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经》子母补泻针刺理论评析（赵京生）

求道

时间：2022-08-22

【摘要】《难经》提出子母补泻法，论述其治则、原理和用例，为针灸选经用穴的重要理论方法。但对其原理与价值，历来解释不一、褒贬两极。本文基于古今研究认识的归纳综合，从经脉腧穴的五行化、子母补泻法则、子母补泻治法、五输穴的子母补泻等方面，分析其立论依据、理解与分歧要点，评价其理论意义与方法价值等。

【关键词】《难经》五行子母补泻五输穴针刺理论

《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为中医经典著作，以问答形式阐发《黄帝内经》为主的古医经要旨，其突出特点是以五行立论，体现于概念、理法等方面的学术观点独树一帜，深刻影响着中医基本概念理论及诊治方法原则的形成与发展。其中，也广泛涉及针灸理法内容，首见于此的针刺子母补泻法，包括治则、方法、原理等，其独特的选穴方法，不仅直接关系临床用穴，还蕴含对经脉、腧穴特性等的认识。因此，子母补泻法为古今医经研读、理论诠释的焦点之一，但对其方法原理的理解、理论价值的认识，历来解释纷纭、态度有异，也是针灸学中一个理论疑难。本文在梳理相关条文第十八、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九、八十一难的基础上，归纳这一问题的方法、原理、要素等有关内容，综合有关古今认识，予以分析和评价，以期能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一、经脉腧穴的五行化

子母补泻法建立在五行理论基础上，将经脉和腧穴与五行配属是运用这一方法的前提，《难经》对此有具体论述。

（一）经脉的五行化

《难经》中明确地直接论述经脉的五行配属，是第十八难。

十八难曰：“脉有三部，部有四经。手有太阴、阳明，足有太阳、少阴，为上下部，何谓也？”

然。手太阴、阳明金也，足少阴、太阳水也。金生水，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也。足厥阴、少阳木也，生手太阳、少阴火，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为上部。手心主少阳火，生足太阴阳明土，土主中官，故在中部也。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养者也。

其所建立的十二经脉与五行对应关系，是将阴阳经脉按表里经分为六对，其中手少阴、太阳和手心主、少阳两对都对应火行。其他四对经脉分别与相应五行对应。具体如下。

金：手太阴、阳明经

水：足少阴、太阳经

木：足厥阴、少阳经

火：手少阴、太阳经，手心主、少阳经

土：足太阴、阳明经

此条是以五行特性解释（经脉）脉动点分别在身体上下不同之处的道理，末句“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养者也”提示十二经脉之间关系也按五行生克关系建立。

（二）五输穴的五行化

对五输穴五行属性的规定与解释，主要在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难，为五输穴的运用，尤其是为子母补泻法提供基础。

详述五输穴与五行配伍完整内容的，是第六十四难。

六十四难曰：“十变又言：阴井木，阳井金，阴荥火，阳荥水，阴俞土，阳俞木，阴经金，阳经火，阴合水，阳合土，阴阳皆不同，其意何也？”

然。是刚柔之事也。阴井乙木，阳井庚金。阳井庚，庚者，乙之刚也。阳井乙，乙者，庚之柔也。乙为木，故言阴井木也。庚为金，故言阳井金也。余皆仿此。

据此，阴经为井木、荥火、输土、经金、合水，阳经为井金、荥水、输木、经火、合土。这样配属的结果，不仅本经五输穴之间为五行生克关系，阴脉与阳脉之间的五输穴也形成五行生克关系。对这样配属的原因，《难经》也有解释，但并不清晰。

六十三难曰：“十变言：五藏六府荥合，皆以井为始者，何也？”

