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燥湿为纲说”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新安医家余国珮提出的以燥湿为纲领统领病因、病机、诊治和方药的辨证新说。燥与湿均为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之一。《黄帝内经》多处论及燥淫致病，然《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却唯独缺失燥邪致病的条文，而在《黄帝内经》中湿气分别有“其象长夏”和“秋伤于湿”之论。

金代医家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增补了“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的认识，完善了《黄帝内经》六气病机的认识；明末清初医家喻昌著《医门法律·秋燥论》，以四时六气顺序为依据，径改《素问》“秋伤于湿”为“秋伤于燥”，并创有清燥救肺汤；清代医家黄元御著《四圣心源》，提出“医家识燥湿之消长，则仲景之堂奥可阶而升”，将燥湿之辨提高到纲领的地位。

清代徽州府婺源县人余国珮，号春山，寓居江苏省泰县姜埝（今姜堰市）行医，而苏南江浙一带湿邪为病盛广，其时又“大运转于燥火”，未末申初“燥金极旺”，即1847年底至1848年初“燥火之病”流行，激发了他对燥湿二气病因学和辨证地位的理性思考。他在继承家传“已验再验”理法的基础上，吸取先辈温病、伤寒热病中燥气病机的认识，著《痘疹辨证》、《医理》、《婺源余先生医案》，独具特色地提出了一套“燥湿为纲”的理法方药思想。

“燥湿为纲说”认为，天地之气即阴阳之气，阴阳之气即燥湿之气，“天为乾金，其气本燥；地为坤土，其气多湿”、“虽有六气之名，不外燥湿二气所化”（《医理·风无定体论》），而“人为万物中之一物，既同处天地气交之中，亦遂感其燥湿而为病”（《医法顺时论》），人之受病独重燥湿二气，就如同禾苗庄稼一样易受旱涝的影响，“如一岁之中偏干偏水，必伤而成欠年，未见多寒多暑而损岁也”（《风无定体论》）。

余国珮进一步分析说，六气之中，火就燥、水流湿，“燥湿为先天之本，水火为后天之用”，水火为燥湿所变；燥湿因寒暑而化，燥湿变化先于寒热，寒搏燥生、热烁燥成，寒滞湿凝、热蒸湿动；风善行数变而不定体，也是燥湿二气所动。六气皆可赅以燥湿。故其《医理》自序明确提出“外感独揭燥湿为纲”，且开篇第一论即《六气独重燥湿论》。其诊治痘疹更重燥邪发病。

《婺源余先生医案·燥症》指出：“外感认得燥湿二气，其或兼寒兼热。治法燥邪治以润，湿邪治以燥，兼寒者温之，兼热者清之，治外感之证已无余意矣。”不仅外感，内伤亦然，《医理·内伤大要论》曰：“血虚生内燥，气虚生内湿，内燥则外燥凑之，内湿则外湿凑之，燥湿二气互相为病……湿病用益气，燥病用育阴，或与外感燥湿兼病者，即用前之外感燥湿诸法治之。”内伤如此，外科亦然，《外科燥湿分治论》曰：“万病之源无非燥湿为本”，《风无定体论》指出：“燥湿之气可寒可热，医者再能因燥湿之偏分其寒热之变，一任病情万状，总以燥湿为把柄，治之自无贻误。” 燥湿为纲重在辨治，诊断上余国珮尤精于燥湿证情之诊法，发明平仄二声、刚柔之脉辨别燥湿，《望闻问切论》曰：“燥湿二病合平仄”，“凡湿病声必低平，燥病声必厉仄”，认为此法“最简最切”；《察脉神气论》则指出：所谓刚脉，“古人之所谓动、涩、紧、搏之脉也，按之坚硬弹指，尖滞括手之象，皆阴虚燥病之脉”；所谓柔脉，“古人所谓濡、软、滥、滑之脉，按之如绵绵湿泥，软柔之象，皆属气虚湿病”，堪称余氏独家心传。证辨燥湿，用药自当分出润燥，余国珮由此还发明了开阖润燥的药性理论。

