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寿全生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卒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郑寿全的温病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所著的《医法圆通》一书中，该书刊行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系郑寿全继《医理真传》之后的另一部著作。郑氏一生处于清朝末叶，是温病学知识成熟与广泛传播的时代。他强调以寒统温；对伏气温病学说多所发挥，从理论上拓宽了思路，在临床上引入了新的治疗思想。郑氏论温病，虽明显异于一般温病派医家，但对辨证论治的强调，与历史上其他著名医家是一样的。

1、 以寒统温

郑寿全对《伤寒论》多所发挥，如其他伤寒学派医家一样，郑氏亦基本认为热病皆属伤寒之类，无需自出机杼，另立辨证体系和治法，以伤寒六经辨证为主，用伤寒之法治之即可。《医法圆通》卷三《辨温约言》一文中，郑氏指出：“今人于春令，偶遇外邪，发热身疼，口渴饮冷，汗出谵语，便闭恶热等情，举世皆云温病，动用达原饮、三消饮、升解散、三黄石膏、大、小承气、普济消毒，种种方法。余思此等施治，皆是治客邪由太阳而趋至阳明，伏而不传，渐入阳明之里，以此等治法，实属妥贴，切切不可言温，但言风邪伤了太阳，由太阳趋至阳明，风为阳邪，合阳明之燥热，化为一团热邪，热盛则伤阴，故现气实、脉实、身轻、气粗，只宜清凉、滋阴、攻下等法。”因此，举世皆云的温病，郑氏认为应属于伤寒的阳明证，阳明为燥金之地，风邪从太阳传至阳明，往往容易化燥生热，而表现出一派热象，这就是一般医家认为的温病，而郑氏认为仲景早已立法于《伤寒论》中，所以他才会谆谆告诫“切切不可言温”。郑氏此论，实际上是一种以寒统温的思想，与喻嘉言、柳宝诒诸医家观点基本一致。就郑氏所描述的“发热身疼，口渴饮冷，汗出谵语，便闭恶热”等临床表现，也确为今天所论温病的典型症状，郑氏则认定为伤寒阳明证，唐步祺在注解这篇医论时认为 “这只是界说不同，实质无大差异。”但新感温病与伤寒，就发病原因与传入途径而言，还是有差异，新感温病除外感六淫之外，尚有疫疠之邪这些发病原因。而新感温病，邪气往往从口鼻而入，并非从皮毛而入。郑氏之论，很明显，是受伤寒独统外感认识影响的产物，在明清温病学理论体系发展完善三百余年后的今天，不能不承认，这样的认识确是一种偏见，即便是治疗伤寒传变过程中寒证热化的方药确可用于温病的某些相似症候，也只能说明疾病发展过程中，病机症候出现交叉点时，其治疗方案相同，而不能以此为据否定温病的客观存在。而对于流行性、传染性极重的温热疫毒之症，以寒统温的思想就更是寒温混淆，危害无穷了。而有清一代发展起来的温病学，有其独到之处和不可否认的价值。所以有学者认为温病学是对祖国医学填充式发展，填补了外感病研究的空白，是不无道理的。

2、 独重伏气温病

温病学派内部，历来有新感温病与伏气温病之争。而新感温病与伏气温病均有其学术理论体系，具有各自独特的存在价值，二者并存是温病学术体系的完整体现。叶桂的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吴瑭的三焦辨证理论形成之前，伏气温病理论体系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是解释发热性疾病的重要理论，并在临床上指导着这类疾病的治疗。