然。井者，东方春也，万物之始生，诸蚑行喘息，蜎飞蠕动，当生之物，莫不以春而生。故岁数始于春，日数始于甲，故以井为始也。

五行配四时，是以木配春，春为一年四季之首，此序代表着天地之气循环运动的恒常。五输穴之井荥输经合，是以井穴为始，所以以木配井穴，人与天地同序。但这只是五脏阴经五输穴的五行配属，六腑阳经五输穴则据此另行确定五行属性，以合于阴与阳、脏与腑的相反相成的特性与关系，这是基于五脏为中心的观念。可见五输穴的五行属性多是从理论观念推演而来的一种规定。但《难经》在这种关系上，形成一系列特殊的应用方法与理论，主要为五输主病、补泻刺法、井荥用穴、四时用穴等，影响深广，若不加辨析地照搬，无异于盲目实践。（有关五输主病及与四时关系等，限于篇幅，已另文探讨）

二、子母补泻法则

六十九难曰：“经言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实不虚，以经取之，何谓也？”

然。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当先补之，然后泻之。不实不虚，以经取之者，是正经自生病，不中他邪也，当自取其经，故言以经取之。

“经言”指引文来源，“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实不虚，以经取之”内容见于《灵枢》，主要出现在“经脉”篇，作为针灸治疗原则列于每条经脉之下，如：

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但文字略有不同，原文“实”作“盛”，“盛虚”本指颈部人迎脉与腕部寸口脉的搏动程度及二者的比较，具体治法是补泻表里经（详载于《灵枢·终始》）。表里经补泻法基于阴阳理论，根据阴阳消长原理，体内的阴阳之气，阴消则阳长，阳消则阴长，反之亦然。体内阴阳之气的盛虚通过诊察脉动来判断，即“持气口人迎以视其脉。……气口候阴，人迎候阳也”（《灵枢·四时气》），“气口”（这里指寸口）脉候阴气，人迎脉候阳气。若为手太阴经病症，诊脉而见寸口脉动盛于人迎脉，则属手太阴经之（阴）气盛，而其表里经手阳脉经之（阳）气相对为虚，治疗方法应泻手太阴经，同时补手阳明经；如果两处脉动相比没有明显偏盛，则只取手太阴经治疗即可，而无须补泻表里两经。

“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是子母补泻原则，这种方法不见于《灵枢》《素问》，而出现于《难经》，第六十九难即以之解释《内经》的虚实补泻，实际是针刺虚实补泻理论与方法的一种后来发展。其方法，基于十二经脉、五输穴的五行化，经脉之间、五输穴之间构成五行生克关系，据此形成两种具体方法：经脉之间子母补泻法和五输穴之间子母补泻法。

三、子母补泻治法：泻火补水

七十五难曰：“经言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何谓也？”

然。金木水火土，当更相平。东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实，金当平之。火欲实，水当平之。土欲实，木当平之。金欲实，火当平之。水欲实，土当平之。

东方肝也，则知肝实；西方肺也，则知肺虚。泻南方火，补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胜火，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故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经曰：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此之谓也。

（一）语境限定下的“子母”所指与治法用意

“泻南补北”是《难经》提出的著名治法，可以说是五行理论指导形成的治则治法的代表。“泻南补北”即泻火补水，方法明确，但对其原理，由于五行之间关系复杂，相互都有关联，原文治法的用意究竟落实于哪些五行关系，往往理解不同，因而历来解释不一，成为一个理论疑难。

笔者认为，要确定原文具体所指，不能脱离其语境。本难所论肝实、肺虚的情况及泻南、补北的治法，涉及五行中的木、金、火、水。对这四行的相生关系、子母所指，原文有特别说明，“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围绕“木”而言子母，可知所论治法针对的是木（实），也就是限定本治法涉及子母的具体所指。据此，下文“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仍是以“木”为核心，当分别对应上文“木之子”火、“木之母”水。而本难未明言的其他母子关系如水为金之子等，则不是其治法的用意所在。也就是说，尽管五行循环相生之序使邻行之间都构成母子关系，但本难子母（及虚实）却不是泛指。原文中具有说明性质的“水胜火”旨在明确补水治法的直接用意在水克火，对理解其下文“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非常重要，水为木之母，而“补水”治法却是从水克火关系角度而设，火被抑制，则木盛亦减，达到补木之母（水）而间接使木虚的目的。故徐灵胎《难经经释》指出：“子母二字，诸家俱以木为火之母，水为金之子为言，义遂难晓。观本文以‘水胜火’三字接下，明明即指上文木之子、木之母也。”[1]

