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锡璜（1872-1950年），字瑞甫，号黼堂。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医家。先后编著了《中西温热串解》、《中西内科学》、《诊断学讲义》、《中西脉学讲义》等中西汇通方面的书籍,成为近代中西汇通医学的著名医家。吴氏在温病尤其是湿热病治疗方面有独到见解[1]，其生平著作甚多，其中一段对湿热病治疗理法的论述堪称经典，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研究。

“按白苔绛底或厚黄苔绛底，秋后伏热症多见之，乃营分之热，受膈间湿邪蒙蔽也。见此舌询之，无不脘闷。此症滋液则助痰，运湿则益热，用升提则神昏，久服元参、生地、二冬等类则动中宫之湿，痰气升浮，气道不利，阴霾蔽天，往往气逆眼吊，肢冷神呆而死。温热病虽育阴，独以此证则宜慎。”吴氏此段话言明了湿热病某些证型的传变规律及注意事项，为后人所警醒，具有极强的临床指导意义。

湿热之证，多发于长夏和初秋气候炎热雨湿较多之时，自始至终以脾胃为病变中心，一般而言，传变相对较慢，但病势缠绵，病程较长。其主症多有发热，因证型不同而热势不一；汗出多为但头汗出或半身汗出或胸腹汗出，湿热阻遏，汗出不畅，多有壅滞之象；痞证，即不通之证，除了胸闷痞满，因湿热之邪阻滞三焦、膀胱、大小肠等脏腑，而见小大不利，甚则黄疸等证，故痞满多为湿热的代表症状；舌苔白腻或黄腻，多为湿热阻滞中焦，胃气上蒸、脾气失于运化所致，舌苔对判断湿热证有极为重要的诊断意义。

此段“白苔绛底或厚黄苔绛底”为湿热已由初起转入气营两病的阶段，舌苔或白或黄厚为湿热之象，舌质现绛色则为热入营分之表现，吴氏自己也说“乃营分之热，受隔间湿热蒙蔽也”。从舌苔看出，这已经不是湿热初起之证，证情发展已有一段时间，湿遏热伏、气营交织，虽然原文没说，但应该有相关营分病变，比如神志异常、甚则斑疹隐隐等等。既然“湿热蒙蔽”，必出现湿热之表现，胸满痞闷是湿热的主要症状，此段以“无不胸闷”言之，是指出湿热证存在的依据，但绝非仅有这个症状，可以同时兼见身热不扬、口渴不欲饮等证情。

湿易阻遏阳气，导致气机不畅、津液不行，阻遏三焦，致气化不利，故湿热证容易因气机变动产生多种变证。另一方面，湿与热裹，二者胶着，难以分离，“湿性黏浊，如油入面，难舍难分”，必以清热祛湿同施，不然治疗不当极易产生变证，所谓“徒清热则湿不退，徒祛湿则热愈炽”。从这段来看，此证或为失治，或为误治，总之经过传变，非外感湿热之初起阶段，已发展为湿遏热伏、气营两病之湿热证，湿在气分缠绵不绝，热已入营分扰动营血。

若证属湿热初起，阻遏卫气，只需与辛宣芳化之品，以宣上、畅中、利下，如三仁汤、藿朴夏苓汤等即可解除。然此证若只与此类方药恐怕力有不逮，但若用药稍有偏颇恐怕亦会产生更多变证，而致费治，切不可与辛温峻汗或苦寒攻下或滋腻养阴之法，所谓“汗之则神昏耳聋，甚则目瞑不欲言，下之则洞泄，润之则病深不解”即是如此。

“此证滋液则助痰，运湿则益热”指出了治疗湿热证的二分性与矛盾性。湿气困中，中焦运化不利，湿为阴邪，若欲以滋阴清热之法，滋腻之物与湿邪可谓两阴相加，恐只会徒伤中气，脾为生痰之源，脾胃之气受损自然痰气从生；热入营分，扰动营血，若只与温燥运湿之法以祛湿，恐湿邪尚未除去却已助其热势，而生燥化之变。故治疗此证，既不能与一派清热滋阴之品亦不可与一派温燥之物，必须根据湿与热所占比例不同而处方用药。

“用升提则神昏”，湿热裹挟、热入营血，本就容易浊邪害清，致使清窍壅塞，若再妄用升提之法，如黄芪、升麻、葛根、柴胡等物，更易导致内陷之热上扰神明，甚则神昏谵语。

故言“湿热证虽宜育阴，独以此证则宜甚”，确为经验之谈，若不加注意，此证极易误治。吴氏反复强调不可滋腻，就在于保护中气，以求正复而邪退，不致败伤中气，而致变证百出。

从这段可以看出，吴氏对于湿热病的传变、预后的理解非常深入，临床经验丰富，思辨极为细致，并且伤寒功底扎实，对于六经传变把握到位。由此提醒我们，温病学是对《伤寒论》最好的继承和发展，温病学家创立的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方法，都源于伤寒六经辨证，只有对伤寒六经有了深透的理解，才能在其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新的体系。温病学较之《伤寒论》在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上都有新的发展，更切合温病临床实际。但温病毕竟只是临床疾病谱中的一部分，尤其在现代因为西医的发展，津液亏损的情况较之古代已相对较少，我们能接触到的危重、复杂的传统温热病则更少，但湿热病仍可大量见到，湿热病的论治必须要有扎实的伤寒功底及全面的中医学视野，绝不可局限于温病一门之内。仲景医学最为看重的是保胃气、存津液、扶阳气，温病学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也最为看重津液、胃气，但从这一段论述可以看出，阳气对于温病家而言一样极为重要。对于我们中医学者而言，经典都必须深入研究，温病伤寒都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