郑寿全所论的温病，为伏气温病。这从《辨温约言》中他给温病所下定义“至于温病，为冬不藏精，根本先坏，这点元气，随木气发泄，病情近似外感” 中就不难清晰窥见。郑氏认为春季感受外邪，而见发热身疼诸症，并非他理解的温病；而他认为的温病，症状与外感相似，但是引起这种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冬不藏精”，“根本先坏”，并且随春季肝木升发，患者体内不足之元气外泄所致。在《辨温约言》前一篇医论《问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其故何也？》中，郑氏开篇即论述道：“夫曰冬伤寒者，伤于太阳寒水之气也。冬令乃阳气潜藏，正天一生水之际，少年无知，不能节欲，耗散元精，元精一耗，不能化生真水，即不能克制燥金之气，故当春之际，温病立作。” 这是郑氏认为的温病的发病机理。“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与“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历来被看作伏气温病发生的根源。显然郑氏所论温病，“冬伤于寒”仅仅是他所论温病发病条件的一部分，必须要在“冬伤于寒”的基础上，加上元精耗散而致“冬不藏精”，才是郑氏所论温病的发病原因。因此郑氏所论温病当为伏气温病，并且是伏气温病中虚损很严重的那一种。现代学者有以《素问·疟论》中论述为据，以温疟的发生为例来论述伏气温病的发生机理和发作形式，“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研究者指出，春天流行疾病及温疟这些中医认为的伏气温病，其发生均是由冬季感受外邪，病邪内伏于人体一定部位，不即发病，至来年春季或夏季，病邪或为新感引动，或为正气亏虚而自发。而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中亦认为：“邪伏少阴，随气而动，流引于诸经或乘经气之虚而发，或挟新感之邪气而发。” 可以看出柳氏及现代学者都比较认同伏气温病发生的这两种形式。推究其发作的机理，风寒之邪伏于体内，如体内正气与风寒之邪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即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病理状态，不表现出临床症状。至春天阳气升发，祛邪能力增强，即可表现出临床症状；如果至春天再加新感，冬藏之寒闭郁加重，加之阳气升发，郁而化热，亦可发病。而冬不藏精者，至春再遇新感，即可能外邪内陷，表现出危重症候；而冬不藏精，即使不遇新感，但肝木升发，水不涵木，木气升发太过，也可致病。而郑氏所论伏气温病，从其定义来看来，对伏寒邪来春是否发病，不作深入研究。而对冬伤于寒再加“少年无知，不能节欲”导致冬不藏精者，是郑氏重点研究的内容。而强调“随木气发泄”，并未指出是否有新感引动，因此可以看出郑氏强调的伏气温病应属于正虚自发这种情况。

郑氏在《辨温约言》中详细描述了他所认为的温病的临床表现：“病人初得病，便觉头昏，周身无力，发热而身不痛，口不渴，昏昏欲睡，舌上无苔，满口津液，而舌上青光隐隐，即或口渴而却喜滚，即或饮冷而竟一二口，即或谵语而人安静闭目，即或欲行走如狂，而身轻飘无力，即或二便不利，倦卧不言不语，即或汗出而声低息短，即或面红而口气温和，六脉洪大，究竟无力，即或目赤咽干，全不饮冷，大便不实，小便自利。” 郑氏在此，详列四诊，并注重与其他疾病尤其是其他医家所论温病症状相鉴别，以阐明自己所论温病的临床表现特点。初发病时，“便觉头昏，周身无力”是状若外感的表现，“发热而身不痛”是与伤寒太阳证相鉴别。“昏昏欲睡”与伤寒少阴证“但欲寐”理同，这与柳宝诒所论伏气温病为邪伏少阴的认识是一致的。“舌上无苔，满口津液，而舌上青光隐隐”，可见郑氏所论为阳虚证，与柳宝治注重论阴虚，注重养阴托补的伏气温病是不同的。也与何廉臣注重论述伏火，更是大相径庭。“六脉洪大，究竟无力”，其脉象状若伤寒阳明白虎证，而因其无力，联系郑氏所提供的其他症状，当为阳虚证而不应为白虎加人参汤证。另外，洪大的脉象，毕竟是向上向外的症状表现，考《医理真传》卷一中《君、相二火解》一文“若上脱之机关已露，其脉浮空。”可以确定郑氏此处“六脉洪大，究竟无力”与“其脉浮空”具有相同的诊断意义，这与郑氏给温病下的定义中“根本先坏，这点元气，随木气发泄”揭示的病理是一致的。推究郑寿全所论温病的实质，应属冬不藏精，根本先坏，其病位在少阴。其发病季节在春季，与木气升发有关。而所用治法为“甘温除大热”，方药则用姜、附之剂。由此可以推知并非肾阴虚之证，而为肾阳虚之证。肾阳不足则肝阳大虚，而春季肝木升发，所现“近似外感”之证当为虚馁的肝阳外越所致，而其根本原因在于肾阳大虚。这不仅与肾水不足，不能涵养肝木之证不一样，也与柳宝诒所论温托鼓荡之法治疗的温病不一样。柳氏所治少阴温病，主张师喻嘉言之法，用麻附细辛汤加生地淡豉之意而变其制，如用麻黄汁制豆豉，附子汁制生地，桂枝制白芍等收功。从柳氏的治法来看，当属以阴虚为主，并阴损及阳，可能合并有新感，并有阳郁之证。这与郑氏所论阳气大虚，完全正虚自发，虚阳外越，不夹外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郑氏所揭示的临床证型，实可以补伏气温病理论与临床之不足，对伏气温病理论与临床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当然，把郑氏所论温病，看作内伤杂病也无不可。但其意义在于使我们认识到温病发作初期，也有阳虚一型，这对于防止我们对温病初期不认真辨证，滥用套方，大有裨益。而对温病危重症候的早期发现和及时抢救，也大开后学者眼界，这是不将郑氏所论温病看作内伤杂病的重要原因和意义所在。

