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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任:《伤寒证治准绳》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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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4-24

伤寒证治准绳》是《证治维绳》中一种。《证治准绳》亦称《六科准绳》或《六科证治准绳》,为明·王肯堂所撰。它分为:①《杂病证治准绳》,8卷;②《杂病证治类方》,8卷;③《伤寒证治准绳》,8卷;④《疡科证治准绳》,6卷;⑤《幼科证治准绳》,9卷;⑥《女科证治准绳》,5卷。这6种,除第一种《杂病证治准绳》与第二种《杂病证治类方》有它的相互关系外,其余4种都是以证治为主,故总称《证治准绳》。本书采录比较丰富,本末俱备,分门别目,条理井然。确有“博而不杂,详而有要”的特点。因证论治,不偏不倚,归于平正。故为历来医家所崇尚。


王肯堂为明代著名医学家,字宇泰,号损庵,又号念西居士。江苏金坛人。万历间进士,曾任福建参政,翰林院检讨等职。颖悟而好学,博览群书,善于著述。于医学尤多研究。传说其母患病,群医议论各殊,于是下决心钻攻医药。后来,其妹又病危,经肯堂亲加诊治而痊愈。因而乡里间知名。有抱沉疴求治者,亦无不立应。他除了著辑《证治准绳》外,另有《灵兰要览》、《医论》、《医辨》、《郁囚斋笔尘》等述作。还校辑了《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对整理、保存中医古代文献有一定的贡献。


(一)王肯堂作《伤寒证治准绳


王肯堂在《伤寒证治准绳》自序里说:“……医莫不宗本黄歧,今其书具在,然有论而无方。方法之备,自张仲景始。仲景虽独以伤寒著,然二千年以来,其间以医名世为后学所师承者,未有不从仲景之书悟入而能径窥岐黄之堂奥者也!”这说明王氏对张仲景伤寒论》何等重视。他又感慨地认为:“然则《伤寒论》可弗读乎,而世之医有终身目不识者,独执陶氏六书以为枕中鸿宝尔……!”他认为要读《伤寒论》原书,作为医生若终身不读《伤寒论》而读其他书,是不恰当的。他回顾自己读《伤寒论》自少年到老年,“尚未窥其堂室”。这固然是王肯堂的虚心和对读《伤寒论》的高要求,怛也可见他对《伤寒论》的评价是极高的。


王肯堂作《伤寒证治准绳》这一部33万多字的著作,从明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初一到九月九日重阳节完成,虽然只花了40天时间,但是他“酝酿于丹府,而渔猎于书林”的积累资料,准备腹稿的工作,却是长达“30余年矣”!可见此书的写作和准备全过程是漫长的。他在选集资料时,“……注仲景书,读仲景法者,或见其大全,或窥其一斑,皆可为后学指南,具择而载之”!因此著作中所引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王氏还以开明的态度,表示他写作愿望说:“余所白首不能究者,与天下后世共究之”,可见他的谦逊和恳切。


(二)对各家编纂注解《伤寒论》的评述


王肯堂认为:纂注《伤寒论》的医家很多,有些书将张仲景的原文和纂注入的意见相互杂陈,使人辨别不清。“使世不知孰为仲景者”。惟对娄英(垒善)的《医学纲目》颇加赏识。他说:“娄氏纲目,列六经正病于前,次而合病、并病、汗、吐、下后诸坏病于后;又次之以四时感异气而变者与妇,婴终焉。而每条之中,备列仲景法,然后以后贤续法附之。既概括百家,又不相淆杂。义例之善,无出其右。”因此,王氏《伤寒准绳》的编撰体例、篇目等大都参考《医学纲目》的形式。


王氏认为解释仲景书的,惟成无己最为详明。虽然成无已是“随文顺释,自相矛盾者时或有之”。但这仅是“白璧微瑕……”而已。


本书以张仲景伤寒论》文字为主,采用了赵嗣真、张兼善、黄仲理、朱肽、庞安时许叔微韩祗和、孙兆、张洁古、云歧子、李东垣朱丹溪、王海藏、王履罗天益、戴元礼、娄全善、吴绶、陶华等人著作的有关内容。


