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冰的“次注”包括2方面：其一，经文的注释，重在医道的阐发和概念术语的精解，对针灸相关经文的注解尤显功力，多有卓见，对宋代及宋以后的针灸文献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二，经文的改编，可大致分为2类：出于“昭彰圣旨，敷畅玄言”目的的改编；出于“以经注我”之改编 。其中第2类改编中的补文王冰刻意掩饰，未按其自定补文体例“朱书其文”。运气“七篇大论”王冰自编自注的可能性最大，是其改编《素问》的一颗重要棋子。不论是从历史还是逻辑的维度考量，王冰对《素问》大尺度的改编都是过远大于功，特别是其刻意掩饰的第2类改编对后人产生的蒙蔽和误导至今仍多不为人所察知。

【关键词】 《素问》；《黄帝内经》；王冰注本；文献研究

历史上对《素问》的专门校注第1次是齐梁间全元起的校注，新校正谓之“训解”；第2次为唐代王冰的校注，新校正谓之“次注”；第3次为北宋政府于天圣四年（1026）、景祐二年（1035）、嘉祐二年至煕宁二年间（1057—1069）、政和八年（1118）连续4次对王冰次注本的再校注，其中只有“煕宁本”辗转流传于今，前2次校注的成果或被不同程度地整合于此本，今统称为“新校正”。

作为传世本《素问》的基本构成，唐代王冰次注及宋臣新校正的正确解读就成为今天研究《素问》绕不过去的一道关。笔者通过系统复习前人在这一领域不同的研究结论，并结合自身医经研究的粗浅体会，渐渐认识到“通关”的最大困难在于找到一个合适的视角，对唐宋2次校注进行考察，并确立一套评价标准，对考察结果进行符合历史和逻辑的评价。经过一次次的反复实验，确立了以下考察和评价王冰次注及宋臣新校正得失的基本框架：其一，考察王冰改编《素问》经文的动机以及新校正底本选择的复杂背景；其二，考察王冰评价旧本以及宋臣评价次注本的是非观；其三，考察王冰及宋臣所处时代的世风以及特定时段的社会背景、学术背景；其四，考察王冰次注及宋臣新校正对后世中医学、针灸学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将唐代王冰的次注及宋代馆臣的新校正这2次影响深远的《素问》校注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中考察，以求对古人同情之理解；对于唐宋2次校注得失的考察和分析，则重点放在今人尚未察知的失误上，以为当代医经校注之鉴。

因受篇幅的限制，不得不将密切相关的唐宋2次校注分作2篇讨论，本篇主要考察唐代王冰的《素问》次注。

王冰的“次注”包括2方面：其一，经文的注释，重在章句的解释，对针灸相关经文的注解尤显功力；其二，经文的改编。其在经文的改编中又可大致分为2类：①出于“昭彰圣旨，敷畅玄言”目的的改编，其用心善良，目的正大，故明言之，广告之，欲为人知；②出于“以经注我”之改编，王冰显然自知其用心不公，故精心设计，刻意掩饰，恐为人知。

1 针道穴法的精解

在注释内容上王冰有所为有所不为，除“七篇大论”有几处用直音法注文字读音外，全书不注字音，且字义的注解也很少。可见，王冰的《素问》注解不在字词的音义，而重在医学术语的注解和医道的阐发。

王冰次注的出色之处主要表现在对针灸相关经文的精准注解，特别是充分利用《黄帝中诰孔穴图经》（《黄帝明堂经》的一种古传本）破译《素问》针方腧穴，并对腧穴的名称、定位、脉气所发等有详细的注解，其解读之精准是他之前和之后的注家都远不能及。在取穴法的注释上还参照了其他文献，弥补了《黄帝明堂经》之不足。

01

例1：厘清“血脉”概念

《素问·血气形志篇》：“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后泻有余，补不足。先去其血，谓见血脉盛满独异于常者乃去之，不谓常刺①则先去其血也。”［1］155

以上《血气形志篇》提出的“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后泻有余，补不足”是优先级别最高的一条针灸治则，原书作者唯恐后人不解而在书中反复论述，如《三部九候论》又曰：“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1］132可知《血气形志论》所言“必先去其血”即《三部九候论》所说“必先去其血脉”。《素问》“血脉”之义有二：其一，指行血之脉，即《脉要精微论》所说“夫脉者，血之府也”，是生理意义上的概念；其二，指“盛血之脉”或“甚血之脉”，即上引之《三部九候论》所说“血脉”，是病理意义上的概念。“血脉”为统称，其中小而横出者又曰“血络”。千百年来正确解读《素问》“血脉”这一核心概念者，王冰是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他还唯恐后人不识，又在注解《三部九候论》相关经文时反复解说。

①常刺，王冰又写作“经刺”，义即常规刺法。

02

例2：精解针灸治则

《素问·脏气法时论》：“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取其经少阴太阳血者。凡刺之道，虚则补之，实则写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是谓得道。经络有血，刺而去之，是谓守法。犹当揣形定气，先去血脉，而后乃平有余不足焉。《三部九候论》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写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此之谓也。”［1］147-148

王冰此注是对上述《血气形志篇》《三部九候论》提出的针灸优先级别最高治则的阐释，其解读之精准，古今医家无出其右者。

03

例3：确立“同身寸”概念

《气府论》新校正引别本王冰注云：“寸，同身寸也，诸寸同法”［1］303。今检王冰注《素问》腧穴的定位及针刺深度皆强调“同身寸”，这一观点被后世乃至今天的腧穴定位的国家标准所采用，成为中医针灸解决个体化与标准化矛盾的一个成功范例。