3 、注重辨证论治

郑寿全在其著作中，强调辨证论治是一以贯之的，在温病的治疗中，也是强调这一原则。

医论《问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其故何也？》一文中，郑氏认为温病“当从二日传经之法治之”，虽然仲景已有成法，但郑氏并不胶柱鼓瑟，“虽然如此，又当细求”，他透过病人“大热、口渴、饮冷、谵语”这些临床表现，仔细分辨“脉息声音之有神无神，饮冷之多寡，大便之实与不实，小便之利与不利。”一言以蔽之，郑氏面对临床常见症状，不囿于成方套方，而所注重的是仔细分辨寒热真假，阴阳虚实，这不能简单以临床思维缜密而论，实际是坚持辨证论治的表现，具体方药是辨证后的产物，甚至郑氏不列具体方药，仅示以某某法治之。因为他认为只要精通医理，辨证准确，便可以“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辨温约言》中郑氏所论温病，不仅详列该症四诊症状，而且从发病机理、鉴别诊断、误治的严重后果诸方面阐述该症如何辨析，如何正确治疗，这不仅体现了郑氏“业斯道三十馀年”丰富的临床阅历，更体现了他对该症辨证论治的精确把握。

郑寿全在《辨温约言》后专列一篇医论《辨认邪盛热炽血伤病情》，该篇医论共载25症，除最后一症“头面肿痛”中无“发热不退”，“发热恶热”，“身热不退”等字眼外，其余24症皆有类似发热的论述。从其题目及所论症状而言，多属于叶桂卫气营血辨证中的气、营、血分症候。在《辨温约言》一文的最后，郑氏揭示了罗列这些症状的目的：“今人不分阴阳病情相似处理会，一见发热，便云外感，便用升解，一见发热不退，便用清凉、滋阴、攻下，一见二便不利，便去通利，把人治死，尚不觉悟，亦有其学识之未到也。兹再将阴虚、阳虚病情，录数十条，以与将来。”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郑氏写作《辨认邪盛热炽血伤病情》这篇医论的目的有如下4条：1、当时很多医家不注重辨证论治，不仔细分析症状的阴阳属性；2、不以辨证为基础进行论治，而以症状为基础进行论治，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3、郑氏罗列邪盛热炽血伤症状，以便于后学者易于辨识这些阳热症状；4、只有能正确判别典型阳热症状，才能与阳虚症状进行鉴别。而当时温病学知识高度普及，以阳虚作阳热治疗的现象普遍存在，郑氏的写作目的无非补偏救弊。因此郑氏写《辨认邪盛热炽血伤病情》这篇医论，虽着力阐述阳热之症的辨识，实出于强调辨证论治的目的。

4、 结语

《医法圆通》一书，详于探讨与解决临床问题而略于理论探讨，这是与郑寿全所著的《医理真传》不同之处。一般而言，历代著名临床医家在其著述中，总有一部分是属于讨论临床疾病的著述，这样的著作不同于理论探讨泛泛而论，而总是该医家理论主张与临床经验的结晶，郑寿全所著《医法圆通》就是这样的著作。作者虽因对阳虚一证阐发深透而闻名于世，但并不表示他对温病缺乏认识。郑氏作为著名伤寒学家，虽囿于以寒统温，但对伏气温病阳虚自发型，见解独到，论述精辟，实已超越寒温之辨，是中医学辨证论治思想精确把握与临床阅历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