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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日强:我所走过的学医道路
学徒三年初入医门
我八岁开始念书,上了八年私塾,读了《幼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左传》、《诗经》、《易经》、《古文观止》等书。十七岁从师学医,在老师的指点下,第一年读《药性赋》、《汤头歌诀》、《经络歌诀》、《濒湖脉诀》、《医学三字经》,并参看《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等书。第二年读《素灵类纂》白文、《伤寒论》白文、《金匮要略》白文,并参看《灵素节要浅注》、《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等书。这些书读起来枯燥无味,特别是《内经》白文读不懂,开始有些畏难情绪。第三年随同老师临证实习,并参看《时方妙用》,《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等书。我的老师在医学上是崇拜陈修园的,所以他指导我看的参考书,多是陈修园编着的。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在临床上治疗伤寒,杂病,多用经方,疗效颇好,但对温病就不是他的所长了。
初诊失误深自内疚
三年学徒期满,我才二十岁,由于年轻没有经验,就诊者无几。一九三一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有远房本家邀诊,其弟因上午修路,搬运砂石,汗出湿衣,又受风凉,中午暴饮暴食酒肉过多,下午腹痛,按之甚剧,我诊为感寒伤食,用藿香正气散加保和丸治之无效,及夜半竟然死亡。翌晨检视其尸,发现背部瘀癍累累,不知为何病,深自内疚。认为患者之死,实由我之失误,虽其家属不曾责怪于我,但我内心实为难过。从此对于学医,信心尽失,乃改行当小学教员。旧社会教小学,也和其它工作一样没有保障,今年在这个学校任教,明年又不知能否找到工作,经常处于失业恐慌之中。我的家境,仅系小康,没有固定工作,生活便无着落。为了生计,只有发奋圈强,努力深造,从原来所学医学知识的基础上打开一条出路,舍此别无息图。
发奋图强努力深违
一九三四年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招生,我决心去报考,得到了家长的支持。这个学校的老师,都是湖南比较著名的中医。我因原来在医疗上有过失误的教训,这次重新学习,自觉性高,不懂的地方,尽量发问,做好笔记。在学《内经》的同时,参看《医经原旨》、《张氏类经》,学《伤寒论》的同时,参看《伤寒来苏集》、《伤寒贯珠集》,学《金匮要略》的同时,参看《金匮要略心典》、《金鉴·订正金匮要略注》,学内科的同时,参看《医学心悟》、《金鉴·杂病心法要诀》,学妇科的同时,参看《傅青主女科》、《金鉴·妇科心法要诀》。温病一课,是我以前没有学过的,除听课外,参看了《通俗伤寒论》、《寒温条辨》、《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书。
第三年每日上午分组到各老师的诊所去实习,我根据各老师辨证用药的特点,详细纪录下来,下午自习。这一年看的参考书比较杂,如《兰台轨范》、《东医宝鉴》、《类证治裁》、《临证指南》、《王氏医案》、《冷庐医话》、《医学广笔记》等等,但杂而不专,深入不够。毕业后,留校工作。
再诊取效盲目自满
一九三七年元月,为了抗议国民党不许中医办学校设医院,与校长吴汉仙代表湖南中医界赴南京,参加全国中医请愿团,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国民党迫于中医界之义愤,为了敷衍应付,通过了中医列入教育学制系统的决议案。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迭遭轰炸,我另找了一个工作,离开母校,辗转于湘西、湘南等地。其时,传染性疾病,到处都有流行,我参照《时病论》、《温疫论》、《霍乱论》及《温热经纬》有关湿温、疫证的治法,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渐渐产生了自满情绪。认为我在学徒时,学了治疗伤寒的一套,在医校时又学了治疗温病的一套,牛刀小试,果然得心应手,于是飘瓢然放松了学习。一九四一年,我在湖南省地方干训团中医组担任传染病教学,因无教材,就自己动手写了一些讲稿,但是东拼西凑,自己的心得体会不多,所以没有付印。其后湖南相继沦陷,疲于奔命,书籍衣物丢失殆尽,景况相当狼狈。总之,我在八年抗战期间,医学上进步很少。
戒骄戒躁继续前进
抗战胜利以后,回到长沙开业,初起诊务不好。当时长沙市的西医院很少,大部分常见病、多发病还是靠中医治疗。我在抗战期间,因对这些病取得了初步经验,疗效较好,病人互为宣传,介绍来诊者渐渐增多。这些病人多属疑难重症,或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他医治之无效者,我亦不能愈之,这才使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学力不足,没有什么值得自满的。于是每日利用诊余时间,或温旧课,或读新书。所谓新书,我是指何廉臣、恽铁樵、陆渊雷、张锡纯等所著的书及皇汉医学等,颇有新的启发。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与曹伯闻等组织长沙市中医药界罢诊罢市,向湖南伪省政府请愿,要求拨发救济物资,恢复湖南国医院,幸而有成。但为了此事,从筹建到开院,费时将近三年,荒废了不少业务,耽误了许多学习时间。
坚守阵地稳扎稳打
解放以后,于一九五0年,参加了由湖南省卫生厅举办的中医进修班。但实际上教的是西医基础课,如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寄生虫学、传染病学、诊断学基础等。这些西医基本知识,对我后来参加中西医会诊,不无帮助。但在治疗上还是根据中医的理、法、方、药,进行辨证论治。一九五二年湖南国医院由人民政府接收,改为湖南省立中医院,我参加了工作。当时是我管病房及院外会诊,这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在兄弟医院会诊中,学习和建立了我院的病房制度。为了提高医疗质量,我利用晚上时间及节假日,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参考有关医籍,进行了一些辨证分型工作。即把某个病或症,分成几个类型,系之以理、法、方、药,这对我的学习也是一个大的促进。可是这项工作,自从调来中医学院以后,没有继续进行下去。
主管教学兼顾医疗