04

例4：详注腧穴取穴法

《素问·三部九候论》：“下部人，足太阴也。谓脾脉也。在鱼腹上趋筋间，直五里下，箕门之分，宽巩足单衣，沉取乃得之，而动应于手也；候胃气者，当取足跗之上，冲阳之分，穴中脉动乃应手也。”［1］131

所谓“宽巩（拱）足”在立姿时指横向拱足，即翘足，大腿外展外旋（这是显示缝匠肌的经典姿式）；而在箕坐状态下（屈髋，屈膝，大腿外展外旋）则指两足底相抵——与“拱手”类似，这时可以明显地显示出股三角，而于缝匠肌与长收肌所形成的顶角凹陷处——越筋间，可以触及股动脉搏动“动脉应手”。这一取穴法在传世文献中也最早见于王冰注，是应用表面解剖学方法显示体表解剖标志，实现精准取穴的极佳案例。顺便说，古代注三部九候诊法脉位者不少，然后世唯王冰注解是从，王冰对《素问》穴位、脉位注解之精准由此可见一斑。

另需指出的是，由于王冰没有将《素问》与《灵枢》作为一个整体解读，加上自身知识结构的限制，其对《素问》的注解也有不少片面或错误的注解，甚至是低级的失误。其中有些失误，新校正已有指正，限于篇幅，此不一一举例。

2 刻意掩饰的改编

王冰对《素问》的大尺度改编，其于自序中多陈述，直言不讳。如果说除此之外王冰还有什么刻意掩饰的改编，那除非是出于私心的改编，而今天要确认这一点极其困难，笔者从《六节藏象论》篇中王冰之后、新校正之前的一条古注中发现了揭开王冰《素问》次注中不欲人知改编的线索。

例1：《六节藏象论》的改编

《素问·六节藏象论》：“黄帝问曰：余闻天以六六之节，以成一岁，人以九九制会，计人亦有三百六十五节以为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谓也？岐伯对曰：昭乎哉问也，请遂言之。”［1］60“帝曰：五运之始，如环无端，其太过不及何如？岐伯曰：五气更立，各有所胜，盛虚之变，此其常也。帝曰：平气何如？岐伯曰：无过者也。帝曰：太过不及奈何？岐伯曰：在经有也……帝曰：何以知其胜？岐伯曰：求其至也，皆归始春，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命曰气淫。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帝曰：善。余闻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少孰多，可得闻乎？”［1］64-66

以上共700余字，其下新校正云：“详从前岐伯‘昭乎哉问也’至此，全元起注本及《太素》并无，疑王氏之所补也”［1］66。笔者于“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句下辨识出新校正之前、王冰之后的一条古注文“此上十字，文义不伦，应古人错简。次后五治下，乃其义也，今朱书之”［1］65，可知注者所见的王冰注本犹见“朱书”之文，但此《六节藏象论》篇前半部七百余字没有“朱书”。

对于这段新校正“疑王氏之所补”的700余字需要证明以下3点：其一，此非《素问》原书经文；其二，此乃王冰补文；其三，王冰故意不“朱书之”以充经文。

关于此非《素问》经文，有以下3条证据：第一， 此700余字多引《素问》别篇及《灵枢》经文，而引文前无标识，这在《素问》原书篇章中未之见也，于例不合；第二，剪辑经文每有曲解之处，于经义不合；第三，所引经文别篇已有注解者，按理说本篇或略而不注，或简注，而实际上本篇不但详注，且“甚详”，于理不合。

关于此为王冰补文的有力证据：700余字并注与王冰所补之“七篇大论”前呼后应，犹如后者的引言，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王冰故意不“朱书之”以充经文的证据：其于《天元纪大论》“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余已知之矣，愿闻其与三阴三阳之候，奈何合之”句下注曰：“论，谓《六节藏象论》也”，所指乃第九篇所补之 700 余字。通过此注王冰不仅将其插入《六节藏象论》的 700 余字提升到与《素问》经文平起平坐的“论”的高度，而且将“七篇大论”与 《素问》紧紧联系起来，如此精心的“双关”设计，不可能“朱书之”。

从这一实例可以推断：在王冰对《素问》所作的改编中，那些与“七篇大论”相关联的改编有“刻意掩饰”的最大嫌疑。例如《素问》第一篇第一句、第二句经文的改编采用了与《六节藏象论》完全相同的改编手法，“刻意掩饰”的意图十分明显。王冰添加大段文字而又故意不守其自定的补文体例“朱书之”，必有其不想让人知晓的秘密。只有于自序背后挖掘出王冰整个改编设计中刻意掩饰的动机，才能辨识出更多的这类改编，也才能理解他“大为次注”的总体设计，理解他历12年精勤博访的“夙心”。关于王冰改编经文并刻意掩饰的动机和手法将在“讨论”部分详述。

王冰另一刻意掩饰的重大改编为运气“七篇大论”的编撰与自注。关于“七篇大论”的编者及编撰年代，学术界争论颇大，其编撰年代有2种极端的观点，主张成书年代早者有“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之说［2］；主张为晚期文献者甚至认为系五代至北宋初期的作品［3］。

