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机，字省之，明代徽州祁门(今安徽省祁门县)人，生于明天顺七年(1463年)卒于明·嘉 靖十八年(1539年)，享年76岁．汪氏居住祁门县城内之石山坞（又称南山朴墅)．因而号“石山居士”，世称汪石山。

汪氏一生著作甚丰，计有《脉诀刊误补注》、《石山医案》、《重集读素问钞》、《运气易览》、《针灸问对》、《外科理例》、《痘治理辨》、《推求师意》(以上编为《汪石山医书八种》)、《本草会编》、《医读》、《伤寒选录》、《医学原理》等。有关汪机生平著作的考证，笔者另有专文叙述(载本刊2000年增刊)，本文就汪氏学术主张及临床思维作粗浅探析。

1 主要学术主张

1.1 营卫论

汪机的《营卫论》首先列举了朱丹溪关于气血的一些论述，指出丹溪“未尝专主阴虚而论治”；接着，汪机尖锐地提出：“何世人昧此，多以阴常不足之说横于胸中，凡百诸病，一切主于阴虚，而于甘温助阳之药一毫不敢轻用，岂理也哉?”这清楚地表明，汪氏的目的是针对当时滥用滋阴的风气进行纠偏，并提出甘温补气助阳的治疗主张。

为了避免与滋阴派正面冲突，汪机堪谓煞费苦心，他将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说解释为专论“人之禀赋”，“而非论治阴虚之病”；然后，说朱丹溪的“阳有余”是指卫气而言，“阴不足”是指营气而言，谓“营者，阴血也；丹溪曰‘人身之虚皆阴虚者此也，”这样就把朱丹溪的滋阴说引向了补营说。

接着，汪机又在营气的“气”字上大做文章，据《内经》气之“清者为营，浊者为卫”、“其浮气之不循经者为卫气”、“其精气之行于经者为营气”等论述进行发挥，提出了“营卫一气”论，把“补营”巧妙地转成了补气。他说：“是知人参、黄芪补气，亦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也；补营即补阴也。”这样，他就可用营气说来贯穿朱丹溪的滋阴观和李东垣的补气观，谓“丹溪以补阴为主，固为补营；东垣以补气为主，亦补营也。以营兼血气而然也。”又进一发挥说：“古人于阴字下加一气字，可见阳固此气，阴亦此气也。故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同一气也。”至此，阴、阳、营、卫、气、血归根结蒂都成了一个气字，补气也就成了最基本的原则。

可见，汪机的营卫论，关键是对营气的阐述，更明确地说是“营气论”，这是汪机补气培元思想的立论基础。

1.2 参芪说

汪机力倡补气，与他临床擅用人参、黄芪有密切关系。汪机对参、芪的运用有独到的见解和体会，他在《营卫论》中说“经曰，阴不足者补之以味，参、芪味甘，甘能生血，非朴阴而何?又曰，阳不足者温之以气，参、芪气温，又能补阳。故仲景曰，气虚血弱，以人参补之，可见参、芪不惟补阳，而亦补阴．东垣曰血脱益气．仲景曰阳生阴长，义本诸此，世谓参、芪补阳不补阴，特未之考耳。”此前王纶的《明医杂著》曾有《忌用参芪论》，发挥朱丹溪的滋阴说，力辨过服参、芪之害，汪机则作《辩(明医杂著忌用参芪论）》予以反驳，文中反复列举丹溪治疗血虚有火而“率以参、芪等剂治之而愈”的案例，来证明参、芪“不惟补气亦能补血”，不惟补火”亦能“泻火”的道理。可见，汪机用参、芪不仅是为了一般地补气，同样也考虑到补阴血的方面。重视参、芪补阴血的意义，是汪机用参、芪的一大特色，可启发人们全面地理解补阳补气与补阴补血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应用参、芪可能出现的偏颇，汪氏善以灵活的配伍变化来制约。《石山居士传》中转述汪氏的意见：人参虽温，杂于酸苦甘寒群队之中、夺于众势，非惟不能为害，而反为之用矣。”《病用参芪论》云：“又谓参、芪性温，只恐积温成热；又谓参、芪朴气，尤恐气旺血衰。殊不知有是病用是药，有病则病当之，何至于积温成热、气旰血伤乎?且参、芪性虽温，而用芩、连以监之，则温亦从而轻减矣；功虽补气，而用枳、朴以制之，则补性亦从而降杀矣。虑其滞闷也，佐之以辛散；虑其助气也，辅之以消导，则参、芪亦莫能纵恣而逞其恶矣。”可见汪机运用参、芪娴熟自如。

