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正是刘完素的私淑弟子，攻邪学派的创始人，其学远则取法乎《素问》、《伤寒论》，近则独宗于刘完素，以善于“汗下吐三法赅尽治病”称著医林。惟其“阐发河间六气病机，尝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之论”，初学者，多疑惑不解，兹就我们的教学体会，略陈管见，与同道共勉。

张从正的代表著作《儒门事亲·标本运气歌》云：“少阳从本为相火，太阴从本湿上坐；厥阴从中火是家，阳明从中湿是我；太阳少阴标本从，阴阳二气相包裹；风从火断汗之宜，燥与湿兼下之可，万病能将火湿分，彻开轩岐无缝锁”。张海岑《儒门事亲校注》认为“题目《标本运气歌》之‘运’，当以‘中’为是”，遂改为《标本中气歌》。

张氏《标本中气歌》所论内容，出自《素问·六微旨大论》：“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

标本中气，是以阴阳六气的理论说明人与天地形气相感的一种规律。“标”，就是标识或标志。少阳、太阳、阳明、少阴、太阴、厥阴，分别代表火、寒、燥、热、湿、风天之六气，故称三阴三阳为六气之标。“本”，就是本气。风、热、火、湿、燥、寒本身是六气变化的本气，故称天之六气为本。“中气”，就是“中见之气”，即与标气互为表里之气，也就是在本气之中可以见到的气。标本之气，各有其阴阳寒热的不同。

人生存在气交之中，因天地有非常之变，感而成病。在疾病传变过程里面，也会与六气有相应的变化。清代医家姚止庵《素问经节解》释云：“三阴三阳上禀于六气，是六气者，所谓本也。本立于上，而阴阳与之相应者，见于一表一里之中。惟所见者，为阴阳之表里，乃人之脏腑，所谓六气之标也”例如：“少阳者，手经之三焦，人身之相火也。然人身之有相火，非即始之于人也，盖由天有火气治之于上矣。火气治于上，少阳、三焦应于下。三焦者，相火之表也，有表必有里，厥阴心包中见焉。中见者，表里之间之谓也”余可类推。

对于“中气”，方药中《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进一步释云：“中气为与本气相关或相反的气。少阳火的中气为厥阴风，阳明燥的中气为太阴湿，太阳寒的中气为少阴热；反之也是一样，厥阴风的中气为少阳火，少阴热的中气为太阳寒，太阴湿的中气为阳明燥……为什么本气之中，又可出现与之相关或相反的中见之气呢？原因之一是：六气变化到一定限度，常可向相反方面转化。例如热可以向寒的方面转化，寒也可向热的方面转化，……湿可以向燥的方面转化，燥也可向湿的方面转化……风可以转化为热，火借风威；火可以转化为风，热极生风。……原因之二是：六气本身也有个盛衰和有余不及的问题。热气有余是热，热气不及便是寒；寒气有余是寒，寒气不及便是热。燥气有余是燥，燥气不及便是湿；湿气有余是湿，湿气不及便是燥”

张氏《标本中气歌》所论内容，还本于《素问·至真要大论》：“六气标本，所从不同……气有从本者，有从标者，有不从标本者也……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故从本者，化生于本；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

六气与三阴三阳，既有标本中气的区别，又有相互从化的关系。对此，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重订本《内经讲义》释云：“寒热、燥、湿、风、火之间，标本不同，所以从化关系也不同。有从本者，有既从标又从本者，有既不从标又不从本而从乎中见之气者。少阳、太阴所以从本者，因少阳本火而标阳，中气为厥阴风木；太阴本湿而标阴，中气为阳明燥金。二者都属于标本同气，故从本化，而中气也就从本气之化。少阴、太阳从本从标者，因少阴本热标阴，而中气为太阳寒水，太阳本寒标阳，而中气为少阴君火。二者均为标本异气，中气和标本之气有水火阴阳的悬殊，故本标中气都不能同化，所以两经病气的变化有从标从本的不同。至于阳明、厥阴之所以从中气者，因阳明之中气为太阴湿，燥从湿化，厥阴之中气为少阳火，木从火化。所以二者均不从标本而从乎中气”

“风从火化”，与张氏原话“风从火断”，文字稍有出入从字义看，“化”是变化，“断”是判断从病机讲，二者文义相同。风与火热的关系，刘完素认为风属木，木能生火，故“火本不燔，遇风冽乃焰”反之，病理上的风，又每因热甚而生。其云：“风本生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凡言风者，热也，热则风动。”所以，风与火热在病变过程中，多为兼化的关系。风邪为病，刘氏创防风通圣散，一以祛风，二以泻火标本兼顾，一举两得。张氏继承其说，提出“风从火断汗之宜，”并在《儒门事亲·汗剂》，把防风通圣散列为首方，是有理论根据的。后世民间流传“有病没病，防风通圣”之说，可见此方功效之大，影响之广。

“湿与燥兼”，张氏的原话是“燥与湿兼”。“兼”，从字义看，指“同时具备或涉及”从病机讲，是“相兼同化”。湿与燥的关系，清代医家周学海《读医随笔·燥湿而形同病》释云：“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亢甚皆见火化，郁甚皆见湿化，郁极则由湿而转见燥化何者？亢甚则浊气干犯清道，有升无降，故见火化也；郁则津液不得流通，而有所聚，聚则见湿矣；积久不能生新，则燥化见矣。”所以，他认为：“燥湿同形者，燥极似湿，湿极似燥也”；“燥湿同病者，燥中有湿，湿中有燥，二气同为实病，不似同形者之互见虚象也。”刘完素认为燥病多由“风能胜湿，热能耗液”而致，其性“同于风火热”，易相兼为病，治法“宜开通道路，养阴退阳，凉药调之。”湿病多因“火热佛郁，水液不得宣通”而致，反之“积湿成热”，二者亦可相兼为病，治疗主张用“辛苦寒药为急。”张氏根据经旨，变通师意，结合临证，提出了“燥与湿兼下之可”他认为“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对燥热内结，腑气不通者，首选调胃承气汤寒下；湿热蕴结，二便不通者，首选八正散凉下；燥气独盛，胃肠干涸者，首选神功丸润下；湿气有余，烦渴肿满者，首选五苓散利下。

从“六气标本，所从不同”看，火与湿病最多。少阳从本化火，厥阴从中化火，太阳、少阴亦能化火；太阴从本化湿，阳明从中化湿，燥气不及与湿气有余，皆为湿病。所以，张氏认为“万病能将火湿分，彻开轩岐无缝锁。”此说对后来的朱震亨影响很大。他在《格致余论·序》中云：“见河间、戴人、东垣、海藏诸书，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于是提出了著名的“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创立丹溪学派。从而与刘完素、李东垣、张从正齐名，并称金元四大家。

以上可见，“风从火断汗之宜，燥与湿兼下之可”，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张从正对六气病机的认识和攻邪祛病的主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