从笔者此次重新研究发现的一些以往人们忽略的线索表明：“七篇大论”由王冰自编自注的可能性最大，相关的证据如下。

首先，补世本之缺是王冰编撰“七篇大论”的强烈动机，在其自序有明确的表达；其二，编撰“七篇大论”的基本素材为《素问》《灵枢》及运气文献，这些王冰都具备；其三，在王冰注文中又找到一则其自撰自注“七篇大论”的有力证据。《素问·天元纪大论》：“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余已知之矣，愿闻其与三阴三阳之候，奈何合之？王冰注曰：论，谓《六节藏象论》也。”［1］361此“论言”以及注文的内容皆出自《六节藏象论》王冰所添补的700多字经文。如果“七篇大论”在王冰之前就存在，怎么可能以“论言”称引王冰添补的文字？至于“七篇大论”与王次注本《素问》其他篇之间浑然一体的设计，从第1篇、第3篇以及“七篇大论”最后一篇《至真要大论》，3篇之间环环相扣，且最终与王冰自序有关全书编撰思路一一契合的实例可以看得更加了然，详见“讨论”；其四，《素问》《灵枢》是编撰“七篇大论”的基本素材之一，如果“七篇大论”在王冰之前已经存在，那么其所引《素问》经文不可能据王冰注本。例如《阴阳应象大论》论五脏所伤经文与别本皆不同，而《五运行大论》引文却独与王冰注本合。新校正发现了这个疑点，故在这2篇相关经文下写了相同的校注并在段末写有总评。又如《玉机真脏论》曰“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巅疾”，《甲乙经》《太素》皆同，而王冰注曰：“‘忘’当为‘怒’字之误也”［1］118。今检《气交变大论》正作“怒”，也独与王冰观点契合。

那么是否有可能是王冰之后，新校正之前人编撰掺入《素问》中呢？这种可能性也可排除。第一，没有动机。第二，不具备条件。据笔者系统检核发现：七篇大论的君臣问答格式与王冰对全元起本《素问》改编的体例完全相同，注文也与七篇之外的《素问》经注相合，这在完全依赖手工检索的年代，王冰之外的人无法做到这样严丝合缝。第三，据笔者考察，新校正者手中拥有的王冰注本至少有3种，即便有人托王冰之名编撰“七篇大论”，也不可能将其掺入所有的传世抄本中，况且他也根本不可能得知当时有多少种王冰注本流传。

这些新发现的证据强有力地支持王冰自撰自注运气七篇并掺入《素问》的可能性，而排除了王冰之前或之后伪撰的可能。然而在《气交变大论》还发现一条不寻常的注文，“上应太白、岁星”句下王冰注曰：“太白芒盛，岁减明也。一经少此六字，缺文耳”［1］411。注文中之“一经”如指“七篇大论”整体，且王冰此处没有再布烟幕的话，则此书当在王冰之前已存在。今检王冰引《素问》《灵枢》皆有曰“一经”之例，则此处的“一经”完全可能指用作编撰“七篇大论”素材的运气文献，而不是“七篇大论”本身。

至于“七篇大论”不是《素问》原书篇目，只一条证据足矣：《素问》作为《灵枢》的外篇也是主论针灸，“七篇大论”不论针灸，甚至在引用《素问》《灵枢》素材时还有意将原本针灸的内容改编成方药之论，故不关《素问》也。其实，从王冰注也找到了有力的证据：《病能论》“所谓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脉理也。度者，得其病处，以四时度之也”句下，王冰注曰：“凡言所谓者，皆释未了义。今此所谓，寻前后经文，悉不与此篇义相接，似今数句少成文义者，终是别释经文，世本既阙第72篇，应彼阙经错简文也。古文断裂，缪续于此”［1］259。如果七篇大论即世本所缺之第7卷，那么王冰必定会将这段他发现的“错简文”移至其所补的七篇中相关的篇中，而不可能于此有“古文断裂，缪续于此”之注！

在排除王冰之前及之后古人编撰的可能性之后，则“七篇大论”出自王冰自编自注的可能性最大，其于第1篇所做的改编，以及第9篇的700余字的补文，都是为后面的“七篇大论”顺理成章地进入《素问》所设计的必要铺垫。

3

求是求美的修补

移文、添文、改文，是王冰改编《素问》的3种主要方式，尤以“移文”“改文”例最多。对于王冰“移文”的改编，宋臣在多次校勘中凡能辨识者多有标注说明，以下重点列举新校正没有察觉或大为赞赏的王冰改编实例。

例1：移文例

《素问·刺疟篇》：“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中针傍伍胠俞各一，适肥瘦出其血也。疟脉小实急，灸胫少阴，刺指井。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五胠俞背俞各一，适行至于血也。疟，脉缓大虚，便宜用药，不宜用针。凡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也。新校正云详从前‘疟脉满大’至此，全天起本在第四卷中，王氏移续于此也。”［1］210

新校正只言以上刺疟针方是王冰从全元起本第4卷移于此，笔者根据此针方明显的扁鹊针方的特征[4] ，判定出自辑录扁鹊针方的《通评虚实论》， 此篇在全元起本恰好在第4卷。这首针方千百年来无人能解，一方面固然有文字传抄讹误的因素，另一方面与王冰将此段经文移出原环境，失去身份鉴定的背景也有很大关系。一旦将其放回原环境扁鹊针方的背景下，再参照《太素》的文字，可最大限度恢复这首针方的旧貌：“疟，脉满大急，刺背俞旁五用中针、胠俞各一，适肥瘦出其血也。”这一实例让我们对王冰移文的不合理性有深刻的认识——如果王冰不移动这段刺疟针方，人们会比较容易通过与典型的扁鹊针方的毗邻确认其来历，从而得到正确的解读。由此例得到如下启示：经文脱离了原有环境就会因重要信息的丢失而得不到正确的解读，故经文若非错简，不能移动。