1.3 其它学术观点

诊脉方面，汪机在《外科理例》中批评了某些外科医生不重视脉诊，单凭疮之外形而论治的片面性，指出脉象是“气血之征兆”、“今之疡医多不诊脉，惟视疮形以施治法，盖疮有表里虚实之殊，兼有风寒暑湿之变，自非脉以别之，安得而察识乎?”在《针灸问对》中亦强调了“凡将用针，必先诊脉”的观点，批评“世之专针科者，既不识脉，又不察形，但问何病，便针何穴，以致误针成痼疾者有矣。”

对待运气学说，汪机主张“随机达变，因时识宜”，《运气易览》认为古人论述运气，其意是使人有所谨避而不致为其所中；纵使或被所中，亦使人知致病之因，不至于乱投药剂。指出运气可知而不必完全遵循，“百里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邦．寒暖各异”，“乌可皆以运气相比例哉!”批评马宗素、程德斋等妄谓某人生于某日，病于某经，用某药，某日当汗瘥，某日当危殆”，是“悖乱经旨，愚惑医流”。

温病方面，明代以前的医家对温病病因主要以伤寒伏邪为说（《肘后方》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之说，但所指已是温疫，金元刘河间等虽主火热病因说，但不以温病为名)。汪机将温病分作伏气温病、新感温病、新感引动伏邪三类，明确指出：“有不因冬伤于寒而病温者，此特春温之气，可名曰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伤暑相同，此新感之温病也。”这一见解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针灸方面，汪机基本上继承了朱丹溪“针法浑是泻而无补”的说法，主张疾病初起，元气未伤而邪气轻浅时，可用针剌除之；若病邪较甚，元气已伤者，则决非针所能治。因此，《石山医案》中“凡所疗之证，皆以药饵攻补，无仅用针灸奏功者”(《四库提要》)。但汪机较多地引述了灸法在外科的应用，亦本于丹溪治外科病“用火以畅达拔引郁毒”的主张。

汪机反对用灸法保健防病，认为“无病而灸，何益于事?”受灸处“肌肉为之坚硬”，“血气到此则涩滞不能行矣。”观点虽偏，但他观察到“一医为针临泣，将欲接气过其病所，才至灸瘢，止而不行”的现象，与现代经络研究发现的循经现象的可阻滞性一致，值得注意。

对针刺手法，汪机认为不能拘泥成规，并对《针灸甲乙经》等诸家针书所载“某穴针几分，留几呼，灸几壮”等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主张针刺深浅应遵照《内经》“病有浮沉，刺有浅深”的原则，“视病之浮沉而为剌之浅深，岂以定穴分寸为拘哉！”对留呼之说更是批驳道：“若依留呼之说，气至则可，气若不至，亦依呼数而去针，徒使破皮损肉，有何益于病哉！”

对一般针灸书上常讲的某穴主某病，汪机亦持批评态度，他主张“治病无定穴”，需“审经与络，分血与气，病随经所在，穴随经而取”。对子午流注拘于日时开阖和专用八脉交会穴的针法也提出了质疑。

2 补气培元、扶正固本的临床思维

汪机根据《内经》“邪之所在皆为不足”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等论述，主张扶正防邪，先固根柢。怎样扶正固本？汪机在《营卫论》中强调的是补营气，而他所谓的营气已兼气血阴阳，也就是人身的正气。补营气的主要药物是人参、黄芪，因而，他的补营实质上是“补气培元”。汪机又根据营气由脾胃水谷之气所化生，发挥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强调了营气与碑胃的关系，他认为“诸病亦多生脾胃”，而参、芪为“补脾胃之圣药”，这样，他说的营气，又接近于李杲所讲的脾胃元气。他所主张的“补营”，用他学生程廷彝的说法是“调元固本”，后人则习称为“培元固本”。虽然汪机力避温补之说，但他培元固本偏重温补阳气的实质显而易见。程廷彝在《病用参芪论》中就直言不讳：“邪气乘虚而入，又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人之安危皆由阳气之虚实也，……人之寿夭亦由阳气之存亡也”，“仲景之伤寒，东垣之脾胃，皆以阳气为主，而参、芪为所必用之药也。”

汪机的朴气培元固本思想反映在他临床的各个方面。譬如癫痫，朱丹溪主张“此症大率宜乎寻痰寻火而治”，而汪机则认为“痰火不能自生，必由中气不充，以致津液凝结成痰，郁而为火，且惊亦是气夺，邪乘虚入，皆中气亏败所致。治法必须调补中气为主，寻火寻痰为标。”(《医学原理·痫门》)又如对瘈疭，《内经》病机十九条谓“诸热瞀瘛，皆属于火，”汪机则认为脾虚可发瘈疭，提出“脾土多伤则土中之木发而为病，四肢为之瘈疭也”，宜补其脾土之虚，则肝木之风自息。（《石山医案》）

