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氏认为，治肾之法不离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之原则，前者在肾元易虚的思想指导下，为肾虚证而设；后者用于肾实证，尚有以泻为补法，开辟补泻相兼之途径。无疑是为肾病本虚标实或虚实夹杂证所取舍。经云损者益之，而肾虚有阴阳、深浅、久新之不同，补亦有温柔、峻缓、滋清之各异。章氏补肾必先别阴阳，治肾则又阴阳兼顾，其要义在于阴虚多热象，阳虚多寒象，肾阴虚衰宜滋补肾阴为主，肾阳虚衰宜温补肾阳为主。治则大法不能含混不分，但在处方遣药施治时，又要阴阳兼顾。因为很少病者单纯阴虚或单纯阳虚，不过有的偏于阳虚，阴虚中有阳虚存在，阳虚中有阴虚存在而已。此外，从肾阴。肾阳互根互化的观点出发，有如张景岳所说：善补阴者，必须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绝；善补阳者，必须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因此，临床辨证施治必须认真权衡，既区别阴阳，又要阴阳兼顾。

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肾脏不可能孤立存在，五脏六腑之间，生克乘侮，均有联系，息息相关。肾病可以影响其他脏腑，其他脏腑的病变也可以影响肾脏，因此，肾病不可能是孤立的。临床也不能单纯从肾辨证和从肾论治，其中肾病每一病因病机，都与诸脏腑有关系，论治肾病亦必须与相关脏腑的病变一起考虑。实者泻之，泻肾法用于肾实证，所治病证如肾中风、肾中寒、肾胀、肾著、肾积、肾水、肾热、肾实热等证。《素问·通评虚实论》谓：邪气盛则实。章氏认为，邪在肾则不外风寒湿热等邪气犯肾。虽有《内经》日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然病邪人。肾之候有令人卒心痛、暴胀、胸胁支满，耳中策策痛，亦令大便难，令人喘逆等等，都是一派邪实之证，并非虚候，所以急则治标，但用泻肾与本无损。临证上以肾实热证、湿热证较为多见，另有肾胀、肾积诸证皆因肾气郁滞，留结则为积为胀。叶桂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有精瘀之称，乃肾之瘀血证，亦属此病范畴。肾主水，司二便，主开阖，水湿瘀结停聚使肾实气滞而水生，其上可见肾风，其下可罹癃闭，水湿潴聚于下，泛溢肌肤，发为水肿，此证尤须权衡标本缓急，若标急于本则急当疏解治标为主，反之则扶正祛邪，标本兼施，泻肾法还可用于肾经相火腾越。盖肾寓相火，人之欲望多，有妄动，动则俱能化火，是为邪火，如张景岳谓：相火之病，能焚能燎。此当清泄肾中火邪为治。章氏指出：肾实之证，临床可见诸于耳痛、耳聋、奔豚、腹胀、腹满、腰痛、水肿、淋浊、癃闭、不孕、遗精等病证，故泻肾法可广泛用于内、妇、儿等科。但是泻肾之时，应当注意辅正祛邪，苦寒适度，阴阳兼顾，掌握时机，中病则止。由于肾脏之特殊性，切忌泻肾不当，犯虚虚之误。

章氏勤求古训，积多年研究古籍与临证实践之经验，归纳以泻为补治肾方法主要有五条：

①泻火益阴法：章氏认为一般而论，肾火属虚，虚火当补，不可用泻，但此言其常。如果妄动炎炽之相火亢烈无制，必定狂荡为患，成为涸水灼阴之主因时，就应运用丹溪苦寒益阴，以泻为补之方法，选用知母、黄柏之类以逆治为主。②破阴回阳法：张仲景治寒邪盛兼正阳微者，用四逆汤，是以姜附温散逐寒阴为主攻，故寒邪一除，即不宜再用或多用等。

③利水补肾法：章氏认为，利水药用之不当，可以伤阴，用之得当，也可以补阴。如唐宗海谓：水邪不去，水阴亦不能生。退烧则阴亦生，利水则阴亦畅。因为肾虚可使水液不归正化，或凝集而成痰浊，或停蓄而成水邪，痰浊与水邪反过来又妨碍水阴之生成。此时若祛旧水，又补新水，使肾经开阖有度，邪祛则补药得力，病必自愈。如水肿病之有肾虚现象者，在水肿尚盛时，每以利水为主，补肾为辅，除1日补新，必收殊功。

④祛瘀补肾法：此法用于肾虚血瘀之证，证因虚而致瘀，瘀而致虚，二者互为因果，故而瘀血不去，新血不生，久虚难复，所以当以祛瘀为主，通过行瘀达到推陈致新之目的。章氏指出，祛瘀方法，除必须运用行瘀药外，尚须辨明病是从湿化，或从燥化。如病从湿化，痰瘀交阻，就应该痰瘀同治，如硝石矾石散之法；如病从燥化，因燥致瘀，就应润燥行瘀，如猪膏发煎之法。

⑤泻南补北法：此为泻火益阴法之一种。章氏认为，火有君火相火之分，故清火亦君相有别。相火灼阴，治在肝肾，用知母、黄柏、丹皮等清之。真阳欲竭、壮火复炽是心火无制而上炎，肾水不济而虚亏之少阴热化证，仲景立黄连阿胶汤主之。方以黄连、黄芩等苦寒之品直折有余之火为主，使心火得凉而降，泻南正所以补北，复以鸡子黄养心血而宁神，白芍和营血而敛阴，以柔济刚，使苦寒不致化燥，更以阿胶滋肾水以上潮，以泻法之手段，达到补正之目的，以泻为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