对本难的确切理解，还与第六十九难有关。如徐灵胎曾指出两条原文所论治法上的“矛盾”，但不明其原因，“又按：六十九难云，虚则补母，实则泻子，今实则泻子、补母，虚则反补其子，义虽俱有可通，而法则前后互异，未详何故”[1]。就五行理论来说，生克乘侮、子母关系等都是明晰的，各种关系的各自性质也是一致的，根据其理论、关系而建立的治则治法自是依顺、反映其内在既有关系，而不应出现错乱。反倒是因五行之间关联复杂，关系错综，对每行的关联及各行之间关系的具体解读会因角度不同而异，或混淆不同内容性质而致误。所以，搞清这两条原文治法与依据的异同，应是正确通解二者的关键。简析如下。

（1）第六十九难“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所论病证与治则是：单行之病；单治一行的子或母。（若以木行为例，即木虚补母水，木实泻子火）

（2）第七十五难之“肝实、肺虚”“泻南方火，补北方水”“水胜火，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等。

所论病情与治法是：相克两行之病（即木实金虚）；并治一行的子和母，即泻木子火、补木母水。治法思路为，泻木子火，而使木虚；补木母水，实意在水克火，而使木虚，且火衰也不能克金。这样，通过补泻木的子母，治木实而能治金虚。所以，“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的具体含义限定在“水胜火”前提下，提示读者补水的用意所在，因而此句所论子母内容不可做泛化的普适性解释，否则就会歧义迭出。

所病木实金虚，按照“木欲实，金当平之”的相克关系，本应以金克制木（治金以治木），但却治以“泻火补水”，可知实为通过治木而治金，这种更为间接的治法的目的是不直接以金平木，所以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滑寿《难经本义》注引“四明陈氏”语：“所谓金不得平木，不得径以金平其木，必泻火补水而旁治之，使木金之气，自然两平耳。”[2]对这一点，笔者认为还要体会原文所引“经言”内容是从方位角度言说，而《难经》只从五行理论的解释，并未尽显其用意。“东方，肝也”“西方，肺也”意在提示二脏特性合于、体现所属方位的天时地理特性，即东方为春，阳气生发，万物萌动、生长，肝脏合之而气易盛；西方为秋，阴气始生，万物结实、凋零，肺脏合之而气易虚。在五行关系中，金克木，木易实的活动趋势是由金制约着，达到金-木的平衡，所以说“木欲实，金当平之”。如果失衡，就导致肝实肺虚之木（反）侮金。因此，从脏腑特性及五行生克乘侮的复杂制约关系来说，肝实与肺虚都不是简单的二脏同病，而有一定的因果性影响关联。“泻火补水”正是基于上述复杂关系的间接治法，不直接治肝木，也不径治肺金，所以说“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此之谓也”。南宋李駧《黄帝八十一难经纂图句解》解释直白，“肺虚在于肝实，则要泻火补水”[3]。清代任锡庚别有一种解释，即基于对五行相互制约原理的理解，“东方肝也，则知肝宜实；西方金也，则知肺宜虚。如此则肝木不为肺金所侵害，其理明矣。泻南方火，补北方水，即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理”[4]。将木实金虚视为一种常态，而泻火补水亦是对常见机体病况的一种应有治法，其释义虽然与经文所论原理不尽贴合，却跳脱一般理解而另辟视角。

（3）子母补泻是间接治法，利用五行生克关系，从所病一行的生克相关行而治。六十九难是较简单病情的间接治则，依据相生关系，具有普遍意义，可谓常法。第七十五难为较复杂病情的复杂间接治法，依据相生和相克关系，属举例性质的具体特殊情况。