王冰改编的不合理性从其对全元起本《宣明五气》拆分例中可以看得格外清楚。此篇在全元起本第1卷，原篇名今已难知。篇中所论除了五行学说在医学中具体应用这一主题外，还有多个其他主题，这本是汉以前古籍中的常见现象。王冰或以为 “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将他以为与五行无关的文字移出别为一篇曰《血气形志》。其实如果真按照王冰拆分的原则，这一篇的拆分还不彻底，因为归于《血气形志》的文字，除了“血气”与“形志”的主题外，还有背俞穴取法的别说，需要再分出一篇安置这些文字才合其心意。殊不知，全元起本《宣明五气》被《灵枢》用作创作素材，改编成《九针论》的下半部分，也就是说全元起本《宣明五气》（暂且以王冰重定的篇名称引）是一篇完整的早期古文献，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错简”。《灵枢》与《素问》的主从关系的内外篇性质在这一实例中得到充分体现，经过王冰这般拆分，《九针论》的创作原型就被肢解了，而且被王冰归入《血气形志》的条文次序又有变动，与《九针论》不能吻合。

例2：补文例

《素问·刺腰痛篇》：“腰痛，上寒不可顾，刺足阳明；上热，刺足太阴；中热而喘，刺足少阴。大便难，刺足少阴。少腹满，刺足厥阴。如折不可以俯仰，不可举，刺足太阳。引脊内廉，刺足少阴。”[1]233

此段经文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经》并《太素》自‘腰痛上寒’至此并无，乃王氏所添也” [1]234。早在新校正之前，古人已发现王冰的这一明显失误，并给出毫不留情的批评：“从‘腰痛上寒不可顾’至此件经语，除注并合朱书！” [1]234这段正文乃王冰所补已无疑义，可是对自己所补的文字又逐条加注，且不“朱书其文”，显然与其自序中所说补文例“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不合，于是古人指出：这段经文中所有王冰注文都应当删去，所补经文应当用红色标识。所说极是，因为如果不把王冰所补文字清晰标注，必然被后人误读作经文，造成前后两段经文相互矛盾，令人无所是从。

例3：改字例

《素问·刺禁论》：“刺中肝，五日死，其动为语。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并《甲乙经》‘语’作‘欠’。元起云‘肾伤则欠，子母相感也’。王氏改‘欠’作‘语’。”［1］276

传世本《四时刺逆从论》同样作“其动为语”，新校正云：“按《甲乙经》‘语’作‘欠’，可见此处也为王冰所改也。据笔者考察，王冰于《素问》经文的改动常常是“连环”改动，即不同篇同一问题按同一个模式改动，如对于《气穴论》《气府论》《骨空论》的大尺度改编即是典型的实例。在《气府论》王冰据《黄帝中诰孔穴图经》腹部肾经穴的脉气所发添补“冲脉气所发者二十二穴：侠鸠尾外各半寸至脐寸一，侠脐下旁各五分至横骨寸一，腹脉法也”[1]316一段，在《骨空论》则将经文“并阳明之经”相应改作“并少阴之经”；在《气府论》任脉气所发穴下添补“目下各一，下唇一，龈交一”一行，则于《骨空论》任脉循行经文中补“上颐循面入目”六字，2篇的改编前呼后应。如此连环改编使得原书作者通过《素问》“存异”的总体设计付之东流。

例4：改篇名例

“灵兰秘典论第八”篇目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名《十二脏相使》，在第三卷。”[1]58

本篇首句问曰“愿闻十二脏之相使”，故全元起本篇名曰“十二脏相使”，此乃汉以前古书“拈篇首之语”以题篇的典型实例。此篇名不仅符合汉以前古籍篇名的惯例，而且完整揭示了本篇的主题，是非常贴切规范的篇名，而王冰次注时以篇末曰“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将篇名改成“灵兰秘典论”，大误。其误之大者至少有二：其一，既不符合汉以前古籍篇名的惯例，也没有提示出本篇的主题，看了这样的篇名读者根本不知其所云，远不及原篇名恰当和规范；其二，一部书的篇名在内部会有互引之例，而且作为一部传世最早的医经，同时代或后世医书引用其篇名的几率更大，如果随意改动篇名，必然导致篇名传承链的中断而无法追踪其演变的轨迹。不幸的这个悲剧真实发生了：本篇篇名“十二脏相使”在《奇病论》被引作“阴阳十二官相使”，王冰或因一衍文的干扰，没能明察“十二脏相使”与“阴阳十二官相使”的关联，竟误以为后者是一篇已佚的古文献，而随着王冰将篇名“十二脏相使”改作“灵兰秘典论”，则维系这两个篇名的纽带被切断，真相被冰封。王冰此处的篇名改编，显然不是原篇名“指事不明”，因而改之“以昭其义”，主要目的在于使得第3卷的篇名皆以四字律齐。

这一典型的实例将王冰擅改篇名的不合理性放在了阳光下，使我们对“古籍篇名不可改”有深刻的记忆。

又如王冰将全元起本《决死生》篇名改作“三部九候论”也殊为不妥，因为“决死生”正是此篇的主题，也是此篇出现的高频词，特别是篇末“此决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句更是归纳全篇之要的点睛之笔。足见这一篇名既符合汉以前古籍命名惯例，又很好揭示了本篇的主题，是非常恰当而规范的篇名。王冰此篇名之改既犯古籍整理大忌，而所改篇名反不及旧名切题，其改编的目的与上例相同——追求同一卷篇名字数的划一。

据笔者考察，王冰对篇名的改编主要可分2类：其一，是编辑性的，即对旧篇名的添文改字；其二，是实质性的，即用全新篇名取代旧名。第1类改编涉及全书，数量要远比第2类改编多。新校正所标注的王冰注本与全元起注本的篇名差异主要是第2类，即只有当王冰用完全不同的篇名取代全元起本旧名时，新校正才会出注说明，而对数量更大的第一类篇名改动则几乎被忽略了，也就是说王冰改编篇名的大部分细节并没有浮出水面，而且今天也很难将其整体拖出水面了。

