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中医学的理论起源于我们的古人，是古人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出来的。

根据《山海经》记载：“河洛之鱼，食之，已痈。”意思是有一种鱼叫河洛鱼，吃了以后可以治痈疮。这是人们在实践中发现的。《素问·移精变气论》记载：“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意思是人天冷起来了就活动，天热起来了就躲到山洞里或树荫下面去。古人当时就这种认识，没有内忧外患。所谓内忧外患，就是没有焦虑，没有家里的繁琐事情，没有升官发财的欲望。此为“恬淡之时”，心里很安静，就是为了生存，故可“移精祝由而已”。“移精”就是移易精神，“祝由”就是说明你的病由，就是现在的心理疗法、精神疗法，把精神调整一下就可以治好病，就这么简单。后面又讲“当今之世不然……祝由不能已也。”意思是现在的人用“祝由”就没有效果了。这说明往古之人和禽兽住在一起时，就知道“移精祝由”是一种治疗方法，是他们在日常生活实际中摸索出来的。

再比如《说文解字》注释“砭”字，“砭，以石刺病也。”砭石就是最早的针，最开始古人用石头做针刺。《华阳子》中说：“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一系列的文字记载都说明我们中医的起源，中医理论的起源，中医知识的起源，都是来源于实践之中，是古人在实践中的不断总结，逐步认识。

第二点，中医的理论体系是古人在逐步认识总结升华之后发展形成的。

比如说中医学理论，在《内经》之前是极不完整的。《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最早的诊籍二十五则，是最早的医案记载，只能算是个案而已。到了《黄帝内经》以后，就开始形成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

我归纳《黄帝内经》有十大理论体系：第一是阴阳五行学说；第二是脏象学说；第三是经络学说；第四是诊法学说；第五是病因病机学说；第六是病证学说；第七是治疗学说；第八是针刺学说；第九是养生学说；第十是运气学说。我们现在的教材一般讲是九大学说，没有包括针刺学说。但我觉得“针刺”也是一大学说，因为针刺起源于《灵枢》。这十大学说就构成了我们中医学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我们中医学就是从《黄帝内经》开始，才有这完整的理论体系。而这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古人逐步认识并总结升华形成的。在《黄帝内经》之前，包括《扁鹊仓公列传》的诊籍，还有马王堆出土医书中的《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等，都是不完整的。只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逐步总结，才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神农本草经》是最早的药物学著作，虽然只记载了365种药，但却奠定了药物学说的基础。到了《新修本草》《本草纲目》就发展了很多，记载药物的数量达到了数千种。《伤寒论》《金匮要略》是从《内经》的基础上发展的，创立了辨证施治的完整体系。《伤寒论》的“六经”来源于《内经》的《素问·热论》，《金匮要略》的理论来源于《内经》的“病证学说”。

再比如说“八纲学说”，包括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内经》《伤寒论》中没有明确地讲，《金匮要略》中也没有明确地讲，但我们现在都讲“四诊八纲”，其实“四诊”在《内经》中讲了，《难经》中也讲了：“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另外，“八纲”说到底还是源自《内经》的。《素问·调经论》中记载有“阴虚则内热”、“阴盛则内寒”、“阳盛则外热”、“阳虚则外寒”。阴虚、阴盛、阳虚、阳盛，“阴阳”都有，“虚实”也有；外热、外寒、内热、内寒，“内外”、“寒热”也有，“内外”就是“表里”。其所包含的阴、阳、虚、实、内、外、寒、热，不就是“八纲学说”吗？可见“八纲学说”的原型就是出自《黄帝内经》。

所以“四诊”“八纲”的原型还是出自《黄帝内经》。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医理论是逐步形成和发展完善的。

再比如“三因学说”，即内因、外因、不内外因，通常都认为这是陈无择讲的，其实也是源自《内经》的。《素问·调经论》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这就形成了一个“内因”、“外因”的理论。《金匮要略》说：“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这就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再发挥了一条，就形成了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的理论。陈无择只是把这三条取个名目而已，其实这些都是古人的东西。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医基础理论是古人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发展、升华、总结出来的。

第三点是中医与“巫”的关系。

有人说：“中医与巫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医起源于巫。”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中医理论还没有发展形成体系之前，我国古代的确“巫”比较盛行，人们敬菩萨、求神、烧香、磕头，祈求消除疾病。后来，随着医学知识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巫”是骗人的，于是就要发展“医”。“医”和“巫”就开始形成了对立。在“巫”盛行时，“医”被“巫”所激发而发展，甚至可以说最初是“巫”促使了“医”的发展。

其实，中医是不信“巫”的。《扁鹊仓公列传》中有“六不治”，其中第六条不治就是“信巫不信医，为第六不治”。《素问·宝命全形论》中记载：“道无鬼神，独来独往。”“道”就是指医道，医道是没有鬼神的，独来独往的。这话说得很“硬”，就是坚决反对鬼神论。《素问·五脏别论》中记载：“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意思是被鬼神所束缚的人，不要和他讲医学道理。由此可见，中医与巫是格格不入的。