《药味随运变更论》曰：“《本草》一书，古人但言药之性味，未言体质之润燥，今明辨润燥之品，用以治燥湿之病”，凡药体润者多善治燥证，药体燥者多善治湿证。认为岁运燥火则药味多变苦辛，湿重之年则药味多变平淡，临证用药亦当知其变，更要了解药性之开阖。苦辛、气湿、性升、味淡者和泻药多开，皆不利于燥证；酸咸、气凉、性降、味厚者和补药多阖，皆不利于湿证。“燥湿为纲说”强调，燥湿二气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因气候变化和岁运变迁而变，随着寒热、水旱变化，燥湿为病之种类、药物之性味功用都会相应而变，辨证治疗及方药运用亦应相应而变。余国珮医疗阅历丰富，其《婺源余先生医案》从燥湿着眼，主以滋阴润燥、淡渗利湿为治，体现了燥湿为纲的指导思想。

由于时运燥火“势若燎原”，故燥湿两纲又侧重于燥，认为燥病尤烈。《医理·燥气论》指出，燥病多从肺家见症，当用滑润之品；《婺源余先生医案》用药不过百余味，其中沙参出现频率高达86%之多。燥可致肿胀、泻痢、堕胎，它邪亦多渐转成燥。其医案中又曰：“凡痛极不可按者，皆属燥病，前人所未发明”，燥邪颈肿、霍乱转筋、暑热痉厥、产后痢、烂喉痧、顿咳、音哑、痹痛、腹痛、腹肿等皆从燥治。

内伤尤重养阴润燥，《医理·内伤大要论》曰：“人之有液如草木之有汁、灯烛之有油，有油则灯烛长明而不熄，有汁则草木长青而不枯。古歌曰：欲作长明灯，须识添油法，故内伤治法，首重补阴。”燥证日久伤津耗液，须藉血肉有情之品，伤液已极之重证，则“非草木可以有功，必用血肉有情、肥甘有汁之品，方有所济。不可拘泥外邪未清，忌用荤腥，即所谓医贵圆通也”。

如果说“养阴清肺说”是针对白喉一症之燥的治法学说，那么“燥湿为纲说”则是重在针对外感时疫燥邪而由此及彼推论至内外各科病症的辨证学说，对当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传染病的防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燥湿二字作为辨证核心，强调的是证候燥湿之象，从现代热病分温热、湿热诊治来看，本质上就是从燥湿着眼辨清温热与湿热。关于辨证方法，现代有学者有“八纲两纪”的提议，即将燥湿充实入八纲，将阴阳提升为两纪，形成阴阳两纪、表里虚实寒热燥湿八纲，恢复八纲的双层次结构，认为如此则名实相符，纲领作用更为完善。 而“燥湿为纲说”则总以燥湿为挈要，以津液盈亏为着眼点，统领病因、辨证、立法、选方、遣药，突出燥湿在辨证中的重要价值，其立论传方无不异于古法，独具特色，确为“医家病家从来未见未闻”之说，可以说是新安医学辨证创说中，继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之后的又一创举。

水是生命之源，是包括人类和致病微生物在内的一切生命赖以生存、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物质资源，人的生命一刻也离不开水，显然无论外感内伤，“燥湿为纲说”都抓住了生命的要害所在，对当代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研究仍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与余国珮（号春山）同一时代的石寿棠，七世业医于江苏安东（今涟水县，与姜堰市同属苏北），著《医原》20篇医论、9万余字（初刊于1861年），无论书名还是各论、条目、内容、行文，均与《医理》（20篇医论、2万余言）明显雷同，作者明确注明引用《痘疹辨证》（刊于1850年）、《医理》（成书于1851年）中“春山先生”内容达10处。1936年曹炳章著《中国医学大成》将《医原》收录，而《医理》等书后世流传不广，学术界误以为“燥湿为纲说”源自《医原》，实则石寿棠承袭、推广和阐发了余国珮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