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厥阴篇“蚘厥”证，不少注家约皆被“厥”字印定眼目，以为就厥者，就虫所致之厥逆也。如喻昌曰：“蚘厥则时厥时烦······”，程知曰：“蚘厥者，手足冷而吐蚘······”。近人则多以腹痛、吐蛔、厥逆作解，而径言蚘厥与现代医学所称之胆道蛔虫病相类似。

然余临证四十余年间，尝见数例蚘厥，患者既不腹痛吐蛔，亦不厥逆，却与《伤寒论》338条原文所述就厥“静而复时烦，须臾复止”之特征性证候若合符节。

如患儿江某某，女，一岁半，麻疹靥后阵阵心烦，初以为麻后余热，予养阴清心之剂罔效，而烦躁益频。患儿每见家人进餐（甚至闻碗筷声）即索食，甫入口，烦躁顿作，摔碗抛匙，不容制止。余踌躇数日，不解其故。

一日，余亲见患儿坐床上嬉戏自若，其母偶与桃片糕一片，方入口，便尖声呼叫，揭帽脱袜，爬下床来。余欲察其所以然，以观病儿全情，乃示其母勿止之。但见其沿地辗转滚爬呼叫，约一分钟许，复安静如常。余乃恍然大悟：此非蚘厥乎！《伤寒论》338条云：“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蚘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蚘闻食臭出······”。

予乌梅丸去桂、附、姜、辛，加使君、鹤虱、槟榔等驱虫药。服一剂，翌晨，大便下如污泥，中有蛲虫无数，或死或活，从此烦躁不复作矣。

又如住院患儿王某某，男，五岁，亦是麻疹靥后阵阵心烦而须臾复止，其烦时不仅咬人，且自咬手指手背，致令双手化脓感染。西医诊断为“麻后脑病”，治疗十余日无效。余亦断为厥，按法投以乌梅丸加减数剂，连日便下蛔虫数十条，烦乃止。

余每忆上述验案，未尝不遥想仲景当年，若非亲睹蚘厥之临床证候特征，何能描绘得如此形象生动，精细入微！而余踏着仲景足迹论治蚘厥，亦积累了点滴体会：

1、必须忠于仲景原文。

蚘厥证出于《伤寒论》338条，本条原为论述“脏厥”与蚘厥之鉴别诊断而设。

脏厥之证候特征为“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乃阴寒内盛，阳气欲绝之险证。蚘厥之证候特征为“病者静，而复时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乃上热中寒，寒热错杂之证。名曰“蚘厥”，却未言厥逆者，盖因厥逆一证，原非蛔厥之特征性证候，亦非必然之证，故与脏厥之通体皆厥者，无鉴别意义。至若蚘厥之特征性证候与临床实际若合符节者，说明仲景原文之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是从实践中来，都具有深刻而准确的含义。

故读仲景原文，不可顺口读过，浅尝辄止；而省疾识证，岂可浮光掠影，马虎草率，“相对斯须，便处汤药。”至若江某某案，原系蛲虫为患，可见蚘厥之虫患，非止蛔虫一端也。若非躬亲体察，焉能有此发现？

联想到日本多数学者，不管是主流派还是非主流派，都主张结合临床研究《伤寒论》，主张将《伤寒论》与病人结合起来研究，若为研究而研究则毫无价值。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颇值得吾辈借鉴。

2、正确对待后世对仲景原文的发展。

后世医家诠解蚘厥，从病因（蚘虫内扰）病机（上热中寒，寒热错杂）着眼，推论其可能出现腹痛吐就厥逆等证，亦有至理而不可废。近人用乌梅丸加减治胆道蛔虫病，可收安蛔驱蛔之良效，此亦源于仲景而发展之、扩充之，引伸触长之，而可师可法者也。

不过应当明确者，上述证候并非仲景原文所述蚘厥之特征性证候。不晓此趣者，恐难免“数典忘祖”之讥。

3、切忌一见“厥”字便望文生义。

仲景创造性地发展了《内经》关于厥证的理论，而将厥证总括为“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伤寒论》337条）所谓“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乃总论一切厥证之病机；而“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乃仅指寒厥与热厥之共同证候而言，

非谓一切厥证都会出现手足逆冷也。如以气机逆乱，突然昏仆为主证之厥证（气、血、痰、食、暑厥等）就不一定出现手足逆冷。

究之，“厥”之涵义，古今医书约指二端：一指突然昏仆，不省人事；二指肢体或手足逆冷。余以为此说虽已执住牛耳，然尚不能将诸般厥证之证候特征囊括无遗，而必须具体厥证具体分析，掌握其独具的证候特征，方能遣选针对性强的高效方药。若一见“厥”字便望文生义，而意会为必然逆冷或昏仆者，去道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