中医学理论不是一个单独的学科理论。就拿《黄帝内经》来说，张景岳说：“《内经》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所以古人认为《黄帝内经》是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涉及很多方面。

第一是文学。像《内经》《难经》《伤寒论》及《金匮要略》，都受先秦文学的影响，我们的古人写书都是很有文化功底的。为什么我们后人读这种书有困难呢？是我们文化功底不够。所以我们中医高等院校开设的《医古文》课，就是一把读书的“钥匙”，就是为提高阅读古典医籍的能力而开设的。所以，搞中医的人要学一点文字方面的基本知识，这样才能了解古代文化。

中医学和文学是分不开的。《内经》中许多文辞都是相当文雅的。比如我随便举个例子，《素问·天元纪大论》中说：“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文彩相当好。有人认为《素问·天元纪大论》是唐代王冰所作，姑且不论是不是王冰写的，文辞功夫的确非常好。

我认为中国历代医学家中文辞功底最好的当推明代的张景岳。张景岳的《类经》《景岳全书》，尤其是《类经》中全是赋体文章，所以他是我们中医界的一个大才子。当然，后代也有不注重文辞的，比如清代有个别的医学书籍，讲了许多俗话。但是总的来讲，中医首先必须是“儒”，先“儒”而后“医”。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名医，都是这个规律，先“儒”而后“医”。

第二个就是哲学。中医是讲究“辩证法”的。中医治病一定要辨证，中医讲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以及认识自然界的万物，都是讲究“辩证法”的，这就体现在始终贯穿的哲学思想。中医的阴阳对立统一的理论，阴阳升降出入的理论，阴阳寒热的转化理论，中医认识物质与运动的关系，认识形与神的关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都离不开哲学的思想，哲学的方法，与哲学是分不开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医认识天地之间、宇宙万物、昼夜之间、四季循环之间、人体内外、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讲“辩证法”的。尤其是辨病证时，为什么来个“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无非就是讲“辩证法”。

第三，中医学与军事、数学、天文、地理等各学科知识也相关。徐大椿有一句结论性的话是“用药如用兵”，确实是这样。我经常讲，如果这个病我看准了，我要遣一个什么方，这个方就是我派的“部队”。这个方由哪几味药来组成，里面谁为主，谁为次，谁是带路的，谁是帮忙的，就是君、臣、佐、使。我还要加一点什么力量进去，这不是调节的药吗？我经常说看病就好比打枪，瞄得准不准，就是我们诊断和辨证的功夫，功夫到家了，就“瞄得准”，功夫不到家，就“瞄不准”。瞄准之后，我的枪要好，“枪”就是我们的方，用的药就是“子弹”，“枪和子弹”必须要到位，方药到位了，病就治得好！我经常给学生讲，当医生就好比公安局破案，案件发生在长沙，而罪犯跑到武汉去了，如果你没搞准，以为罪犯在湘潭，派警察去湘潭，岂不是南辕北辙？虽然这个举例不是十分恰当，但却形象地反映了中医辨证的实质。所以我们中医看病一定要分析、判断、用药、用方，跟用兵是一致的。在《黄帝内经》里面，数学、地理、天文、物候、气象等知识都具备。比如说数学，《内经》中的《灵枢·九宫八风》就是讲数学，《素问·六节藏象论》讲历法，运气七篇大论是讲气象、讲物候，《素问·异法方宜论》是讲地域差别的，真是包罗万象。所以，学中医不仅要有古代文化基础、哲学基础，还要了解天文知识、地理知识、人情知识，这些知识都要具备。

我们中医有“三因制宜”学说，即“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在陕西短期逗留，发现当时有些当地人不象我们南方人一样经常洗澡，所以他们偶尔在澡堂泡澡的时候，一搓身上的黑泥就下来了，吓得我不敢下澡池去洗了，只得每天拿半桶开水，兑上冷水后在厕所冲澡。看到我每天都洗澡，西安的一位老师就笑我：“熊老师，你为什么这么瘦，我给你找出原因来了，你天天洗澡，把元气都洗完了。”我回敬他：“你们不洗澡，所以你们多一层腠理，就不容易感冒，因为外邪打不进去。但如果一旦外邪打进去了，就不容易出来。于是我悟出一个道理，为什么吴鞠通发明桑菊饮、银翘散，是出自江南的关系。而桑菊饮、银翘散对你们这儿的人可能不起作用，因为你们西北人不洗澡，有多层腠理，外邪不易出去，所以你们必须用麻黄汤、荆防败毒散。”大家哄堂大笑！我虽然是开玩笑，但这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要“因地制宜”。

再讲“痹证”这个病吧！“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这是古人讲的三种“痹”。可是从我几十年的临床实际接触来看，长江以南的痹证大概十之七八是湿热，十之二三才属于单纯的风、寒、湿痹。长江以南的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大多为湿热型，所以临床上用的方绝不是单纯的防风汤、乌头汤、薏苡仁汤，而是绝大多数用吴鞠通的“宣痹汤”、《医宗金鉴》的“加味二妙散”、朱丹溪的“四妙散”。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地域使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