(三)对王叔和编次《伤寒论》立三阴三阳篇的见解


王肯堂认为:王叔和编次《伤寒论》,立三阴三阳篇,就是将张仲景原文中凡提到太阳病的,编入太阳篇;提到阳明病的,入阳明病篇;提到少阳病的,入少阳篇;凡提到三阴病的,也按三阳之例,分别入太阴,少阴、厥阴篇。总之是依其名,入其篇。遇有张仲景文中投有称三阴三阳之名,往说是“伤寒某病,某某方主之”而难以分篇的,那么王叔和就以他病属阳证,如发热,结胸,痞气,蓄血,衄血之类,都混同的入于太阳篇。病属阴的,为厥逆,下利,呕吐之类,都混同的入于厥阴篇。惟有燥屎,屎硬,不大便,大便难等证,虽不称名,而将它列入阳明篇。这是因为这类症状属于胃家实,不能列入太阳或厥阴而只能入阳明篇。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太阳为“三阳之首”,凡阳明、少阳病都是太阳传来,故诸阳证不称名的,都归入太阳篇;厥阴为“三阴之尾”。凡是太阴、少阴病,都至厥阴而传授,故诸明证不称名的,都归入厥阴篇。后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就认作太阳篇诸证,不称名的,亦属太阳病,这是“乱太阳病之真”;认为厥阴病诸证,不称名的,亦厥厥阴病,这是“乱厥阴病之真”。这样的认识是有失张仲景原意的。在《伤寒证治摧绳》中各证、分经的地方很多,仍然按照王叔和的编次。而读它的时候,还是要以上面所说的道理来明白察看的。


(四)对张仲景立法的见解


王肯堂认为:张仲景伤寒论》的立法,凡是称太阳病的,都是说:脉浮、头项强痛、恶寒;凡是称阳明病的,都是说:胃家实;凡是称少阳病的,都是说:腹满、时痛、吐利;凡是称少阴病的,都是说:脉微细,但欲寐;凡是称厥阴病,都是说:气上冲心、痛、吐蛔。比如说少阴病,不一一逐条说“脉微细,但欲寐”,而是用少阴病3字概括了。例如“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这条意总是说脉微细,但欲寐的少阴病,二三日以后,变为心烦,不得卧而用黄连阿胶汤。后人不明了这个道理,对“少阴病”3字本身包含脉微细,若欲寐证不加细察,当见“发热脉沉”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当见心烦不卧,使用黄连阿胶汤。这就失却张仲景所立法度的原意旨了。


(五)对《伤寒论》方用量的评议


王肯堂认为:张仲景所立各方用量以觔两计;又有以升、合、枚计的。古今度量衡轻重长短不同,难以遵照使用。历代医籍,比照用量,有的失之太小,有的距离太远。本《伤寒证治准绳》方药分量,虽仍接张仲景的原分两,但临时的加减出入,则应当视病情、时令等适当确定药量。这不独对张仲景的《伤寒论》方如此,就是对其他医籍中古方也应该如此,陈无择曾以钱谱推测度量衡法,以应用古方,可以引为参考。总之,世道有古有今,时令有冬有春,地土有南有北,药性有平有烈,人体有强有弱。不可以用一折算方法去引用。比如大陷胸汤,用大黄6两,现今(按:指明代,下同)用6钱已足够了,若是患者体壮而病邪重的就如此用。如果患者体弱,病邪又较轻,那又当减半,或只用1/4—1/3的用量。又比如芒硝l升,今用二三钱足矣。甘遂2两,只可用1分或半分。总之,应采用灵活变通的方法,若是胶柱鼓瑟地搬用,那一定要出事故,这是必须十分慎重的。王肯堂在《伤寒证治准绳》中,一开始就提出了以上的这些看法。他还引用《内经》所说的“风雨寒暑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并且引用朱丹溪所说的伤寒属内伤者十居八九,当以补元气为主的说法为根据,指出了后人治伤寒往往对张仲景的立法不完全了解,又不明白伤寒为病的根本在于内伤虚劳,简单的只是栗用汗下等法,这就往往容易坏事。所以在这本《伤寒准绳》里也补充了后世医家的补养治法。王氏认为宁可多考虑多护养元气,不可孟浪地随便汗下,这样就可能少些失误。


总之,王肯堂在《伤寒准绳》里的见解,虽有他局限的一面,但是他对人们的谆谆告诫,希望医生重视患者,对诊治宜持谨慎态度,是有益于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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