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行年八旬，从事中医工作已逾六十余春。回顾跻身医林以来，建树甚少，罕有发明，面对群贤，深感愧疚。唯自问生平于学、问、专、研四者，尚能时刻自勉，自少及长，乃至暮年，未尝稍存怠心，故所学或有所获，所研偶有所得，聚沙而为塔，积腋终成裘，犹如啖蔗，近根益甘。个中甘苦，本不足为外人道，然为相互交流起见，兹将一已肤浅之得述之于下。

学能勤奋而有恒

余家世居武进蓉湖，祖有铭、父伯熙均操医，由于投治辄效，每起重危，深受群众敬仰。余幼年时，先父伯熙公即望余克绍祖裘，继承父业，尝诫余曰：“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盖良相能治世，良医能救人也。”而余身居医家，目染耳濡，所见皆病员，所闻悉苦声，日见先父欲以仁术济世，愿呈割股之心，虽终岁风雪辛劳，犹以为乐。目睹病后康复，踵门道谢者，络绎不绝，颇多感受，故对医道亦深感兴趣。加以余幼年秉赋羸弱，多有河鱼之疾，常在床第之间，经先父精心调治，终告痊愈，身受医药之惠，而窃愿以医为终生之职业。综上三因，故习医之志遂决焉。

习医之前，余就读于私塾，由于深知欲能遍读古代医籍，非于文有一定根底不可，故以勤奋自勉，不但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古文观止》中唐宋名家论说莫不诵之娴熟，而且诸子百家如《左传》《论衡》《资治通鉴》乃至各种笔记小说等均有涉猎。家中藏书不足，更向戚友商借，一有余暇，即开卷苦读，虽未可称焚膏继昝，然亦寒暑无间，坚持不懈。同时，余对文言习作亦甚为重视，除塾师布置之作业必克期完成外，且屡求先父出题相试，深感所读文典内容，一经自身运用，则其印象更深，可以信手拈来，自然妥贴，而有更大进步。是时，正当“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之际，以白话为文之书刊杂志极为盛行，然余观其中大多作者之古文基础亦相当坚实，体会到即使以白话为文，若能有古文之基础，则自能结构严谨，文理通畅，词汇丰富，甚至引伸推理，概括归纳亦有助益，故仍学而不辍。今日思之，余所以阅古医籍而不滞涩，论述医学而尚通顺者，端赖昔时之努力也。

及至学医之时，启蒙者即余之先父。余一方面随父就诊抄方，另一方面则在先父指点下阅读入门医书。记得所学第一部书即为清·汪昂所著《汤头歌诀》。在此期间，余还学习和协助配制各种外、眼、喉科临床必备之外用药品，碾、研、筛、飞、熬制膏药，乃至摊薄贴、制药捻等，昼日忙碌，极少暇时，故而诵读医书只能置之夜晚。是时，先父曾嘱余对于《汤头歌诀》每日必须背诵数首，然余并不满足，更依据临床所见书中载述，进而参阅《内经知要》《本草备要》《医学心悟》《医宗金鉴》等书，务求理解昼日所抄方之奥以及所读书中之义，故不入深夜，鲜克入睡。后览《三因方》《证类本草》等书，乃知许叔微、唐慎微诸先贤治学均极为勤励，则余之努力习读并不足以夸诩，然则余之医学知识确于此已奠定一定基础。

嗣后，余随先父来沪，为系统学习中医学，并博采众家之长以广见闻，先就读于丁甘仁先生主办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继又转学于谢利恒先师创设之上海中医大学。是时，余家初移上海，家庭经济状况尚在小康以下，先父为培养子女，对余人学从不吝所出，全力支持，而余亦体恤家艰，尽可能节约。往返校门，终年以步代车。唯于学业非但毫不松懈，反而勤勉有加。昔日养成夜晚自修之习惯，至今依然保持。于复习功课、完成作业、协助先父制药、襄理家中琐务之余，参阅医籍益为广泛。例如习《内经》时则参考《类经》，习诊断时则参考《脉经》《四诊抉微》，习《伤寒》时则参考《伤寒贯珠集》，习温病时则参考《温热经纬》《广温热论》《温病条辨》，习《本草》时则参考《本草纲目》，习方剂时则参考《医方考》《医方集解》等。虽严寒酷暑，从不间断。

