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医养生学不但在理论上大有建树，而且越来越切合实际，注重实践，普及民众。期间，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养生家，养生学著作迅速增加，其势头之迅猛与传播之广泛，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藏象学说与养生理论相结合  

自《黄帝内经》提出“藏象”之名，并初步构建其学说的基本体系后，代有补充发挥，使之不断成熟。至明清时期，藏象理论又有了新的突破，对命门、脾胃等的研究日趋深化，一批名家崭露头角，各种学说纷至沓来，出现了藏象探索的繁荣景象。  

明代藏象研究最有成就的是擅长于甘温补益先后天根本的温补学派，其理论突出脾胃、肾与命门的主题，强调其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张景岳便是代表人物。《类经》、《景岳全书》等，在“真阴”“真阳”论的基础上，大力阐扬命门学说，以其为先后天“生命门户”，认为脏腑之精归之于肾，而肾又藏精于命门。因此，命门主精、元气，为化生脏腑精气之根本。诸脏的生理功能虽出于肾，但从本而论，实为命门之用，“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又以命门与脾胃之关系为例，虽脾胃为灌注之本，得后天之气，但命门为化生之源，得先天之气，二者有本末先后之分，故命门之气为脾胃之母。基于上述理论，张景岳认为养生重在命门，而其实质是养真阳、元气，有“阳强则寿，阳衰则夭”的观点(《景岳全书·传忠录》)，重用温补真元的方法来养生并防治疾病。  

与张景岳同时，赵献可亦言肾命水火，强调命门与脏腑相关，命门乃十二官“真君真主”，十二官的功能活动皆以命门之火为原动力。《医贯·内经十二官论》载：“余所以谆谆必欲明此论者、欲世之养身者，治病者，得以命门为君主，而加意于火之一字。”因此，主张养生、治病均以保养真火为要。

清代医家尤乘于《寿世青编》中，从调神、节食、保精的角度，明确了五脏调养的养生法则。

高濂的《遵生八笺》创五脏坐功，于药物调养五脏之外，补充了气功调养五脏之法。 对于五脏在养生中的主次，各家见解有异。尤乘认为，五脏调养当以脾肾为中心，然补肾又分水火，补脾又分饮食、劳倦。万全也持同一观点，其《养生四要·却疾》载：“肾为元气之根，脾胃为谷气之主……无元气则化灭，无谷气则神亡，二者当相交养也。”王文禄《医先》则认为“养生贵养气，养气贵养心”、“脾之系于生人大矣……是以养脾者，养气也”，似以心脾为养生大要。

汪绮石的《理虚元鉴》则主张补虚当肺脾肾三脏俱重。 可见，藏象学说的完善更加夯实了养生的理论基础。任何养生手段与方法，无论是调养气血精神或是阴阳，最终的落脚点都不离脏腑。藏象学说与养生理论及实践的紧密结合，既突显了其应用价值，也使养生学有了质的飞跃。 

全面开发综合调养法 

明清时期，中医养生学的调养方法表现出多角度、多方位、多元化的特点。 治形宝精养生法 以前的养生家养生推崇精气神，鲜有将“养形”为首务者。而张景岳却辩证地阐述了形与神、与生命的关系，认为形为神与生命的物质基础，不可忽视。《景岳全书·传忠录》专设“治形论”，言：“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当然，其所言之形，实乃精血，又曰：“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可见，形与精血可分不可离，善养生者必先治形宝精。  

药饵与饮食养生法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对于药饵与食疗皆有大量阐述。李时珍尖锐地批评服用金石之谬误，重视动植物药养生，书中收载众多“不老增年”药物，可谓集明之前养生药物之大全，多以无毒易食之补益类药延年益寿，并将辨证论治引入养生，为后世辨证施养之奠基。  

明代《普济方》载方61 739首，其中就有许多著名的延年益寿方。万全《养生四要》认为，饮食五味“稍薄，则能养人”，而药养则以脾胃为要，“古人制参苓白术散，谓补助脾胃，此药最妙。”李重药饵保健，用药当平和、中和、温和，补虚当扶培、缓补、调补，反对峻补峻攻，其《医学入门·茹淡论》载：“能甘淡薄，则五味之本足以补五脏，养老慈幼皆然。”陈继儒《养生肤语》指出：“人生食用最宜加谨……多饮酒则气升，多饮茶则气降，多肉食谷食则气滞，多辛食则气散，多咸食则气坠，多甘食则气积，多酸食则气结，多苦食则气抑。”胡文焕《类修要诀》，以顺口溜的形式编成养生口诀，如“莫吃空心茶，少食中夜饭”、“晚餐岂若晨餐，节饮自然健脾，少餐必定神安”、“饮酒一斛，不如饱餐一粥”等。  

清代药食专著较明代逊色，赵学敏《串雅》等医书中辑录了一些养生药物和方剂。食养方面最著名的是咸丰年间王士雄编撰的《随息居饮食谱》。 动静结合养生法 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早在先秦已初步奠立，明清时期在理论与方法上进一步得到确定。《医学入门·保养说》基于“精神极欲静，气血极欲动”的观点，明示静养精神、动养形体的辩证关系，将养生之功分为动功与静功两大类。方开《摩腹运气图考》(又名《延年九转法》)指出：“动静合宜，气血和畅，百病不生，乃得尽其天年。”养生切忌过动过静，“过动则伤阴，阳必偏盛；过静则伤阳，阴必偏胜”，阴阳失衡，人必生病。  

这一时期的气功、导引、武术之类蓬勃展开。其特点一是气功与中医学结合，可补针药之不足；二是导引术流行，出现“八段锦”、“易筋经”和太极拳等。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结合古代练功经验，将以气功为主的养生科列为十三科之一。曹元白在《保生秘要》中列46种病症的导引方法。陈继儒《养生肤语》将行功之法列为“却病之本”。张景岳强调养生必练气功，“若摄生者，必明调气之故。” 清代医家汪昂《医方集解·勿药元诠》详细描述了练功方法。沈金鳌《沈氏尊生书》对行动功时排除杂念，以一念代万念之“意守”有论述。王祖源等编著《内功图说》，将气功的动功名之为“八段锦”、“十二段锦”和“易筋经”，结合按摩术，并以图解加以说明。此期，中国的武术流派纷呈，练功习武之风盛行于民间、寺院，使武术健身术普及甚广，发挥了健身防卫的作用。 

老年养生保健再度兴盛 

继宋代老年养生学确立之后，明清时期方兴未艾，而且更为普及。 明·徐春甫《老老余编》是一部老年学专著，并将养老与“忠孝”联系起来，把养老尊老问题上升到伦理道德的层面来认识，书中选录了大量前人的养生诸说综合阐释。御医龚廷贤著有《衰老论》，对变老的原因作了专题研究，其《寿世保元·老人》对老年人养生提出“五戒”，涉及处事、衣着、起居、饮食多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著名养生家曹廷栋，其曾患童子痨，但恬淡养生，寿至90余岁。他据自己的长寿经验，参阅300余家养生论述，从日常琐事、衣食住行等方面，总结了一整套简便易行的方法，著成《老老恒言》(又名《养生随笔》)。特别是他根据老年人脾胃虚弱的特点，编成粥谱，以“备老年之颐养”，也为饮食保健增添了色彩。温病大家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载300余例老年病的治验，并指出中年以“阳明脉衰”为主，60岁后以“肾虚”为主。其治疗老年病除重阳明与肾之外，还有“久病入络”的新理论，为老年治病与养生疏通脉络、活血化瘀开拓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