（4）据上可知，解读“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与“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必须分清二者所论情况的不同性质，区别二者“虚实”的不同所指。前者论病变之治，“虚实”指病证性质；后者论相生关系的影响，“虚实”为母子相互影响之损益。因此，这两条原文，用字有相同之处而具体含义有别，内容虽相关而性质有异，不可混同或相互代入去解释。否则，不仅会使对第七十五难的解释陷入歧义繁多而实无确解的境地，还会影响对第六十九难的正确理解。

（二）历代主要诠释及其理解要素评析

历代对第七十五难中有关因素的关注及相应诠释角度不同，而解释不一，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方位四时。宋代丁德用注意到原文中方位四时与五行关系的因素，“四方者，五行之正位也，其王应四时”[5]。从对金行的影响角度解释治法原理，“南方火实，胜西方金”，“当先泻南方火，实即还北方水，肺金得平”[5]。清代任锡庚指出：“文固以四方立言，而大义则应于人身脏腑也。”[4]

（2）从“土”行解释。原文中并未论及于此，后人据土生金关系推演出补脾土治法，影响深远。较早者如《难经集注》引杨注，“须泻心……又补于肾……然后却补脾气，脾是肺母”[5]。虞庶、李駧等皆从之。元代滑寿则认为《难经》无补土之意，“补水，一则以益金之气，一则以制火之光。若补土，则一于助金而已，不可施于两用，此所以不补土而补水也”，“泻火以抑其木，补水以济其金”[2]93。后人从补水以实金角度的解释，甚至强调补水用意的理解，如明代熊宗立《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明代孙一奎《医旨绪余》、清代丁锦《古本难经阐注》（第十二难）等，皆是上述认识，尤其是受滑寿解释的影响。民国黄竹斋《难经会通》“夫东方之实，则因于西方虚也”[6]的主张则是这一诠释思路的延伸结果，且影响至今（如迟华基等《难经临床学习参考》按语：“更注重补母”[7]）。此外，基于上述理解，第七十五难末句“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往往被视为对补虚（补肾水）重要性的强调。然而，无论是语气还是论理，都不体现此意，笔者认为，这是对其治法思路的强调，常法固然重要，但还需知变通，掌握变法（金虚治以补水的复杂间接治法），如滑氏引九峰蔡氏语“盖为知常而不知变者之戒也”[2]93。元末明初医家王履《医经溯洄集·泻南方补北方论》也指出：“所谓不治之治也”，“不补土，不补金，乃泻火补水使金自平，此法之巧而妙者”[8]。徐灵胎谓之“不可止取一经以为补泻”[1]。

（3）删改文字。原文“故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滑寿认为此句（在五行关系及治疗原理上）于理不通，提出“‘不’字疑衍”[2]92。南京中医学院编《难经校释》则据此径删“不”字。[9]但不同认识早已存在，如明代孙一奎在《医旨绪余》中已指出：“‘不’字非衍，《难经》所谓‘不’者，乃姑息之谓。不径以金平木，故有泻火补水之治。”“谓互相平制，不直令金以平木也。”“此围魏救韩之意，不平之平，乃所以平也。”[10]五行之间关系是复杂多重的“互相平制”，如果直接治金而以金制木，于理虽然无不可，却只是相克的单一关系角度的调整；泻火补水则是根据多重影响关系，进行间接的却是整体的制衡治法。