例5：新校正点赞例

《素问·玉机真脏论》：“黄帝曰：见真脏曰死，何也？岐伯曰：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脏气者，不能自至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故五脏各以其时，自为而至于手太阴也。故邪气胜者，精气衰也，故病甚者，胃气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故真脏之气独见，独见者病胜脏也，故曰死。帝曰：善。新校正云：详自‘黄帝问’至此一段，全元起本在第四卷《太阴阳明表里》篇中，王冰移于此处。必言此者，欲明王氏之功于《素问》多矣。”［1］126-127

为使今人对王冰不当改编有更深刻的认识，特选此例被新校正称道的“王氏移文”分析如下：粗读一过，《玉机真脏论》前段经文言“诸真脏脉见者，皆死不治也”，此下接着论述为什么，逻辑上一脉相承，似乎真是改得好。然而，细细读过却不尽然，原因如下。第一，关于“诸真脏脉见者，皆死不治也” 之理，前一篇已有详细论述，此处完全不必再说，再说也只能是重复。而王冰移入的这段经文，对于全元起本《太阴阳明表里》而言，却是画龙点睛的一笔，缺了这一段，整篇文章就瞎了。第二，如果按照王冰此处移文改编的逻辑，那么彼篇此段经文之后的二段经文（即“帝曰脾病而四肢不用何也”“帝曰脾不主时何也”二段）更应当移入此篇，用来解释本篇提出的重要命题“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旁者也”，以及脾脉“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的机理。而这样一来，不仅全元起本《太阴阳明表里》不复存在，而王冰“妙笔”改成的《玉机真脏论》也就成了比运气“七篇大论”篇幅还大的“怪胎”，这难道能说是“有功于《素问》”？此王冰之失，亦宋臣之再失。

上述改编尽管从现代校勘学的视角审视，显为“违规”“越界”之举，但王冰的本义是为光大《素问》经义，所谓“以昭其义”“以光其意”“以存其要”“以陈其道”，即主观上为了求是求美。今观王冰此类改编，虽不能说一无是处，但失远多于得，其重大过失可归纳为以下3方面：其一，通过文字、结构、编次的调整改变了《素问》一书的性质；其二，通过对多篇文字的重组及篇名的改动，破坏了原书的完整性和篇章标识的延续性；其三，通过文字的添加和改编剥夺了原作者对该书知识产权的专享。王冰对《素问》的大尺度改编对《素问》传承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以及给后人特别是今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今学术界还缺乏足够的、深刻的认识。

4

次注对后世的影响

王冰《素问》次注对于后世中医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针灸腧穴；其二，运气学说的应用；其三，《素问》的传承。

王冰的精妙注解对后世的积极影响最主要体现在腧穴名称、定位、归经等方面。早在宋臣校注《素问》之前，王冰腧穴注文已对《太平圣惠方·针经》腧穴定位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太平圣惠方·针经》：“前顶一穴：在囟会上一寸五分骨陷中是穴。据甄权《针经》一寸是穴，今依《素问》一寸五分为定。”[5]

《太平圣惠方》为官修医书，且其《针经》卷为宋代针灸教育的法定教材，故此书中的学术倾向在很大程度代表了官方的立场。甄权曾修订针灸明堂图，所撰《针经》一书乃针灸腧穴专书，《太平圣惠方·针经》“前顶”穴文字即辑自甄权《针经》，然而关于此穴的定位，编者却据《素问》王冰注加以修定。又该书所引《山眺经》一书，以及宋代的《素问亡篇·刺法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腧穴定位及针刺深度皆特别强调“同身寸”，显然也是受《素问》王冰注的影响。

如果说上述实例还不足说明《素问》王冰注本在宋初针灸文献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在之后规格更高、更能代表官方立场、并具有“宋代针灸腧穴国家标准”之称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的编撰，《素问》王冰注的重要地位得到充分的体现：其一，更多的腧穴定位据《素问》王冰注修定，或于定位文字下独引王冰注作为一说；其二，对于腧穴归经，遇有各家之说不一时，则多以王冰注裁定；其三，新增不见于《太平圣惠方·针经》的二穴“阳关”“灵台”，皆据王冰注增补。详细考证见“《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考略”[6]。

明代李梴《医学入门》针灸篇所集腧穴刺法，明言“针灸深浅多少遵《素问》”“注以《内经》寸数穴法”；直到清代吴之英《经脉分图》一书腧穴归经的文献依据是《针灸甲乙经》《素问》王冰注。当《针灸甲乙经》与王冰注不同时，往往更注重后者，以为 “王冰所见多古说，当采之”。

《素问》王冰注，作为一本非针灸书，对于宋以后的针灸学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其背后的复杂原因颇值得深入研究。

《素问》王冰注对于运气学说中形成的重要影响学术界多有系统论述，而运气学说在宋代的兴盛也正与北宋第4次《素问》新校正同步，据南宋王应麟《玉海》记载：“政和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诏刊正《内经》。重和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诏以《内经》考其常，以《天元玉册》极其变。”[7]《天元玉册》即王冰所编运气论书，流行于宋代。宋徽宗热衷于五运六气，政和年间甚至以政府名义颁布“运历”，不仅下令颁布《天元玉册》，还敕令编纂《圣济总录》200卷，全书开篇用了2卷（每卷又分上、中、下）的篇幅来介绍运气。此外，宋政府还通过医学考试制度推行运气学说，按《宋史》卷157《选举志三》载：“其考试：第一场问三经大义五道；次场方脉试脉证、运气大义各二道。”[8] 由于政府的提倡，加上医学考试这一强有力指挥棒的导向，王冰编注的运气学说终于在宋代流行开来并影响到金元及明代。

