵“闾万夫长陈君临阵为刀斫其面，疮已愈而瘠与鼻不能循，甚恶。时时仰泣曰：‘吾面无完肤，生何以见妻子，死何以见父母。乃拜翁求治。翁命壮士按其面，肤肉尽热腐，施之以法，即面赤如频盘。左右贺曰：‘复故矣。’”其法虽未明示，其状其效则历历如在目前，其术精妙可知。弥足珍贵者，此为医籍所首见，六百余年前能有此技，亦祖国医学史之光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