（4）子、母所指。五行相生关系的两行为母子，则木火土金水依序相生循环，递为母子，所以，基于五行理论设立的具体治法，其中子母所指本是具体的、限定的，否则就无意义（也无确解）。后人对泻火补水治法原理的解释不一，与对该难所及子母所指的不同理解有很大关系。正如徐灵胎指出的，“子母二字，诸家俱以木为火之母，水为金之子为言，义遂难晓”。他认为，“观本文以‘水胜火’三字接下，明明即指上文木之子、木之母也”。此或受王履的启发，“‘水胜火’三字，此越人寓意处，当细观之，勿轻忽也”。“火为木之子，子助其母，使之过分而为病矣。……惟有补水泻火之治而已。……盖水为木之母，若补水之虚，使力可胜火，火势退，而木势亦退，此则母能虚子之义，所谓不治之治也。”[8]晚清叶霖《难经正义》亦同，“观上下文义，则此子母两字，皆就肝木而言，抑木即所以扶金也”[11]。民国张山雷《难经汇注笺正》认为：“灵胎以本文‘水胜火’三字，而知为指上文木之子母，引证甚确。”[12]因此，“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句中的子母所指也应与其上文一致，而不具普遍性。但有一点需要指出是，此处子母应是指木行与生我、我生行的关系，即水木之母子、木火之母子，而不是专指（即不是“子”仅指木之子火，“母”仅指木之母水）。徐灵胎、张山雷都是以子母专指（火、水）之义解释泻火补水的具体用意，如徐灵胎释“水胜火”，为“木之母胜木之子也”，“水克火，能夺火之气，故曰母能令子虚”[1]，从母子关系跨到祖孙关系的解释，恐怕难以成立。对经文子母及其补泻原理解释得清晰简洁者，当推清代黄元御《难经悬解》：“火者木之子，子能令母实，故泻其子。水者木之母，母能令子虚，故补其母。泻火补水，使木气不实，则金得平之矣。”[13]

（5）五行之理与治法（作用）之理。对泻火补水具体原理的解释，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对“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含义及关联的“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的理解。二者内容的性质是否相同？如果将“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理解为治法作用，对于金虚，就会有补水以实金（“子能令母实”）的解释，但却不合于“虚者补其母”，也就会疑问原文为何没有提及补土以生金的治法，而“补充”之。直到元代滑寿《难经本义》才明确从原理性质的角度区别二者，“是各有其说也。母能令子实，子能令母虚者，五行之生化；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者，针家之予夺”[2]。所谓“五行之生化”即五行相生原理，乃正常活动，相生之序为递相促进作用的关系，所以母使子充实，逆向则子使母虚损。所谓“针家之予夺”即针刺补泻治法，补母泻子是以促进或抑制其子或母行而对本行产生作用，但对具体原理解释得清晰简洁者，却非滑氏，而当是黄元御《难经悬解》（见前）。因此，“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是说母子两行中异常变化的相互影响作用，为“针家之予夺”的（治法）依据。因此，第六十九难与第七十五难的子母之论“是各有其说”，混淆则生矛盾而困惑。现代有关诠释中，笔者认为以凌耀星主编的《难经语译》[14]和《难经校注》[15]最为可参。

（6）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难经》以五行立论为特点，子母补泻治法是其中较突出之例，从上述可见，尤其泻火补水治法及其原理，影响理解的因素虽不止一端，但根本的还是所据五行理论本身，五行关系的复杂与多向可以使之有多种的、不同的甚或相反的解释。或许正因于此，清末民初经学大师廖平对其评价甚低，“大抵针灸伪说以子母为巨谬”[16]。张山雷对其中问题也多有指出和深刻评析，“此举木实金虚之宜于泻火补水，以助金气，使得平木者，以为之例，见得五行生克之真。盖亦只凭理想而推测之，非谓凡治百病者，皆当奉此为一定之不易之法也。子母二者，据本文‘火者……木之母’两句，确即指木之子母言之。昔人以水为金子作解，更嫌迂曲。……此节补泻，盖泛言治病之一理，似于刺法无涉，故全文亦未见一‘刺’字”[12]。（但在第八十一难中，确实提到肝肺虚实的针刺治法，“假令肝实而肺虚，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当更相平，当知金平木。假令肺实而肝虚微少气，用针不补其肝，而反重实其肺……”。）现代的有关诠释，却多去圆通，如《难经译释》谓“本病乃属心肝之火有余，而肺肾之阴不足”[17]，将原本泻南补北的间接治法，从心火有余、肾阴不足的病证去解释。更早者有日本草刈三越的《难经正意》，“东方实四句，当言虚劳证因也。盖劳极病，其因肾水虚惫而不能制火，火已亢，则肺金受克而兹虚；肺金既虚，则肝木无所畏而日实……”[18]这种“我注六经”式强行赋予的临床意义，价值何在？牛兵占《难经译注》则直言：“此难以五行生克论其补泻，纯属五行游戏，与临床客观实际无涉，不足为论。”[19]对子母补泻这样的治法、依据及原理能有所质疑，方为不失理性的认识态度，对转换研究视角、进行探索性思考实有促进作用。