《素问》王冰次注对于《素问》经义的阐释贡献颇多，然而对于《素问》版本传承则更多表现为负面影响，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大尺度的改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素问》的文字与结构，对原书基本构成的辨识造成了极大困难，特别是王冰为了将“七篇大论”顺理成章地植入《素问》而对其他篇章“刻意掩饰”的改编，后人更难察觉，多误读为《素问》经文，并基于这些乱真的经文对《素问》的学术思想做出错误的评价，以及对其基本构成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不自知。从《六节藏象论》这一典型的实例可以对王冰改编《素问》所产生的负面连锁反应看得格外清晰，尽管新校正已经指出《六节藏象论》前半部大段文字别本皆无，疑王冰所加，然而人们还是不加分辨地将其看作《素问》原有的文字进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推论：有人以此作为“七篇大论”进入《素问》合理性的证据，认为如果我们今天承认《六节藏象论》是《素问》原有的组成部分，就应当同时接收“七篇大论”也是《素问》的构成部分。由王冰改编所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显然是新校正始料不及的。

此外，由于改文也引起不少旷日持久的无谓争论，例如宋代医家关于冲脉循行“并阳明”与“并少阴”之争，即由王冰改文所引起。根据《素问·阴阳离合论》确立的“人体纵向三阴三阳分布律”，冲脉在腹表只能与足阳明经并行，而不可能与足少阴经并行，王冰据《黄帝中诰孔穴图经》腹部足少阴经穴的脉气所发，将原书《骨空论》冲脉循行经文“冲脉者，起于气街，并阳明之经”中之“阳明”改作“少阴”，引起了混乱，造成了后人无谓的争论。王冰次注本经过宋臣的新校正成为官方定本，其他传本很快亡佚，因王冰大尺度改编所造成的《素问》文本严重失真的损失难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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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以上具体考察了王冰《素问》次注得失的典型实例，但如果不能找准其得失的成因，特别是失误产生的根源，不仅难以做出准确的评价，也难以令今人心服并引以为戒。在此次重审过程中笔者发现、并提出了以下问题。

为什么王冰要把《素问》原书最后一卷的《上古天真论》调至第1篇，并刻意改编经文？

为什么《六节藏象论》王冰要补入大段文字，且不遵其自定的补文体例“朱书之”？

为什么王冰要编注运气“七篇大论”掺入《素问》？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巧妙进入，并与《素问》原有的篇章形成前呼后应的关联？

为什么王冰要对《素问》的编次、篇名、内容进行大尺度改编？

为什么王冰《素问》次注对于针灸腧穴的影响甚至曾一度大于针灸经典名著？

以下将对这些问题作具体探讨和分析。

5.1 独衷道家的情结

要理解王冰为何大尺度改编《素问》，特别是其中刻意掩饰的改编，须先知其改编的意图和全书的总体设计。王冰自序曰“历十二年，方臻理要，询谋得失，深遂夙心”，那么其夙心为何？曰“弱龄慕道，夙好养生”，可知所谓“深遂夙心”便是重养生，合于道也。

如果说《灵枢》第1篇《九针十二原》确立了《灵枢》的基调，那么《上古天真论》则重塑了《素问》的精神。如果说王冰对《素问》进行大尺度的改编是由于其不明原书的性质，那么由第1篇所体现出的改编基调的定位，则明显看出王冰“弱龄慕道，夙好养生”的道家思想背景，在他看来，《素问》是一部以医载道的书，因此以道统摄全书就成为他改编经文的宗旨。王冰通过将养生、天人合一、阴阳学说的篇章调至全书最突出的位置，再通过改编经文、重组篇章，并增加“七篇大论”进一步提升全书“天道” “天真”的成分，王冰一步步将《素问》医经的本质注入浓浓的道经的味道，同时也改变了原作者对《素问》一书“外篇”性质的定位。今天回过头来看，在所有的改编中，第1篇、第9篇和“七篇大论”最后一篇的巧妙双环设计是至关重要的三步棋——第1篇《上古天真论》的设计为全书编次的改编定了调，而第9篇《六节藏象论》的设计则为“七篇大论”合理进入《素问》铺平了道路，七篇大论中《至真要大论》则为全书画上了“点睛”的一笔，且与王冰自序有关全书编撰思路一一契合。

王冰将《上古天真论》从全元起本的最后一卷移至首卷首篇，这一改动非同小可，为走好这最关键的一步棋，王冰真可谓用心良苦，精心策划：首先，搜求史料为全书的一号人物“黄帝”添加一句简介式文字“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其次，由于添加文句中黄帝并未提问，遂又将原书的下一句句首“岐伯对曰”，改成“乃问于天师曰”，既自然承接其添补的文字，又突出了岐伯在黄帝诸臣中的地位，同时也与“七篇大论”第2篇篇首设计形成巧妙的呼应——“黄帝坐明堂，始正天纲，临观八极，考建五常，请天师而问之曰”；再次，篇名“上古天真”中之“天真”之义，王冰在第9篇《六节藏象论》注解其添加的文字时给出明确的解释——“元气，即天真也”。今检“天真”一词在《素问》《灵枢》无一见，却是王冰注文的高频用语，故本篇篇名极有可能为王冰改定，用意在于从一开始就给《素问》贴上天元之“道”的标识。

