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仲方，名琦，字仲方（仲芳），上海市松江县人。生于1895年，卒于1968年。年幼家境贫寒，父母供其读至高小毕业，已属不易。迫于生计，先生13岁进商店当起学徒，然而从商始终非先生所愿。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松江名医张友苌的赏识，拜其门下，自此踏入杏林。夏氏悬壶五十余载，济人无数，大医精诚，倍受赞誉，解放后更投身于干部保健工作，蜚声中外。夏仲方临诊法宗张仲景，因活用和善用“经方”，被称为“经方家”。惜十年动乱，过早凋谢。

师承名医，弱冠扬名
1911年，16岁的夏仲方拜同邑十三世儒医张友苌（1871-1913）为师。张友苌，字绍贤，早年随嗣父侍诊，钻研医术，遍阅家藏医籍，手抄验方医案。嗣父去世后独立应诊，经治愈的险症颇多，声名日盛。辛亥革命期间，应孙中山之聘，为高级军政人员治病。孙先生亲书“博爱”二字赠与。

夏仲方先生聪慧过人，且勤学不倦，甚得张师器重，侍诊左右，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治疗杂病及急、重病症的经验，亦为病家所熟识。随诊三年，恩师身故，未及弱冠便应诊。夏氏以擅用经方，善治伤寒、妇科及疑难杂症而闻名乡里，声誉日隆。1930年代，西医对产褥热尚无有效医治方法，而夏仲方对不少病例治疗效果显著。有一产妇因难产作了手术，高热不退，一天内要忽冷忽热十余次，热时大汗透湿毛巾，体日虚弱，声音微细，请先生诊治，给以调养本力，扶正、祛邪、补血，病渐减轻，终于康复。因此当时松江凡有产妇高热症，产科医生都介绍请仲方先生治疗。夏氏精于脉理，临床屡凭脉察症结，断疑难。一高热病人，神志不清，吐血不已，面色萎黄，脉虚数。西医注射止血针与敷冰袋，均无效。夏先生凭脉辨证，吩咐去冰袋，病人家属有难色。他谓“今晚我可留此守候病人”，速去冰袋，服中药后不久果然血止热降，神智渐清，再服药调理而告愈。

1937年抗战爆发，夏仲方举家迁至上海避难，后在新安路141弄13号开业，名扬沪上。同乡一孙姓老翁素患肾炎，某夜发烧，次日就诊于夏氏处，他告其家属准备后事，后者不信其言，再延西医治疗。夏仲方前去探望，临别慎重嘱咐，病人不能过午夜。当相邻的教堂鸣钟十二之际，孙翁猝然停止呼吸。全家人惊其判断病情之准确。

“经方”大家，学术开明
仲方先生治学严谨，博览医书，上溯《内》、《难》，旁及诸家，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他对《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研究尤深，几乎手不离卷，点滴心得，随手摘抄，日历纸、便签甚至香烟包装纸的背面，都留下他的墨迹，有些虽仅只字片语，还有些字迹潦草，却都透出他顿悟的欣喜、思考的闪光。他评价《伤寒论》：“伤寒论之所以能为古今中外医家甚为推崇，在于仲景运用实际例子，来阐明古医经的理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而且在实践中发展了仲景自己的心得……要知仲景的中心思想，在于八纲辨证论治。至于六经证候分类，乃是八纲辨证的具体表现。” 夏仲方先生悬壶50余年，以善用经方，活用经方，古方今用而树名。他教育学生也多用经方。他常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伤寒论》是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伤寒论方剂不拘之于治疗伤寒，只须脉证符合，便可选用。” 例如，当归芍药散出自《金匮要略》，是仲景为“妇人腹痛”而设。先生临床不单用此方治疗妇科疾病，也常用于慢性肾炎虚证和急性肾炎后期，因本方为和血利水剂，“凡水肿病而见贫血、郁血现象者，皆本方所治。”夏氏处方不拘一格，却法不离宗，足见其对经方参悟之深。

夏仲方先生在学术上不讳中医之短，不妒西医之长，主张扬长避短，各取所长。他对西医的态度，可追溯到其师张友苌。张家世代业医，张友苌更是遍阅家藏医籍，手抄验方医案，善治险症，声名显赫。古有中医有门户之见而生妒，为学术观点相左而互诟；当时部分中医更将西医视为洪水猛兽。张友苌则不然，他与上海著名西医、中华医学会和全国医师联合会创建者之一俞凤宾互为知交，相互探讨，提高疗效。老师开明的学术观点，深深影响了仲方先生。抗日战争迁至上海市内后，先生对支气管炎、子宫炎症等西医病名已多有涉猎，50年代以后，身处西医医院，他切实感受到，要想让中医能真正体现价值，发展壮大，最忌固步自封。故在花甲之年，他认真学习西医知识，临床诊疗，重视科学检验，与西医密切配合，进行中医辨证施治，努力探求中西医结合的新路。在其记录的医院病案中，均有详细的西医查体和辅助检查的各项结果。60年代，他又走上了大胆探索中药剂型的改革之路。当时抗生素在全国处于紧缺情况，于是中药抗菌注射液成为努力的方向。他和科室同仁共同拟定了清热解毒药方，与上海中药联合制药厂合作，研制成中药复方注射液“抗601”。“抗601”是用金银花、黄芪等6味中药混合制成，用于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发热等疾病。这种经过新技术处理制成的中药注射液,符合制剂规定的要求，属国内首创，填补了中药没有注射液的空白。虽然受制于当时制药工艺的落后，产品的质量尚不能达到完全满意的效果，但这毕竟是中药改革的初步尝试，也足以说明夏氏革新求进的开明思想。