迨至悬壶开业，余于学习仍然持之以恒，未尝稍废。此时学习之内容约有两个方面：一为继续阅读古籍，以继承前人之经验，如《千金方》《诸病源候论》《济生方》《小儿药证直诀》《景岳全书》《六科准绳》《丹溪心法》《脾胃论》《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医门法律》《临证指南医案》，以及《串雅》等书；一为参考当代医家之经验，如《中西汇通》《伤寒临证录》《医学衷中参西录》《中风斠诠》《张聿青医案》《通俗伤寒论》《神州医药学报》《绍兴医学月报》《三三医报》《山西医学杂志》等。此外，于临床所见名家处方亦多引为殷鉴，如当时沪上名医夏应堂、朱少坡、薛文元、郭柏良、王仲奇、恽铁樵、陈无咎等人之治验，一有所见辄推究评品，凡确有疗效者，咸作他山之石，以增一己之智。

余生平无烟酒之嗜，不喜种花饲鸟，即影剧亦绝少涉猎，唯因喜爱读书，故又有购书之癖。解放前，虽生活不裕，然必时抽余暇，流连于旧书之肆，以有限之零资，购来喜爱之医籍；解放后，生活有所保障，更时以购书成趣。偶得佳本，辄深以为乐，携之归家，必通读为快。积数十年之久，存书亦殊可观，惜十年浩劫，散佚殆尽。“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唯勤学则可补拙，恒学庶有所得，故余虽年已耄耋，而学习仍不敢松懈。

问则以诚且会通

学而问，乃求得知识之两要素，盖求知过程难免无惑，欲图解惑，则必参阅他籍，询问师长而后可。韩愈曾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日随业师而求以解惑，正乃有利之机，故余每有不解，即随时向师长提出质询问难。

余学医时，除先父家授外，又先后随谢利恒、包识生、曹颖甫诸先辈习业。诸师皆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著述等身，堪称一代宗匠。余随之临证见习，日侍左右，凡有读书不解其义，诊病不得要领处，质之诸师，无不谆谆诲导，详而尽，简而明，从无厌倦之色。每经指点，辄茅塞顿开，深受教益。

诸师待余以青睐，有问必答，因其爱护弟子，诲人不倦；而余每问必本以诚，亦所以致之也。所谓“诚”，有两方面，首先是尊重师长。余于诸师前执弟子礼，虽无程门立雪之举，然从无懈怠之意，于是诸师对余亦倍加器重，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嗣后数十年间交往频繁，晤对殊欢，尤以谢师过从益为密切，偶以忘年待余，而余则毕恭毕敬，始终以师礼事之。追溯往昔，余于求学时期，有所询问师长者，均以尊师为前题。即使于解答以后仍有质难，亦均采取商讨之口吻，故诸师咸乐于与余研讨学术。再者即为虚心。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欲能学有所得，非虚怀若谷不可。学医者，恒多“初学三年，天下无敌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由一极端走上另一极端。此种思想若不予以克服，则学必难成。余恒思诸师皆先吾而生，于学术、于经验均富于余，而余则尚处启蒙阶段，即有所得亦不过来源于间接，非切身体验者。因而聆听诸师讲解，必随时记录，以备事后复习；虽时有主见，并不轻弃，然对诸师所论则必兼收并蓄，以期日后验证也。余于师以诚为务，故诸师亦恒以诚待余。“诚则灵。”为求学似亦可以奉为圭臬者。

学有所进，尚须在师长训导之下勤于思考，善于会通。益思考则能钻之于深，会通则能博采众长。余所从包师、曹师皆擅用经方，为著名经方派；谢师及先父则喜用时方，殆可属时方派。由于各有专长，治辄奏效，故皆受病家之拥戴。余于目击耳闻之余，所学所问之际，每退而究其因，以融会理解，参酌会通，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举例言之，设外感初起之风寒表证，于伤寒派则多用麻黄、桂枝之属；于时方派则每投荆防败毒、九味羌活诸方。余询之曹、包，二师则曰：“风寒侵袭太阳，太阳主一身之表，当从汗解，麻、桂乃解肌要药，故非此不能除。”询之谢师则曰：“风寒伤卫，卫主捍外，故邪在卫表，法当疏泄，荆、防、羌活乃疏邪之佳品，故临床所常用。”余斟酌两说，皆曰因由外邪侵犯肌表所致，治当疏泄解肌，完全一致，并无不同；然所遣方药则各有侧重，差异显然。经探索研究，其麻、桂、荆、防、羌活诸品，虽均为辛温发散要药，然前者性偏散寒，后者性善祛风，性有不同，用当区分。故嗣后余于临床逢风寒表证者，凡以寒为盛则投麻、桂，以风为盛则用荆、防，所治患者，一似桴应。此等治法，追本溯源，实皆汲取诸师之说，唯予以融会贯通而已。

