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理论的体系

我们从现存的中医文献中看到，在反映先秦时期医学的《内经》里，就已经有了关于脏腑、经络、气血、津液、形神等等在生理与病理状态下产生的阴阳、寒热、表里、虚实等不同现象的论述。此后，历代医家在《内经》基础上续有发挥，在医疗实践中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出多种形式和内容各不相同的辨证方法。但是，明确提出“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以及“气血津液辨证”等等名词，则是清代以后的事情。因此，民国年间，由著名中医学家谢利恒先生主编于1921年问世的《中国医学大词典》里，就不曾有这些辨证方法以及“辨证论治”的条目。今天被学者们看作一切辨证论治方法的总纲的“八纲”二字，在清代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问世的《医学心悟》里不称八纲而叫做“八字”，“八纲辨证”是由擅用附子而名噪上海滩的祝味菊先生在1950年问世的《伤寒质难》中首次提出来的。这些情况对于现在初学中医的年青学者来说，也许会感到惊奇，甚至不敢相信，然而历史事实的确如此。至于把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辨证论治方法综合起来组成一个体系，并把它写进中医教科书里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大批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学者们(其中有印会河、王绵之、汪幼人等，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些专家，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党的中医政策鼓舞下作出的一项贡献。

辨证论治体系的局限性

如上所说，辨证论治学说体系是千百年来无数医学家临床经验的结晶。现代某些中医专家以为，中医学拥有这样一个错综复杂而体系又相当完备的辨证论治学说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并坚信这就是中医学的特色，从而在教学、科研和临床中强调坚持突出这个特色。似乎中医学里的这个体系已经达到了完美无缺、登峰造极的境界，临床上遇到的一切问题，只要遵照这个体系去做就都会迎刃而解，如果解决不了，那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笔者也曾经是这样认为的，后来才逐步认识到这种思想是一种现代谜信。所谓的“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实际上是一个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口号，是个套在中医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予以废除。不然的话，中医学只能永远保持现状，永远在老框框里打转儿。而这样一来，还要研究它干什么?中医教育还用得着改革吗?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辨证论治的作用至今还没有可以替代它的手段；更不能否认，辨证论治学说体系的建立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么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216页)。因此，“凡是特别重视体系的人，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人，”除了拜倒在这个体系的脚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休止地重复验证这个体系的科学性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一切科学研究，包括高科技的应用都成了多余的“无事忙。”

由上述可知，坚持突出中医特色的主张乃是一种极端保守的思想，是背离唯物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思想。我们只有突破这种保守思想的束缚，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医，中医学才能有所发展，才有可能摆脱陷于消亡的困境。此外，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历代中医方书中记载着一个方剂乃至一味中药治疗多种病证的大量的宝贵经验，这是现有的辨证论治学说解释不了的东西，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如果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把它作为一项重点攻关课题，那么就有望找到创新发展的突破口，从而扭转数十年徘徊不前的现状，走上大踏步前进的康壮大道，为实现中医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玉川. 关于“辨证论治”之我见[J]. 中医教育, 1999(3):9-10.

转自 医贯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