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俊：中医临证三戒
戒以西套中
约定成俗
目前中西医之间相互渗透已达空前高度，这对发展、总结、提高中医不无裨益。
然而，如不能正确地认识到两种医学体系之间还存在着差异，盲目地滥用西医理论去解释中医，或用中医的病证去套西医的理论，甚至专恃检验指标数据为依据，去辨中医之证，求疾病之因，套用西医常规法去处中医之方药。这种非中非西、不伦不类之“中西结合”，无怪乎鲜效者多，偾事者也不少，严重地影响了中医之疗效，不自觉地降低了中医的声誉。
多年来，在一些专题报道或某方治某病感染下，中医的某证即相当于西医的某病，西医的某病即用中药的某方。
如萎缩性胃炎即为胃阴不足，高血压即为肝阳上亢，胃下垂即为中气下陷。再如肺炎之麻杏石甘汤，大脑炎之白虎汤，及半身不遂的补阳还五汤等，已约定成俗。
只要一见西医之诊断，中医之处方便一挥而就，有效者自以为是，无效者并不觉非。
【案例】曾遇一西医诊为肾孟肾炎的女患者，尿常规：蛋白（++）、白细胞（+++）、红细胞（+++）、脓球（++）。
某医以肾盂肾炎套中医之湿热下蕴，并结合尿常规的炎症依据，连续三诊皆选清热利湿之八正散加减，且逐次变本加厉地增加其剂量及药物，半月后诸症依然，尿常规如旧，某医束手无策，患者痛苦异常。
余诊其脉沉细不滑，舌淡苔薄白且润，虽尿频急痛，但无口干溲赤之证，此下元虚寒，膀胱气化不利，法当温补肾阳，气化州都，处方济生肾气丸，一诊而愈八九。
可见那种避中医辨证求因而不用，衷以西套中印定成俗之风实不可再长。
中医学是一专门学科，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数千年来，历代医家在这一体系的指导下消灾灭病，造福人类，有口皆碑。当然，其理论未必尽善尽美，要发展要提高，这是每门学科必须遵循的规律，结合现代医学、依靠现代科学也是必要之举。
但这种行之有效的辨证特色——具体病证具体分析、具体治疗。世人皆知为中医之瑰宝，吾辈应忠实继承，灵活应用，加以发扬光大才是，切不可将其束之高阁或丢弃归师，而用以西套中印定成俗之非中非西的方法取而代之。
戒中药西化
对号入座
中药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服从于治则，根据其各自的性味、功能、归经而发挥它们的治疗作用，配伍后且有君臣佐使之分工，在方剂内与他药之间又有相须、相畏、相使、相杀、相恶、相反及单行之七情和合。
故中药在配方中除发挥其单个作用外，大部分是配伍后发生各种不同的协调作用而产生效应。
鉴于西药毒副作用不可避免，探索中药之药理，提取其有效成分，制成针药，广泛运用于临床，也为现代医学研究的课题。
由此，一种中西药互通的局面业已形成，中药西化对号座在某些中医的头脑中也应运而生，诸如山楂、泽泻、首乌降脂，杜仲、寄生、黄芩降压，玉竹、枳实、附片抗心衰，银花、大青叶、板蓝根抗病毒，五味子降转氨酶等不可枚举。
这种现代医学对中药药理新的认识，决不能取代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中药本身的性味功用。
【案例】曾遇一例转氨酶颇高的乙肝患者，某医竟以单味五味子粉让其吞服半月余，非但转氨酶未降，且湿热壅滞之证侯有增无减，易医改投清热利湿、疏肝和胃法，诸症日减，转氨酶亦渐降正常。
诸如大便常规一见白细胞便投黄连，小便常规有红细胞辄进茅根等，余目睹者众。甚以此法授之来者，传于后学，孰忍乎！
晓以授者之师，也无非之之言，可见吾中医特色为这一世弊一脉相承久矣。如再相沿成习，中医之效从何而来，不击自溃之势堪虑。
振兴中医为举国之大业，保持特色乃吾等使命，时不我待，此二戒也。
戒大方重剂
费药耗资
“大小缓急奇偶复”为中医处方之七种类型，沿用至今，仍不失其实用价值。据不同病症，而处以相应类型之方剂，为临床医生所遵循之法规。
重病用大方，病危用重剂，取其效宏力专，挽狂澜于万一，救生死于顷刻，历代医案屡见不鲜。
近年来市医不从辨证论治、选方遣方面去讲究，而竟以大方重剂相沿成风，而且大、重得不可思议。肆者惜药材之浪费，患者叹药价之高昂，重病危疾尚且可宥，轻病弱体岂可效尤，特别是一些非朝夕为功，需长期缓图之慢性患者，怎能承受得了这种大方重剂的经济负担。杯水车薪固无济于事，车水星火纯属浪费。
【案例】曾见某地一老医，动手便洋洋洒洒满纸药味，少则十七八味，多则二三十种，每药均在10g以上，甚至50~80g者亦非罕见；砂蔻仁也不少量，鸡内金常为半两，一连数月，方方如此，耗资可观也。公费者国家受损，自费者无法尽剂。
窃思仲景以降，名医者代不乏人，处方用药皆酌之又酌，力求精简，效甚宏伟，如桂枝汤、四逆汤、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汤及吴鞠通、叶天士所制之方剂，危重垂笃之病不过数味取胜，内伤杂病之疾皆以轻灵见功；而今之医者或谓现行中药效价太低，或谓小剂于疾无济，或谓大剂愈病迅速等，故大方重剂之风与日俱增。
而因畏惧中药价昂求治中医者日渐减少，中医诊疗日少，其经验何来？中医之发扬光大从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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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胡国俊内科临证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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