王冰于第9篇《六节藏象论》篇首添加700余字并自注其文，与第1篇王冰补文的“双环”设计如出一辙：首先，王冰对于将在后面“七篇大论”出现的有关五运六气的核心概念加以定义和简介，例如“六六之节”“九九制会”“气数”“天度”“五运”“五气”“气”“候”等，将这些概念置于《素问》《灵枢》经文摘录的衬托下一一推出而使人不觉突兀。而对于“七篇大论”要大讲特讲的“太过”“不及”概念，王冰这里非常巧妙借用《素问》君臣问答常用的模式，以岐伯的口吻曰“在经有也”，从而为这些主题在“七篇大论”中展开埋下又一“双环”伏笔——既为这些核心概念在后面七篇大论的出场做足了铺垫，又以一个“在经”而一举将“七篇大论”划定为《素问》的早期经文。王冰或许还嫌这一神操作的铺垫力度不够，又在“七篇大论”第1篇加上一个加固性设计，在“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余已知之矣，愿闻其与三阴三阳之候，奈何合之”句下，王冰自注曰：“论，谓《六节藏象论》也”，通过此注不仅将此篇与《六节藏象论》紧紧联系起来，而且将其插入在《六节藏象论》的大段文字提升到与《素问》经文平起平坐的“论”的高度。

《至真要大论》是“七篇大论”中非常特殊的一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王冰次注版《素问》的结语篇，王冰对这一篇有特别的寄托，也倾注了格外多的心血。从篇名就不难读出他要将至真至要的大道在这一篇展开，将前面各篇苦心经营下的层层铺垫，在这一篇要画上点睛的一笔“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何为道？道又在何方？在“七篇大论”的第1篇曰：“谨奉天道，请言真要。”王冰注曰：“申誓戒于君王，乃明言天道，至真之要旨也”，并在本篇的结语中写到：“守道以行，举无不中，故能驱役草石，召遣神灵，调御阴阳，蠲除众疾，血气保平和之候，天真无耗竭之由。夫如是者，盖以舒卷在心，去留从意，故精神内守，寿命灵长。”循着这熟悉的语句，不由得让人又回到同样是王冰精心设计的第1篇《上古天真论》“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王冰注曰：“恬惔虚无，静也。法道清净，精气内持，故其气邪不能为害。”[1]3 在王冰看来只有真人才能提挈天地，把握阴阳，与道合同，年度百岁而去，故可使益寿而有极时也。最后再看对本篇结语所引《生气通天论》经文的注释——“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王冰注曰：“是所谓修养天真之至道也！” [1]22直到这时我们才看清这首尾相连的精心设计：在第一篇埋下“上古天真”的种子，并在第3篇《生气通天论》预先锁定了结语篇的结语句，甚至提前准备好了结语篇的篇名“至真要”，并揭示了该篇名的深意“修养天真之至道”。这时让我们再回到王冰的自序，重听一遍他改编《素问》的心声：“刻意研精，探微索隐，或识契真要，则目牛无全”，“冀乎究尾明首，寻注会经，开发童蒙，宣扬至理而已”。由此可以看出，他改编《素问》的目的就在于“识契真要”，并通过首尾2篇的巧妙呼应的设计——以“上古天真”启篇，以“至真要”收尾，以及中间各篇的层层铺垫，最终实现其“冀乎究尾明首，寻注会经，开发童蒙，宣扬至理而已”的夙心。

5.2 不识原书性质

王冰之所以对《素问》加以大尺度改编，主要是出于他的理解读出了旧本中种种失误——“简脱文断，义不相接”“篇目坠缺，指事不明”“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君臣请问，礼仪乖失”“错简碎文，前后重迭”，而改编的目的在于纠正这些失误，“以昭其义”“以光其意”“以存其要”“以陈其道”。

那么，王冰又是如何看出旧本《素问》这种种失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不解《素问》作者之心，不明原书性质，特别是关于《素问》与《针经》的不同定位。原作者是将《素问》一书的性质定位于“解经”“示用”“存异”，突出的是资料来源的广泛性和原始性——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献的原汁原味，以及对同一主题的各家学说的博采和兼收，不强调观点的统一、文章的完整以及各篇文献之间的有机联系[9]。也就是说，《素问》原本就不是一部体系化的论著，根本就不必，也不可能做到“义理环周”“究尾明首”，如果通过改编将此书“体系”化了，反而模糊了原作者对该书的基本定位，切断了与《灵枢》原有的密切联系，变成一部独立而不同的书。

再者，原书作者将《灵枢》定位于针灸之书，而作为此书参考资料及临床应用示例的《素问》自然也针对针灸，如果通过重编、改编淡化甚至偏离了这一主题，实际上等于违背了原作者的初衷，推翻了原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新编了一本书，而不是校勘、注解了一本书。

王冰对《素问》不同来源异文的划一处理，使得原作者的“内篇求同，外篇存异”的设计毁于一旦。以现代校勘学的是非观，校勘的本质在于改正或标注底本中因作者笔误或传抄过程出现的传抄失误所致的讹字、衍文及错简，而绝不是替古人改写文章，哪怕是文章的水平再低也不能改。王冰不明《素问》作者的设计匠心，以他的是非观看出书中种种不足和不是，抱着“求真”“求美”的良好愿望，历12年辛苦替原书作者改写文章，犯了校勘学之大忌。

