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感热病不外乎新感外袭和伏气内发二端。新感虽有寒温之分，但外邪侵犯，由表入里，治疗只宜表散；伏气因新感引动，由里出表，治疗亦宜透达。除虽结阳明的实证可下可夺外，新感与伏气的出路同在肌表，故“表”与“透”实为治疗外感热病的要法。新感务求“表透”，勿使内入；伏气务求“透表”，令其外达。惟豆豉一味，兼擅“表”和“透”的功效，乃治新感与伏气的至当不易之品。

豆豉是黑大豆经与表散药物同制发酵而成，故有疏效宣透之性，既能透解表邪，又能宣泄郁热，具有散不伤阴的特点。应用豆豉治疗伤寒热病起源于仲圣，在《伤寒论》中有5个方剂使用了豆豉。栀子豉汤用于虽经汗吐下，伤寒之邪仍未解，致虚烦不得眠、心中懊（忄农）等症；也用于下后，热郁胸膈而出现的烦热、胸中窒；还用于因结致痛的心中结痛证。在栀子豉汤的基础上，作为随证施治之法，仲圣尚有两方：若热伤气，出现少气者，加甘草益气和中，即栀子甘草豆豉汤；若呕吐加生姜降逆止呕，此即栀子生姜豉汤。至于大病瘥后，余热未尽，气血未复，若起居不慎，饮食不节，而致劳复者，仲景用枳实栀子豉汤以清其热，调其里气，去邪安正。此外，在治疗“病如桂桂证，而见胸中痞硬，气上冲不得息”的瓜蒂散中，也发挥了豆豉轻清宣泄的作用。由此可见，仲景无论在治疗伤寒五六日，或大病瘥后，不论伤寒前、中、后期，只要见到外邪未尽，内有郁热，均可应用豆豉以透解表邪，宣郁除烦。

所以“表”与“透”是伤寒热捕临床治疗的中心环节，重点在于祛除病邪。同时结合天候地气，考虑到南方多湿，且无北地的寒凝，所以除太少两感的夹阴伤寒，邪在表者，若偏于寒，不必专赖麻、桂之辛温，辛温反助邪热；偏于温者也不宜于桑菊、银翘的辛凉，辛凉恐遏邪温。张氏认为豆豉兼擅“表”和“透”的功效，性味微苦微温，苦而不寒，温而不燥，发汗不伤阴，并能针对伤寒热病易于夹滞的特点而除烦化滞，且无凉遏之弊，因此是治疗新感与伏气的至当不易之品。张氏在治疗伤寒热病的整个病程中，打破了温热学派传统的汗禁，充分发挥豆豉所具有的既表且透的双重作用，无论早、中、后期均以豆豉为主组方，灵活化裁葱豉、栀豉、黑膏（生地、豆豉、猪脂、雄黄、麝香等）、玉雪救苦丹诸方。

但应指出，对豆豉的运用，必须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根据卫气营血的病程传变，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配伍，才能达到“表”或“透”的目的。如邪在卫分者，以葱豉汤加减。盖南方多湿而无北地的寒邪阴凝，故卫分之邪偏于寒者，不必赖麻、桂之辛温，辛温则燥湿化热；偏于温者也不宜于桑菊、银翘之辛凉，辛凉恐遏其邪。章虚谷曾说：“始初解表用辛，不宜太凉，恐遏其邪，反以内走也”，实为经验之谈。此际惟葱豉的微辛微温，恰到好处。邪留气分者，以栀豉汤加减。邪入营分或血分者，以黑膏加减。三方都有豆豉，通过配伍，葱豉着重发汗解表，犹叶氏“在卫汗之可也”的原则；栀豉着重轻清泄热，表里双解，犹叶氏“到气才可清气”的原则；黑膏着重在育阴达邪，犹叶氏“乍入营分，犹可透热，仍转气分而解，入血犹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原则。但适应证的掌握，应该是很严格的。邪未传入气分化热，不宜轻予栀子的清泄；邪未传入营分或血分，劫烁津液，不宜轻予地、斛0之育阴生津。进一境始转一法，独豆豉的“表”与“遏”可贯彻于病程的始终。

近世医家，拘泥于朱肱的“风温不可发汗”及王履“每见世人治温热病，误攻其里，亦无大害，误发其汗，变不可言”等说法，视汗法为畏途。然治疗上实有得汗而解的机理，薛生白说：“温病发汗，昔贤有禁，此不微汗之，病必不除。盖既有不可汗之大戒，复有得汗始解之治法，临证者当知所变遏矣”。吴鞠遏亦说：“伤寒非汗不解，最喜发汗，伤风亦非汗不解，最忌发汗，只宜解肌，此麻、桂之异其治，即异其法也。温病亦喜汗解，最忌发汗，只许辛凉解肌，辛温不可用，妙在导邪外出。俾营卫气血调和，自然得汗，不必强责其汗也”。

实践体会，治内伤杂病的前提在扶正，治外感时气的前提在桂邪。新感非表不解，伏气非透不愈，救阴尚易，达邪最难。邪去则正安，热遏则津还，与其养痈贻患，无如曲突徙薪。除了阳气虚弱，脉细肢冷，或汗出甚多及有不可汗的见症者，外感临床的祛邪，舍汗法就没有更适当的治疗途径了。所谓“表”或“透”，虽均从属于“汗法”，但“表”有发表、解表、育阴以滋发汗之源之异，“透”有清透、温透、化温以开达邪之路之殊。这方面的治法，当审察病机、灵活化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