此外，余于阅读医籍之际，遇有各说不同之时，亦必互为参酌，做类似上述之贯通，务求宗诸师而不泥，法各家而不陷，罗治法而兼备，集众长而并蓄。历数十年临床之体验，深刻体会：为医者，于诊断固当独具慧眼，于方药固当掌握娴熟，而于治法则尤多多益善。盖治法愈多，则思路愈广，治疗手段之运用亦更为灵活，遇有复杂之病情，自能随机应变，而不致束手无策矣。时贤有云：名医好做，无他，法多故也。其意盖谓其医治之不效，转请名医治之，历观前医诸法之后改用他法，一击而中，故名医好做也。然欲达到诸法悉俱，除遍览群经，汲取经验而外，尤当善于思考融会贯通也。

专而由博以返约

知识无涯，人生有限。以有限之年华，欲集无涯知识于一身，余知其不相能也。故学必有专。即医而言，昔称十三科，罕有科科咸精通者。况时代日趋进步，分工愈益细致，即某一科中之某一病种又有堪做深入研究者，故欲求学识精湛，医术高超，务重于专。综观医学之发展，莫不与历代医家，对该学科作专门的长期研究密切有关。

然则，为医之道，又需广博。一科之内，学派各别，苟能汲取众长，则识因以广，法因以多，术因以精；各科之间，亦息息相关，非可割离。业儿科者岂可无外科之知识，业妇科者乌可缺内科之基础。否则，一遇与之相关之病症，则势将瞠目无言，措手不及矣。是以不仅求学时亟需认真掌握各种基础知识，即毕业后从事某科临床诊疗，亦当勤求古训，博采众长，旁通诸科，涉猎群书。若但以为业是科仅需阅读本科之医籍，掌握本科之方术，则势必视野狭窄，囿于局限，名虽为专，实则只能因循守旧，殊难以有所发展。盖欲有所创造发明，非具有扎实之基础，渊博的知识面不可。故余常曰：非博则无以专，欲专则必须博，二者似相矛盾，实则相辅相成也。

余家世传医术，于内、外、妇、儿诸科疾病之诊疗，均有一定临床经验。余得先父传授，复从谢、包、曹诸师，又得各家学术识见，于伤寒、温病以及各种杂病之证治亦略识一二，故余悬壶问世，即以大小方脉，男妇外喉为业。嗣后，余任教上海中国医学院，先后讲授中医诊断学、本草学，由于教学相长，对课程内容有进一步认识，迥非昔日求学所得可比。业余时间，余对中医学发展史颇感兴趣，亦曾进行一定研究。尤其是余主编《医界春秋》杂志十余年间，审阅大量稿件，涉及范围广泛，更是增广见闻不少。然则余数十年临床工作，虽内、妇、儿诸科病症无不诊治，唯于外科及眼、耳、鼻、喉科病症之处理尤为擅长，逐渐以外、喉科为主。由是，在探研方面亦有所侧重，于内服方药则求有所创新，于外用诸品则务必亲自配制，以期方能中病、药能愈疾，故救治脑疽、发背、喉风、牙疳等危重症者不胜枚计。晚年来，目睹中医喉科后继乏人，深感喉科亦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若仍任其自流，势必术将乏传，沉沦淹没，于是毅然专业喉科，任上海中医学院耳鼻喉科教研组主任，上海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兼任喉科学组顾问，先后主办全国及上海中医喉科医师进修班以传授经验，培育新人，并参加上海市曙光医院喉科门诊，定期赴上海眼耳鼻咽喉科医院及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进行会诊。临床所治病例，包括不少疑难病症，所获疗效，尚能差强人意，屡获病家赞扬，以致随余见习之西医，不仅对中医药临床疗效之迅捷至为赞颂，而且于学习中医喉科学术之信心亦因而倍增焉。然余退而思之，余之改专喉科，是乃中医事业之一部分，实属本分工作；既转喉科，进而研究，以图有所进展，亦属理所当然；而于临床诊治，幸有中式，则与自己具有多方面中医知识，得以随机引伸应用有关。故余认为，欲图学业有专，必须由博返约，方臻有所成就也。