慷慨教育，致力传承
夏先生年少得益于名医传道，因此对教育很是看重。只要是一心向学之人，他都关心扶植；只要是有助于教育事业之事，他都倾力相助；只要是对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有帮助的，他都当仁不让。1936年，夏仲方已在松江悬壶20年有余，名噪一时，每日应诊不暇，也逐渐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于是他便在松江城内购得一块空地，建起了一座宫殿式风格的大楼，想作为新的寓所和诊所。这种购地建房之事原本在乡绅中司空见惯，本不足为奇。然而他所建的这幢楼，与当时的松江一中临墙之隔，时值松江一中正在扩建校舍，筹资新建教学楼、实验室及宿舍。此时夏仲方作出了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举动，他毅然将其新建的大楼和楼前的空地无条件的一并捐赠给了学校，因此得到了当时教育部的褒奖。松江一中将这幢大楼辟为图书馆，题名“仲方图书馆”，以此纪念这位名中医的慷慨之举。时至今日，松江一中百年校庆，夏氏当年逸事仍为师生们津津乐道，传为美谈。

夏仲方对中医人才的培养更是倾注心血。中医教育历来以家传和师承为主，民国时期随着各个中医专科学校的涌现，又多了一种院校教育模式。仲方幼年家贫，后拜于张友苌门下，得其亲授，故对师承教育青睐有佳。他选择门生并无门第之分，只要是有志学医，皆收用身边。他将大楼捐赠后，在松江松汇路上另租新居，招收生徒10余人，言传身教培养中医人才，受到地方人士盛赞。

解放后，全国掀起了“西学中”的热潮，对中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夏先生欣喜之余，也发现了其中一些问题，尤其反对“废医存药”的研究方法。对当时一些同志提出只研究中医验方，他批评到：“这样说法，也就是说拿出几张验方，医好若干病，就完成了中医分工研究的任务；而西医边学习、边研究的，也是这些验方，试想，这样的研究，是否妥当？我想，这不是边学习边研究，而是边观察边总结，这也失去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意义，成为单纯的追求药效了。使我怀疑中医的传统理论，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而再培养中医的接班人，似乎也是多余了。”类似事件，让他意识到了西医对中医认识上的误区，中医队伍本身也亟待提高，更担心中医后继乏人。因此，为了弘扬祖国医学，使后继有人，夏仲方又担负起了中医教育的职责。他在各种重要场合及各类中医学会会议上都阐述了学习中医的重要性。他曾兼任上海中医学院《内经》教研组组长，不辞辛苦的带教和培养学生；他还奔走于上海市及外地中医培训班为学员讲课。每次讲课前，他都会认真编写讲义，有时抱病在床上编写讲义。1956年，上海市中医学会面向西医实习医师，举办了“上海市祖国医药学术讲座”，夏仲方精心编写了“方剂”一节讲义，使实习医师们初步了解中医的内容，从而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对待祖国医学遗产的应有态度，为今后进一步学习中医、研究中医、创造有利条件。1957年1月，夏仲方在上海北京东路356号的中医学会大礼堂内，举行了《中医治疗结核病的基本方方薯蓣丸的分析》的讲座，剖析了张仲景此方的组方意义，提出了结核病的整体疗法，既在整理和研究祖国医学上提供了很多宝贵资料，又很好的配合了上海市防痨宣传工作的进行。听过他课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夏老讲课语言平实，却将中医深奥甚至一些晦涩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尤其对西学中的学员而言，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学习一门理论体系截然不同的医学并非易事，而夏老善于以唯物辩证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受西医及中医同仁赞扬。如他用“舌上何生苔：苔犹地上草。草茂知土肥，不毛识地瘠”形象的揭示了舌苔与胃气的关系。又如他在给学员们解释气色时，用木偶作比喻：“气含于皮肤之内，色显于皮肤之表，气是生动的，色是呆板的，布偶涂上色彩，谁也不会认为人者，就在于气。”

1959年，上海市华东医院内开展了西医拜中医为师的活动。历经民国时期中医被排斥、取缔、废止，夏氏犹感中医将迎来属于它的春天，激动万分，将其毕生经验倾囊相授，培养了陈玉英等一批学术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