我是一九六0年调来中医学院的,当时还在筹建阶段,困难不少,但我信心很足,决心也太,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把这所学校办好。当年就招了本科班学生,直至一九六六年止,每年都招了新生。在教学安排上,坚持了中医课与西医课的比例为七比三。我除管教学工作外,每星期二、五还看点特约门诊。由于接触传染性肝炎、肝硬化病人较多,从实践中初步体会到:急性黄疸型肝炎,起病较急,病邪方盛,应从阳明胃治;慢性黄疸型肝炎,多由急性迁延失治而来,应从太阴脾治;无黄疸性肝炎,初起即呈慢性经过,应从厥阴肝治;肝硬化由于肝细胞变性,纤维组织增生,肝脏变硬,应从疏肝软坚、活血化瘀论治。一九六二年曾研制了一种疏肝理脾丸,其方即当归、柴胡、白芍、枳实,鳖甲、青皮、茅根、茜草、地龙、甘草、猪肝、鸡内金等昧组成,以治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疗效颇好。与此同时,还写了《传染性肝炎的辨证治疗》一书,已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一九六三年,我因患肝炎,回湘乡故里疗养,渐有好转。鉴于全国中医统一教材中尚缺《金匮要略讲义》,乃着手编写《金匮要略浅述》一稿,于一九六四年十月才完成。原拟作为我院试用教材,嗣因湖北主编的《金匮要略讲义》先我出版,所以把它搁置下来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敢接近书本。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特将《金匮要略浅述》一稿,重新加以修改和补充,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付梓。现在我分工管科研,我的自选项目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再障的研究。一九八0年经过对二十九例再障的疗效观察,其中基本治愈十一例,缓解七例,进步四例,无效七例,有效率占76.7%,目前这个项目仍在继续进行。
几点体会
五十多年来,我所走过的学医道路,是艰苦的,曲折的。总起来有以下体会:
(一)要学好中医,必须打好两个基础。首先是古文基础,最低要求繁体字能认识,文言文能断句。
再就是中医基础,如《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白文要选读,药性、方歌、脉诀、经络歌诀要熟读,有了这两个基础,才能继续深入下去。
(二)要多看几种好的参考书。我在当学徒的时候,老师教我读古典医着是不错的,但是指导我看的参考书,只限于汪切庵、陈修园两家,这就太局限了。后来我在国医专科学校时所看的参考书,就使我的眼界开阔多了,因而获益不少。
(三)要多跟几个好的老师,因每个老师各有他的长处。比如,我在学徒时的老师长于伤寒;我在医校时的老师有的长于温病,有的长于杂病,有的长于妇科,有的长于儿科。根据各老师辨证用药的特点,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大有好处。但这个条件如不具备,也可自学成材。
(四)学医要有坚强的意志,朝斯夕斯,持之以恒。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前途,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在顺利的时候,又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刻苦学习,继续前进。我在学医过程中,学习情绪曾有几次大的起落,教训是很深刻的。
(五)在医疗作风方面,对同道不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对病人无论工人、农民、领导干部,都要一视同仁,详细诊察,不得草率。有时病人情绪急躁,要求过高,也只能耐心说服,体谅病人。但也不能迁就病人,投其所好。更不能乘人之危,向病家需索财物,这是起码的医德。
人物简介:谭日强,男,汉族,湖南湘乡人。生于1913年3月21日,中共党员。曾任长沙市中医师公理事、湖南省中医师公会理事、湖南省立中医院副院长、湖南省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副所长,湖南中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学术顾问,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湖南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人物生平:1928年2月从师学习中医,三年学徒期满后,在乡行医兼任小学教师。1934年2月考入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深造,1936年12月毕业,以成绩优异留校工作。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湖南省中医药界公推吴汉仙代表湖南国医馆,潭日强代表湖南国医专科学校,赴南京组织并参加全国中医代表团,向三中全会请愿。结果通过了两个决议:(1)中医列入教育学制系统。(2)中西医待遇平等。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未能贯彻执行。1947年3月又参与并发动了省会中医药人员举行罢诊罢市请愿,迫使当时的湖南省政府拨发救济物资,重建湖南国医院于长沙市保节堂街张公祠旧址,即现在湖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筹建了湖南中医学院,培训了一支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制订了一系列有关教学的规章制度,谭老不仅为捍卫祖国医学的生存,发展中医药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医学精湛,经验丰富,医风医德高尚,堪为同仁楷模。他擅长内、妇科、对肝脏病、血液病,心血管病尤有研究。平日慕名求诊及来函问病者,应接不暇。他研制的疏肝理脾丸,治疗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总有效率为91.6%;冠心通络片,治疗冠心病,总有效率为88.5%; 1985年与省电子计算研究所合作,由他负责完成的微型机中医专家系统诊疗肝炎的医理设计,经省科委组织有关专家鉴定,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学术成果:先生治学严谨,师古而不泥古。其学术思想是:以中为主,中西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著作有:《传染性肝炎的辨证治疗》于1962年10月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金匮要略浅述》于1981年9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又于1989年6月由日本神户中医学研究会泽成日文出版,作为学习中医教材之一。自1979年以来,先后带了14名硕士研究生,在教学过程中,除每周用半天时间,利用微型机诊疗肝炎外,并注意因材施教,指导学生从事文献研究或临床研究,鼓励其中条件具备的学生,进行一些与中医理论有关的实验研究。经过10年来的努力,这些研究生现已成为教学、科研、医疗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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