研求创新以发明

谚云：“学无止境。”是语本指学习而言。盖知识无涯，学到老，学不了，故必勤奋有加，以增识见，何可浅尝辄止，懈怠拖沓。然余体会此言，亦当包括研讨学术在内，因科学无穷尽，人类对自然界之认识总当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于医亦无例外。中医药学乃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之一，已有两千余年历史，经历汉、晋、唐、宋、明、清诸朝，名医代出，著作浩瀚，悉为经验总结，堪可奉为瑰宝，故必认真继承、发掘。然而，前人之经验，限于时代之认识，只能代表当时之水平；时至今日，科学日趋昌明，当更奋发图强，勇于创新。在此方面，古代医家早为吾侪做出榜样，兢兢业业，敢于发前人之未发，创前人所未创，其荦荦者如金元四家之各创学派，叶、薛、吴、王之建立温病学说，成为世人所乐于称道者。尤以张元素明确声言：“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刘河间亦云：“世态居民有所变，此一时，彼一时，故自制新方，不遵仲景法。”均公然提倡根据当今之情况，力争医学之进展，诚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之论也。若吾辈于学术研究，泥古不化，止步不前，不求发明，无所作为，豈非羞对前贤乎。余鉴于此，故虽马齿日增，年已老迈，而于临证施治，每思有所成就，不敢落后于可师之古贤，落后于可畏之后生也。

中医喉科专籍颇为繁多，理法方药莫不兼备，均可列为研究之文献，临床之参考，但绝非学术之巅顶，而不可逾越也。即余不敏，积多年临床实践知识，亦有部分经验为昔日专籍所未收载者。例如，在诊断方面，余对咽喉病症进行局部观察，发现咽喉色红而呈红点者，称为“小瘰”。其生于咽前及底壁有结节而高突者，多为火盛；细而色红者，多为虚火上炎；形大，斜视之有如水晶泡状而透明者，多为挟湿；喉部出现丝状赤脉交叉者，称为“哥窑纹”，其粗而鲜红者，多为虚火与实火相参；纹细而色暗红者，则多属虚火之候。在治疗方面，除既重视局部病灶又不忽略整体症状，既重视服药内治，又采用吹喉外治以外，又有下列认识：①咽喉为肺胃所主，所病多为两经邪热，故治疗重在清解肺胃。然又每有肝郁、心火、痰热阴虚等症，则又根据“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原则而采取相应治法。②在治疗咽喉病症时，凡宣散、清热、解毒、化痰、疏肝、活血、通下诸法，无不随机而施。然各法之中又有所变，即通下一法，又有通下泄热，通下涤痰，通下平肝，滋阴通下不同治法，通常达变，故每得心应手，效如桴应。③正气为人之根本，务必注意维护。喻嘉言云：“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故正虚不足之症，必治以补益；即使热毒壅盛之症，苦寒泄热之品，唯恐伤阳，决不过用；攻下通利之品，唯恐耗正，中病即止。在方药选用方面，宗刘河间“流变在乎病，主病在乎方，制方在乎人”之旨，于临床治病过程中分别创设“金灯山根汤”以治热毒壅盛之症，“养阴利咽汤”以治阴虚火旺之症，每获厥功。

此外，余于喉科专用药物之运用亦略有心得：山豆根、挂金灯相配有相须之效；桔梗利咽而性升，有引经报使之功，而决无引火上行之弊；牛蒡子功能宣散风热，清热解毒，习用炒者，唯治喉症则生用为良；甘草甘缓利咽，为喉症要药，然咳痰不利之症又当慎用。至外用之品，若尿浸石膏，其清热消肿之效，远胜于生石膏；薄荷入吹口药，辛散且凉咽，用于肿痛燥痒之症，尤具卓效。以上所举之例，皆余于临床日积月累体验所得，虽甚肤浅，而为前人绝少论及者。由此观之，咽喉之门本属中医小科，尚有值得研究者若是，则其余内、外、妇、儿诸大科，则有待发扬之内容更当广泛矣。

赘 言

余从事中医工作虽六十余载，然纵观解放前后，情景骤变，判若异世，亲身体验，感受殊深。

解放前，中医处于被歧视之境地，奄奄一息，濒将灭绝。值此艰难岁月，余一似行于崎岖坎坷之羊肠小道，时有临渊之危，目睹同道者，多有灰心丧志之态。而余窃念中医学学术理论、实践经验咸极丰富，为广大群众所欢迎，故对其必能发扬昌盛之信念未尝稍有衰减，然又必须努力发掘继承，不断创新，自强不息，方能取信于人民，立足于当世。因而一方面反对黑暗政府消灭中医的政令，以争中医“合法”生存之地位；另一方面则更加努力于中医学术之探讨。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于中医学至为重视，制定中医政策，安置中医人员，开办中医医院，建立中医院校，中医事业犹如枯木逢春，蓬勃发展。余眼见前途无限光明，精神为之振奋，步履更为健劲，身虽由老而衰，而于学问专研，仍然坚持不懈，自勉不怠。惜余时已不多，争取晚年为祖国“四化”建设做出更大努力，为中医事业发展做出应有之贡献。

（叶显纯 张郁郁 张剑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