四、五输穴的子母补泻

（一）常法：经脉脏腑（病）的子母补泻选穴

七十九难曰：“经言迎而夺之，安得无虚；随而济之，安得无实？虚之与实，若得若失，实之与虚，若有若无，何谓也？”

然。迎而夺之者，泻其子也；随而济之者，补其母也。假令心病，泻手心主俞，是谓迎而夺之者也；补手心主井，是谓随而济之者也。所谓实之与虚者，牢濡之意也，气来实者为得，濡虚者为失，故曰若得若失也。

《灵枢·九针十二原》论针刺补泻：“逆而夺之，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迎之随之，以意和之，针道毕矣。”《灵枢·小针解》释为“迎而夺之者，泻也。追而济之者，补也。”本难则是以后来所出子母补泻理法对这部分经文的再解释，“迎而夺之者，泻其子也，随而济之者，补其母也”为对第六十九难子母补泻原则的运用，举心病之例，说明具体方法。心为火，心（经）病，取心包经代心经（基于《灵枢·邪客》“故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包络者，心主之脉也，故独无腧焉”一类的认识），实证当泻子土，五脏阴脉五输穴中“输”属土，故“泻手心主俞”（俞，同输）；虚证当补其母木，阴脉五输穴中“井”属木，故“补手心主井”。其法：以所病经脉的五行属性为据，确定所补泻的子母为本经五输穴（井木、荥火、输土、经金、合水）的一行。此为本经子母补泻法，后世还发展出异经子母补泻的方法。

五输穴，特点是位于四肢肘膝以下，多数穴对头身、体表及脏器的病症具有远隔治疗作用，从指端到肘膝的井、荥、输、经、合之各类穴又因所在部位不同而主治各异，其中阴脉之“输”穴、阳脉之下“合”穴，分别为五脏病与六腑病的主治要穴（主治五脏病的“原穴”，即五输穴中阴脉之“输”）。仍以心病为例，应选主治心病的原穴，即五输穴中“输”穴，为心经神门穴、心包经大陵穴，选穴的根据是腧穴的主治特点与范围。但是，按照本难的方法（姑且不论经脉与腧穴的概念各有所指，性质完全不同），选穴只是根据五行相生关系，则心病虚证不是选心之原穴即“输”穴，却是选指端之“井”穴。稍有针灸实践经验者，都能看出这种方法并不符合临床实际。

（二）特殊：以荥泻井的代用穴法

七十三难曰：“诸井者，肌肉浅薄，气少，不足使也，刺之奈何？”

