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方论》为清代“孟河四大医家”之一的费伯雄晚年所著，刊于1865年。费伯雄善于医治杂病，博采古今各家精华，行医经验丰富，形成了以醇正、和缓为特色的医学思想，《医方论》延续了他一贯的医学主张，是中医方剂学的经典之作。

费伯雄在《医方论·序》中说：“近年以来，叠遭兵火，老成多半凋残，学医者纷纷日起，吾恐其无有师承而果于自用也。”虽屡遭坎坷，费氏传承技艺、悬壶济世的决心并未动摇，“醇正”“和缓”的学术主张也一如既往。

费伯雄自述撰写此书的目的：“乡曲之士，每以《医方集解》一书奉为枕秘，甫经临症辄检用之。殊不知，集中可用之方固多，而不可用者亦不少，漫无别择，草菅人命矣！兹于所集各方之后，逐加评论，盖欲为初学定范围，非敢为高明下针砭也，且欲学人澹其谋利之欲，发其救人之心，犹前志云。”因此，在此书中，费氏将自己对众医方的理解与使用经验倾囊相授，只求学医之人能有所收获，莫要耽搁治病救人。

《医方论》共4卷，全书约4万字，载方355首，初刊于清同治四年（1865）。《医方论·序》明言此书“专为初学而设，但取《医方集解》所选之方，逐一评论，其余概不旁及。”费氏对汪昂《医方集解》中的方剂，依次逐方予以评述，删去原书中各方的主治与注文，使之更为精炼集中。费氏对临床实用有效的方剂，给予公允合理的肯定；对《集解》选用不当的方剂，也直言其不足，并明确地阐述了个人看法，其中颇多灼见真知。且按语简捷明快，寥寥数语，即中要点。

《医方论》中载录了《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刘完素、朱丹溪等金元四大家关于病因、病源、证候、治则及方论的诸多论述。卷一对补养、发表、涌吐、攻里、表里之剂等相关方剂的治法、制方理论及临床应用进行逐一评述。卷二对和解、理气、理血、祛风之剂等相关方剂的理法方药、特殊用法，结合其临证心得进行评论。卷三主要记述了祛寒、清暑、利湿、润燥之剂的治法、配伍理论及临证加减。卷四记载了泻火、除痰、消导、收涩、杀虫、明目、经产之剂的主治证候、制方理论及临证经验。

费伯雄《医方论》书中在评述方剂时，从配伍特色、方药机制、辨证选方的精要之处加以详细论述，论中有评，反映费氏的学术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内伤杂病重视脾肾。他提出求肾者必本于阴血，求脾者必本于阳气，对阴虚火动和阳虚气耗之虚劳，分别创立新方，以救其偏，从而确立了治虚劳注重脾肾的原则。

其二，营血一体论。费氏认为营血本为一体，营行脉中，是血液的主要组成部分。营虚血必少，血虚营必馁。养血即所以养营，调营即所以调血。

其三，治疗消渴重视痰浊。费氏对“消渴”的认识与大部分医家不同，一般医家只强调阴虚火旺的一面，但费氏认为上、中消，除了有肺胃火盛、阴液消亡的因素而外，还夹有痰浊，“火盛痰燥，其销铄之力，皆痰为之助虐也”“痰入胃中，与火相乘，为力更猛”。所以他用药时，每在大队清润药中，佐以渗湿化痰之品。

其四，甘寒养阴治疗脏腑火热。对脏腑火热之疾，费氏绝不一味苦寒清热泻火，而是重用甘寒清润之品，多以少量芩、连合二冬，佐以茯苓、甘草等，甘淡顾护脾胃，冀使阴水渐生，火热自降。

费氏在“槐花散”一条驳正陈修园“胃中无血”之谬：“《经》所谓‘洒陈六腑’，此一语不得滑口读过。迨至火势冲激，或湿热熏蒸，逼血入于腑中，腑不能容，随受亦随出矣。故血淋、尿血，血之由小肠而出者也；泻血、痔血，血之由大肠而出者也。大小肠既有血症，而胃独无血症，有是理乎？胃经之血随火上升，直从食管而出，往往盈碗、盈盆。至内伤之血，则由肺经气管而出，自是两途。故胃血易治，肺血难治。”

在“侯氏黑散”一条，费氏对喻嘉言“牡蛎、矾石堵御之妙”提出异议：“此方佳处，全在平肝息风。内风不动，则不与外风勾结，此便是阻截之法。喻西江盛称其用牡蛎、矾石堵御之妙。予请为进一解，当实卫气以为城垣，当养荣血以坚壁垒。若使药积腹中，以为堵截，吾恐风不得入者，气血亦由此不通。无怪误解填塞空窍者之滋议也。”

在清暑之剂中，费氏力辩四味香薷饮非为寒凉而设：“四味香薷饮，乃治感冒暑气、阳邪遏抑之剂，即冬月伤风中用桂枝、荆、防之例。今人误以香薷为凉药，不论是何暑病，首先用之，殊可怪叹。”

这些方论都反映了费氏归醇纠偏，由博返约的立论宗旨。他本着醇正、和缓的医学思想化裁古方，创制新方，能够切中病机病情，往往获得较好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