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在燕都，尝治一吴参军者，因见蘑菇肥嫩可爱，令庖人贸而羹之，以致大吐大泻。延彼乡医治之，咸谓速宜解毒，乃以黄连、黑豆、桔梗、甘草、枳实之属，连进之而病益甚。遂至胸腹大胀,气喘，水饮皆不能受,危窘已甚，延救于余。投以人参、白术、甘草、干姜、附子、茯苓之类，彼疑不敢用，曰：“腹胀气急，口干如此,安敢再服此药。”乃停一日,而病愈剧若朝露矣。因而再恳与药如前，彼且疑且畏,而决别于内阃曰:“必若如此，则活我者此也，杀我者亦此也。余之生死，在此一举矣。”遂不得已，含泪吞之，一剂而呕少止，再剂而胀少杀，随大加熟地黄，以兼救其泻亡之阴，前后凡二十余剂，复元如故。

彼因问曰：“余本中毒致病，乡人以解毒而反剧，先生以不解毒而反愈者何也？”余曰：“毒有不同，岂必如黄连、甘、桔之类乃可解耶？即如蘑菇一物，必产于深坑枯井，或沉寒极阴之处乃有之。此其得阴气之最盛，故肥白最嫩也。公中此阴寒之毒，而复解以黄连之寒，其谓之何？兹用姜、附，非所以解寒毒乎？用人参、熟地，非所以解毒伤元气乎？然则，彼所谓解毒者，适所以助毒也。余所谓不解毒者，正所以解毒也。理本甚明，而人弗能辨。凡诸病之误治者，无非皆此类耳。公顿首，愀然叹曰：“信哉！使非吾丈，几为含冤之魄矣。”《景岳全书·杂证谟》

按：蘑菇禀阴寒之气最盛，服之吐泻，阴盛阳衰也。庸医拘于解毒，连进苦寒，宜乎益甚！景岳立足辨证，“不解毒者，正所以解毒也”，看似平淡无奇，实寓中医“解毒”精义，值得玩味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