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医家邹润安（1790～1845年），为孟河医派的又一杰出代表人物。其所著《本经疏证》一书，融《内经》、《本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诸书之精义于一炉，对《本经》药物的疏解可谓精妙绝伦、推阐尽致。兹以其对牡丹皮的疏解论述为例，以证明之。

围绕《本经》原文讨论分析

《本经》云：牡丹味辛寒，主寒热。中风、瘈瘲、痉、惊痫邪气，除症坚瘀血留舍肠胃、安五脏、疗痈疮。

邹氏认为，牡丹皮之所以主寒热，在于其色丹属心，味辛则能通，气寒则能降，为通剂。其所主之寒热，“乃因血滞气壅，不能卫外而为固，于是阳与阴相争，气与血相搏而为寒热。血宣气行，外入者不解自去。”所以在鳖甲煎丸中使用丹皮且分量较重，在本方的23味药物中，其剂量仅次于鳖甲、赤芍、蜣螂、柴胡 。

《本经》上又明载牡丹皮所主之病为“癥坚瘀血留舍肠胃者”。邹氏为此指出，此证的具体临床表现是“在胃必妨食饮，在小肠必妨溲溺，在大肠必妨大解。故腹中既有形兼呕血者、溺血者，下血者，皆为牡丹皮所宜。”这为牡丹皮最重要也是最确定不移的功效。其最著名的代表方剂就是大黄牡丹皮汤。

邹氏对“牡丹何以独能去肠胃中壅结瘀积”也作了论述。他说：“胃者受盛之府，肠者传化之府，既受而盛，则非火莫化；既化而传，则非火莫行。牡丹非能助火之行也，凡火结不行者，牡丹能开降之。此所以专主留舍肠胃中症坚瘀血也。”他认为丹皮最大的功效在于“通行血分，能行血中久痼瘀结，虽至化脓，亦所擅长”。所以，只要是由血结引起的，如血脉虚而纵驰；脉随血聚而拘急；因血结而热生，因热薰而惊痫者皆可治。

他还联系《素问》来探讨丹皮所治之瘈瘲。他提出疑问：何以心脉大与肝脉小急这两种不同的脉皆可致痫瘈筋（疭）挛？又回答如下：“此皆由惊所致。以惊则气血乱。气乱则入于经脉，心气为之满大；血乱则出于血室，肝气为之小急。是心之盛与肝之衰，理实相连，不可分也。丹皮所主之瘈瘲，必由惊而痫，由痫而瘈瘲，或由中风而瘈瘲。”正因为其专治风热之中血分者，因血结而热生，因热薰而惊痫。这是我们必须掌握的。这里所谓“惊痫邪气”的“邪气”，就是指风热之中血分。

丹皮治癥坚瘀血

首先，他以桂枝茯苓丸与温经汤二方为例，指出“二方所主之证皆不在肠胃，其说安在？”

他认为，桂枝茯苓丸证“胎动在上，漏下不止，是为症在小肠，故血从前阴下也”；温经汤证“少腹里急，腹满烦热，唇干下痢，是瘀在大肠，故谷道窘急而痢也”。此二病皆属于暴病，虽不同于“癥坚瘀血留舍肠胃”之久病，治疗方法亦有所区别，但它们俱与瘀血停滞于小肠或大肠有关，故治需用丹皮。

其次，他论述了肾气丸中使用丹皮的原理。他说：“肾气丸之治，在《金匮》中有四而皆涉及小便，与牡丹无涉者也，牡丹果何为者哉？”他分析说：“夫肾兼蓄水火，火不宣则水不行，水不行则火益馁。于是不行之水郁而生热，益馁之火暗而不燃。水中有热则小便反多，火中有寒则小便不利。水中有热，火中有寒，非牡丹色丹气寒味辛苦者，孰能治之？此桂附之壮阳，此黄水滋水，虽能为之开合，不能为转其枢，则牡丹之功不小矣。是方也，养阴之力虽厚，振阳之力亦雄；养阴之力厚，恐其水中之热延留，故必以牡丹泄阴中之阳者佐之。”他还认为，心交于肾而膀胱之化行，若心肾相交而有所阻碍者，则牡丹皮为在所必需。这样就把丹皮在肾气丸中的作用讲得很清楚了。

与桂枝功效的异同比较

邹润安说，牡丹皮与桂枝皆入心，通血脉中壅滞，但桂枝通血脉中寒滞，其性轻扬，沉寒痼冷未必能通；丹皮通血脉中热结，虽属根皮，为此物生气所踞，故积热停瘀虽至成脓有象，皆能削除净尽。

他还强调说明：“牡丹为物，非特主症坚瘀血留舍肠胃，即痈脓亦必涉肠胃者方可用矣。”他举例说：《本经》虽云牡丹皮主“疗痈疮”，但《金匮要略》中之排脓散，排脓汤、王不留行散皆不用：肠痈二方，则一用一不用。《千金方》治诸疔肿痈疽疮漏，皆不用；肠痈三方皆用之。

另外，他还以大黄牡丹汤证中有“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温经汤证中有“暮即发热，手掌烦热，唇口干燥”等为例，说明瘀血痈脓在大肠者必兼表证。因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主皮毛，大肠病必延及肺。此种解释既符合中医基本理论，而且也易于为人所理解和接受。为了论述丹皮药性及其主治的所以然，他分别引用了《素问》中的金匮真言论、大奇论和水热穴篇等篇。

总之，邹润安对牡丹皮的论述，无疑是较《中药学》所讲更深透而准确的，在现行的《中药学》和《方剂学》教材中，对丹皮的功效都没有明确强调或指出其“主癥坚瘀血留舍肠胃”的特殊功能，也就是没有突出其个性，而仅只是一般地叙述它有凉血清热和活血祛瘀的功效，这样就等于是远离了或者说没有重视《本经》对它的定性。一种药物，如果不明其个性，是难以准确而有效地加以运用的，而只能是泛泛地运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