5.3 不明篇名通例

王冰之所以大改篇名，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不明汉以前古籍命名通例。关于汉以前古籍篇名的命名体例，余嘉錫在《古书通例》一书明言：“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李零又根据出土文献的梳理，将篇名的题名原则归纳为“拈篇首之语”和“撮内容大义”。这2种体例正是《素问》篇名最常用的命名方式。其二，如其自序所说“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此外，今检王冰所改之篇名还可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即刻意追求同一卷中篇名字数的工整。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于在于不明汉以前古籍命名的通例，不知改篇名乃古籍校勘之大忌也。王冰不明汉以前古籍篇名通例的后果不仅导致其对原书篇名的误改，而且误读篇名也是对原文本大尺度编的一个重要因素。

5.4 缺乏著作权观念

王冰以注经的方式大尺度改编《素问》经文，这在今天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但如果回到王冰所处的年代，对这种做法就会有同情之理解。在那个年代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的著作权观念，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引古人之书常常只引其大意，或只凭记忆引用，甚至直接采用他人之说而不标注出处。例如王冰注《素问》将全元起注中若干精妙处直接纳入自己的注文而不标明出处，这在当时并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改编古人之书如不改作者和年代，也多不被视为“作伪”。事实上中医古籍校勘径改原书的做法由来已久，例如宋代校正医书局在对宋以前重要医籍校勘时，除了像《素问》《针灸甲乙经》这类原本有注文的医经外，其他医书的改编尺度之大并不亚于唐代王冰对《素问》的改编，尤以《备急千金要方》《脉经》的改编为甚[10-11]。

5.5 解经得失之启示

本文所举王冰改编《素问》种种问题和失误，北宋馆臣先后4次校注不可能全然不知，宋臣选王冰注本作为《素问》重校注的底本，看重的不是此本的经文而是注文，王冰对经文阐释的系统性和对针灸腧穴注解的精准度明显优于全元起注。而王冰在经文注释，特别是对针灸腧穴的注解的精妙，主要在于对《黄帝中诰孔穴图经》与《黄帝素问》针方腧穴密切关联的准确把握。

反观王冰之前唐代杨上善，虽然在通注《素问》《九卷》之外，又别注《黄帝内经明堂》，但在利用此书破译《九卷》《素问》腧穴难题方面，反而不及王冰自觉而有效。再看王冰之后的新校正也用《黄帝明堂经》古传本之一《针灸甲乙经》校《素问》腧穴，然所得也不能与王冰比肩。可见，解经释难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优越的条件，还需要有正确的思路和巧妙的方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王冰充分利用《黄帝中诰孔穴图经》对《素问》针方腧穴给出许多精妙的注解成为其次注的一大亮点，但过于倚仗此书定是非，论短长，而径改《素问》经文的作法则超越了古籍校勘的边界，又成为其次注《素问》难以抹去的污点。例如《刺腰痛论》王冰以原书经文与《黄帝中诰孔穴图经》不合，故据后者另补一段，并自注其文，所补文字与原书经文相抵牾，破坏了原文的和谐，令读者无所是从。

5.6 次注对针灸影响力的分析

从本文的考察不难看出，《素问》王冰注对于宋以后针灸腧穴的影响甚至曾一度超过了专门的针灸经典《针灸甲乙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书。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2点。其一，王冰注《素问》腧穴主要依据《黄帝中诰孔穴图经》，据笔者考察此为《黄帝明堂经》的一种传本，与《针灸甲乙经》辑录的《黄帝明堂经》同源而异流，但王冰在引用此书注《素问》腧穴时时常根据经文的需要而作适当改动，因而与各传本《黄帝明堂经》不尽同[12]，加之王冰引用该书时又强调其“古”而称作“古《中诰》”，后人遂以为此本最古最全而多尊之。宋代针灸腧穴的国家标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王冰注文的高度重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它的影响力。其二，南宋以后、明晚期之前对针灸产生了超越针灸名著的影响，可能在于《针灸甲乙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流传受限，一般医家难以得见。而这一时期医书作者如果同时拥有《针灸甲乙经》《素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其厘定针灸腧穴则更看重《针灸甲乙经》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例如南宋王执中《针灸资生经》、元代杜思敬《针经摘英集》、明初楼英《医学纲目》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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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王冰对《素问》研究的贡献在于医道的阐发和理论概念术语的精解，对针灸相关经文如针灸治则、刺法、腧穴等经文注解尤显功力，多有卓见，对宋代及宋以后的针灸文献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充分利用《黄帝中诰孔穴图经》破译《素问》针方腧穴，并对腧穴的名称、定位、取穴、脉气所发等精妙解读，其更是其之前和之后的注家皆不能及。王冰对《素问》传承的贡献主要在于引有包括全元起注本在内的多种唐以前古本异文，以存《素问》版本演变痕迹之一斑。

王冰从其“弱龄慕道，夙好养生”背景出发，通过补文、移文、改文等方式对《素问》进行了大尺度的改编，使得该书变了性，变了样，也改变了它的年代特征和知识产权的归属。王冰大尺度改编《素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不明《素问》作为辅翼《灵枢》的参考资料性质，而试图将其改造成“义理环周” “究尾明首”的体系化医经。

王冰自序所说“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的补文体例并未严格遵守，或者说有些补文是有意不加标注以充经文，实现基于其道家背景改造《素问》的目的。

运气“七篇大论”王冰自编自注的可能性最大，是其改编《素问》的一颗重要棋子。

虽然王冰对《素问》经义的精妙阐释功不可没，但对经文的改编，不论是从历史还是逻辑的维度考量，都是过远大于功，而且因其过失对《素问》传承所造成的损失，随着其他《素问》传本的亡佚而无法弥补；其对经文刻意掩饰的改编对后人产生的蒙蔽和误导至今仍多不为人所察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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