外科方面．他认为“有诸中然后形诸外”，“言内结而发诸外，皆是从虚而出也”。因此，他在《外科理倒》中强调“外科必本于内”，“治外遗内，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殆必已误于人”，而治内首先要调理元气，固其根抵，“填补脏腑令实”、“内托以朴药为主”，不轻用寒凉攻利之剂。他服膺薛己的《外科心法》和《外科发挥》，称赞其“论治亦皆一本于理，而予窃喜暗与之合”。薛己以擅长温补著名．论外科以治本为第一要义。薛氏的治本，首先注重的就是补脾土、滋化源。

痘科方面，其《痘科理辨》主“治痘必本气血”之说，认为气血若旺则正能胜邪，气血一败则邪反胜正，故以调养气血，托补为先；采用魏桂岩十六方，以保元汤（人参、黄芪、肉桂、甘草）扶阳助气为主，而力辩诸家用寒凉峻剂、以毒攻毒、妄汗妄下等之弊。

眼科方面，汪机同样贯穿固本培元的思想。他认为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目，“皆由脾气转输而致，苟脾气被伤，转输失职，而目亦无所受矣”，并认为“医不理脾养血、而从苦寒治眼，是谓治标不治本。”(《医学原理·眼目门》)

3 学术渊源及历史地位

汪机生当明代中期，正是丹溪学说盛行之时。元末明初最有影响的医家王履、戴元礼，均是朱丹溪的门人，明代中前期先于汪机的著名医家虞抟、王纶等也都是继承丹溪学说的中坚。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本是对南宋滥用《局方》香燥流弊的纠偏，丹溪学说盛行后，一些医家偏执丹溪滋阴之说，过用苦寒，戕伤元气，渐成新的时弊。

汪机所在的徽州地区，东临朱丹溪的家乡浙江，受丹溪流派影响极深，校编《丹溪心法》的程充和类集《丹溪心法附余》的方广就都是汪机的徽州同乡(休宁人)。

汪机处在丹溪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和地区，必然受到丹溪思想的巨大影响（某些文献把汪机说成是朱丹溪的“再传弟子”，系从汪机“私淑戴元礼”臆测而来，汪机与朱丹溪并无直接的师承关系，就私淑而言，单讲戴元礼也并不确当)。但汪机在对丹溪学说有较深接触和理解的同时，较多地看到当时一些株守丹溪滋阴论者矫枉过正的流弊。汪机的营卫论，由朱氏的苦寒滋阴过渡为甘温补气，成为明代中后期温补派的先导。

从形成补气培元思想这一点上来说，对汪机影响最大的当数李东垣的脾胃学说。李东垣与朱丹溪同为金元四大家，又是金元四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家。汪机的父亲汪渭尝曰：“东垣主于升阳补气，丹溪主于滋阴降火，若阴虚阳亢，当合东垣丹溪两法治之。”(见医学入门·历代医学姓氏》)这一揉合李、朱两家学说的主张，看来对汪机颇有影响，汪机的补营说，实际上是引李入朱，在朱氏补阴的名义下宣扬李氏的补气思想。不过汪机毕竟受到丹溪思想的熏陶，故在补气时较少配用升、柴、羌、防等辛散升发之品，而多与麦冬、白芍等清润之品配伍，从而兼顾了脾胃之阴，与李东垣擅用补脾胃、升阳气的风格有所差别。

除了李东垣和朱丹溪外，汪机博览群书、谦虚好学，对同时代的著名医家韩懋、薛己、魏直等新发表的学术观点，都能及时吸收到自己的著作中。《韩氏医通》曾举一人受《明医杂著》“人皆阴不足”说的误导而服补阴丸至数十年，以致虚胖气短，经“用辛热剂，决去滞余，而燥其重阴，方得平和无忌”的事例，来批判过用苦寒补阴的流弊，魏直的《博爱心鉴》，治痘“首尾俱以人参为主”；薛己则更是明清温补派的先行人物。汪机认为这些医家的主张“暗与己合”而大加采引，这对汪机形成并坚定补气培元的学术观点，无疑均有推助作用。

汪机的营气说和培元固本观点，通过他的学生黄古潭再传于孙一奎，孙氏创“命门动气”之说，将汪机的培元固本，从培固脾胃元气发展到注重命门元气，使培元固本的理论更趋全面和成熟。

明代前期医学上承金元四家之学，又以朱丹溪的滋阴学说最为盛行；后期则风行以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等为代表的温补学说。汪机所处的明代中期属过渡阶段，汪机的补营培元固本学说，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修回日期：2001—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