然。诸井者，木也，荥者，火也。火者木之子，当刺井者，以荥泻之。故经言：补者不可以为泻，泻者不可以为补，此之谓也。

该难提出“当刺井者，以荥泻之”，阴脉井穴属木，荥穴属火，火为木之子，按照“实则泻其子”原则，母（木）实则泻子（火）。所以这是本经五输穴之间的子母补泻选穴法。

为什么不直接刺井穴？主要原因即如原文所说“肌肉浅薄，气少，不足使也”，位于指端的井穴肌肉薄少，而“气藏于肌肉之内，肌肉少则气亦微”（徐灵胎《难经经释》）[1]93，“气少，不足使为补泻也”（滑寿《难经本义》）[2]91，难以进行补泻调气的刺法操作（如提插捻转）。因此，当病情需要选井穴时，就以五输穴中距离最近的荥穴来代替。从这一点来看，虽然此法依据的子母补泻原则具有普遍性，但具体到井荥二穴则是特殊之例，其他五输穴的所在部位并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滑寿指出：“详越人此说，专为泻井者言也。”[2]91至于认为此法可以类推者，如宋代丁德用说：“肝木气虚不足，补其合”[5]；滑寿附和，“若当补井，则必补其合”[2]91。对此，张山雷并不认可，指出“注家且谓补井当补其合，更是涂附无理，独不思合之与井，隔绝最是辽远”[12]158，抓住了关键，因为五输穴中的“合”穴，都位于肘膝关节或附近，与位在指端的井穴相距很远，二穴不在肢体的同一节段，故所主病症也差异极大。

这种代用源于针灸实践经验。针刺井穴，多用于病势急迫的实热证或神昏，多是刺出血，用于泻热或醒神开窍，属于泻法。所以，这里以荥穴代替井穴而用时，仍是从泻法言。且由于二穴部位相邻，井穴在指端，荥穴绝大多数都在指趾部，距离靠近，而输穴的主治病症与其所在部位相关，荥穴主治范围也多是热证、急症，所以二穴有相同或相似的主治病症范围。推导而出的“补井则必补其合”虽然基于子母补泻原则，却不过是理论推演的纸上谈兵，不符合临床实际情况，缺乏实践基础。因此，本难以荥泻井的意义，并非应刺泻井穴时须取荥穴代之，而是要根据腧穴所在及其主治特点，视临床情况而灵活选用。本难只言井荥二穴，有实践经验的特殊性，因而实际也有限定性，同时，对认识腧穴主治规律和选穴方法也有一定启发性，在这层意义上，本难可说是五行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一种针刺选穴的新创理法。

对《难经》有关针刺子母补泻内容的性质，凌耀星概括为“以五行生克规律为指导的整体防治观”，指出“尤其突出在运用五行生克规律指导针刺的防病与治病原则，为《难经》以前现存古籍所未见”，认为“虽属举例，而能启示读者，举一反三，树立整体联系的防治观点，和随机灵活的思维方法”[20]。这种站在中医学术理论观念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不纠缠于具体内容，而重在从“整体联系的防治观点”和“灵活的思维方法”上领会其精神的观点，是较为公允、稳妥的。从《难经》这些论述对针灸专业理论和临床运用方法的深远影响来看，还需要分析其依据与价值，具体说明其“不情不实”[20]内容的性质及谬误，方有利于对针灸理论本质意义的认识，及针灸诊治实践规律的发掘与运用。

结语

以五行学说等为理论工具，将针灸的经验性认识理论化，是基于当时社会文化、认知水平的思维及理论建构方式，本无可厚非，但基本前提是这些理论有其实践基础。针刺子母补泻法的缺陷恰在于这个基础的薄弱乃至缺失，几乎全凭五行理论推演。深究其理法依据，目的也正在于明确其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清）徐大椿：《难经经释》，王自强校注，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第96页。

[2]（元）滑寿：《难经本义》，傅贞亮、张崇孝点校，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第94页。

[3]（南宋）李駧：《黄帝八十一难经纂图句解》，王立点校，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第94页。

[4]（清）任锡庚：《难经笔记》，转引自郭霭春、郭洪图《八十一难经集解》，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第133～134页。

[5]（明）王九思：《难经集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第94页。

[6]黄竹斋：《难经会通》，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陕西分会、陕西省中医研究所（排印），1981，第29页。

[7]迟华基、刘绍纯、孟令军、杨素琴：《难经临床学习参考》，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第295页。

[8]（元）王履：《医经溯洄集》，左言富点校，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第51、53页。

[9]南京中医学院校释《难经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