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医家赞曰：“痔瘘之疾，虽疡医之事，而鄙夷之，然择疾而疗，岂仁者之用心乎”。无独有偶，今之王嘉麟医师亦说：“痔瘘之疾，虽臭秽不可瞻视，却是解放劳动力的大事，虽有人不愿干，确有人干不来。”

中学毕业后，开始随父兄习医。先是抄方制药，随后也能做一些简单的肛肠手术，象肛痈的切开引流。看到病人哭着进来，笑者出去，倍感欣慰。

进入青年时期，师从名医赵锡武、陈慎吾，一边研读《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及《神农本草经》，一边抄方实习，为以后的行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开始独立行医，1951 ~ 1953年进入卫生部为中医举办的进修学校学习，除了学习更多的中医理论基础知识外，还学习了人体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等现代医学知识。在此期间，王嘉麟刻苦认真，昼夜往返于医家、病家、诊所、学校，风餐雪饮，在所不辞。如此深得医学之真谛。

1956年，北京中医医院成立，王嘉麟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来院参加工作，是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的创始人之一。从那时起，王嘉麟便在中医外科、肛肠科的医、教、研工作中辛勤耕耘，学术上每有心得，则勤于动笔总结，故著书及宝贵文字资料积累颇丰。

其论著散见于《痔瘘中医治疗经验》、《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手册》、《实用中医学》及各类期刊杂志之中。在推动中医枯痔、结扎、挂线法的改革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凭借深厚的中医辨证论治的功底，王嘉麟在肛肠外科的临床实践中始终注重对患者的全身辨证治疗，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外病内治、术后调适的理、法、方、药体系。

例如对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并不固执于一味苦寒清泻。而善用补脾、温肾、理气、化瘀诸法；对痔瘘常见症如便血、水肿、疼痛、脱垂、脓肿、瘙痒以及术后发热、体虚、感染、尿潴留、大出血、便秘等症，均有整体辨证施治的系列分型方剂，经过辨证施治，不少患痔、痿、肛裂、肛窦炎、肛旁脓肿、肛门皮肤病、直肠脱垂、顽固性便秘等疾病的人，不需施行手术便可获愈。

此外，王嘉麟还将丰富多彩的中药外用药按肛肠疾病特点、不同阶段和类型施用。

如祛毒汤、化毒散软膏、芙蓉膏等用于痔瘘炎性水肿、脓肿期；痔科浴液、定痛膏、止血粉、提肛散等用于痔瘘血肿、疼痛、出血、脱垂诸症；生皮硝、九华膏、红纱条、提毒散等用于肛肠术后初期换药；甘乳纱条、烧伤一号纱条、生肌散、珍珠散、乌梅粉等用于创面修复期；马齿苋煎剂、黄连膏、普连膏、松花粉用于肛门皮肤瘙痒诸症等等。

如此灵活多样的辨证施治及内服外用中药，不仅反映了中医治疗肛肠疾病的特色，而且丰富了肛肠学科的疗法途径。

2、循古创新，结扎挂线有改革

王嘉麟重视古籍医典，言必有据，行必有依。在多年临床实践中，对传统的中医“结扎”，“挂线”疗法的研习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正所谓“熟能生巧，目牛无全”。故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又灵活地加以发展。从王嘉麟的循古创新之路观之，要创新首先要发现古法的问题，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墨守成规的人是做不到的。

比如，用结扎法结扎多组痔核时容易出现肛门狭窄，针对这个问题，王嘉麟提出“结扎各组痔核不要在一个平面，使其高低交错”的“梯形结扎法”，以及“结扎加后位肛管内括约肌部分切断法”，较好地解决了结扎术后肛门狭窄的弊病；又如肛瘘切开挂线术存在术后疼痛较重的问题，王嘉麟提出“麻醉须到位、勒线勿过紧、切开宜充分”的手法要领，照此施行，则患者挂线术后疼痛明显减轻。

过去治疗肛裂多采用后位切除的方法，存在出血多，术后疤痕大、易致渗液性肛门失禁，对此王嘉麟将挂线法用于治疗肛裂，取得了出血少、痛苦小、疗效好的成果。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改革性的疗法经发表论文，会议交流或进修生学习，向外传播，所以对传统疗法的推广起了很好的作用。

3、西法中用，注射枯痔代手术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还在沿用以古方“三品一条枪”为主方的枯痔散、枯痔钉治疗内痔，存在着砒中毒的危险。

在此创造性革新的推动下，全国相继出现了以消痔灵为代表的多种枯痔注射液，疗法也由黏膜下注射法发展到四步注射法、压扎法、结扎注射法等等。

受此启发，又相继将枯痔注射法扩大到治疗直肠脱垂、直肠套叠、直肠内脱垂、痔术后大出血等多病种。目前，王嘉麟正在使用枯痔注射法进行治疗顽固性（出口梗阻性）便秘的探索，并取得较好疗效。

王嘉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198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王老行医60余载，以治痔瘘肛肠病患者为己任。他常将“痔瘘之疾虽疡医之事，而鄙夷之，然择疾而疗，岂仁者之用心乎？”的名言置于案头。

现在，他已是古稀之年，积劳成疾，接受了心脏手术，术后仍以78岁高龄的多病之躯坚持工作在诊桌和手术台旁，担负着学科带头人、查病房、名师带高徒、特需专家门诊等繁重工作，为祖国医学事业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