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甫先生，名赓治，晚号文虎(公元1870～1936年),浙江鄞县西郊人。其先祖于宋高宗年间由湖北襄阳迁来。与“天一阁”范氏同宗。

其父邦周公经商，业余好事岐黄，且精外科。

先生幼承庭训，又从江阴沙氏游。生平治学谨严，文师昌黎，字摹右军，医宗长沙。一生以仁术济世，乐育英才，自奉俭节，为人不拘小节，且不畏权贵。其医风轶事，时人传为美谈。

先生初习举子业，充博士弟子。因敬慕明·鄞县张公苍水之为人，无意仕途而弃儒不试。以医为仁术，功能救人济世，故隐于医林。仰承先志，克绍箕裘，博览群书，苦心钻研，能穷经典之蕴奥，师各家之所长。

临床崇尚实践，博采众方，且能洞彻症结而匠心独运。处方用药，审慎果敢，当机立断，常获椁鼓之效。

据《鄞县通志》载：“自少游淮扬，遇异僧师之，授经方，遂以医名。初擅疡伤，继专精内科。主古方，好用峻剂，患者至门，望见之，即知其病所在，投药无不愈……”。

旧时，夏秋霍乱流行猖獗，沿户相染，甚则一家数口相继病亡，生灵涂炭。中医界同人无不忧心忡忡，先生振臂行义，率弟子并召集中医药界义士，办起临时防疫医院，决心降伏“虎疫”。

先生自任院长，又聘沪上名医祝味菊为副，偕门人吴涵秋等十余人，轮值应诊。医院设病床十余张，疫情严重时增至百余，先生朝夕两次亲临诊视，审疫情病势，察方药煎制，查规则职守，视案卷记述。医院开办三又半月，活人无算。

此外，还根据当时流行病况预煎汤药，一经诊断，即刻服用。同时印就防治霍乱协定处方，广为散发。一时前往索方者接踵而至，户限为穿。其仁术济世，为民造福之风，颇为人们钦佩。

先生自奉甚俭，不究衣着，不搞排场。终年一身对襟长衫，头戴卷边铜盆帽，脚穿布僧鞋。

为人慷慨，亲友中有求助者，悯然矜恤，欣然解囊。贫病邀请，视其家徒四壁，即却其酬。当时甬(宁波的别称)地挂牌中医号金概收六角，先生只收四角另六个铜板，而出诊收费独昂，如到慈城一次(约二十公里)收费四十八元，上海等地以天数计，出诊费二百元外，逗留一天加一百元。

先生曾谓：“门诊之人，以贫病者为多，出诊则多殷实之家。既知出诊所费甚伙，倘非富有，断不会有此排场。”

每遇病急邀诊者，虽子夜严寒，必揭被而起，从不稍迟。或有贫而病重不能来诊者，其家人常候先生于途中，诉其情，邀至其家。先生欣然而往，毫无愠色，给药之外，偿以夙愿，并屡访至病愈而已。

先生怜悯疾者病苦，常施诊赠药(凭先生盖章处方，可径向药铺取药),每于端午、中秋、岁终由诸药肆向先生结算病家赊欠之费，有时竟几倾其所有，而先生仍不以为意。尝自书春联云：“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故鬻医数十年，家无余资。

先生医誉日隆，遐迩闻名，负笈求学者踵至。其墓志铭载：“医名噪于市，远近求疗治者，四面至，生徒诣门下问益，无虑数十百人……”

先生授徒，定期五年，先读《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温热经纬》、《汤头歌诀》等基础理论著作，嗣后随师侍诊。

叶天士《温热论》、薛生白《湿热病篇》、王清任《医林改错》、陈修园《长沙方歌括》、周学霆《三指禅》等，也属必修读本。

陈士铎《石室秘录》、钱松《辨证奇闻》、程钟龄《医学心悟》等，均为同学课外阅读之书。

先生精研医典，熟谙古文，故行文则驾驭自如，释义则心手相应。先生赞同孙思邈学医入门前要“读五经、读三史、读诸子、读庄老”的主张，强调学医要先治儒学。先生先儒后医。课徒亦实践自己的治学经验，家聘文坛宿儒，教授“四书”及诸子文学。尝谓弟子：“俗语说，‘秀才学行医，快刀切咸商’,尔等倘能通晓经典，如握攻医之匙，否则犹如将登高而无云梯，欲渡江而无舟楫耳。”

又说：“《医学入门》谓‘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变化。’尔等徜有志于医林，发皇古义，发展广大者，非从源到流，勤求博采，撷取精华，知常达变不可。”为造就新材，不辞辛劳。

其墓志铭载有先生课徒督教情景：“黎明，先生据案高坐，令诸生徒，背诵所习书文，琅琅满室中。于时病者方环集，先生则为之处方，问寒耶？热耶？众徒伺其后背诵之，或脱漏一二字，即责补之，边听边纠，己即又为处方，如是者习以为常。”

先生谆谆告诫：“医虽小道，人命关焉，习于此，当于是处求之。愿汝细心研求，常存不足之心，自有日进，……若稍自满，非吾所望于尔焉!”常勉励弟子精益求精，务谦虚，戒骄傲。生徒满师之际，还书赠条幅，以作座右之铭：“诊脉须静心体验，立方要先求和平，不可胆小，尤不可大意，勿以病小而玩忽，毋因病重而退缩，务求吾心之所安，于理不错，自然于人有济!”

“古道论交轻富贵，洁心涉世笑炎凉。”先生饱学多识，襟怀坦荡，不拘小节，不畏权势，有古侠士之风。时人以其玩世不恭，咸称“范大糊”,先生乐而受之，不以为忤，且自号“古狂生”。诗稿中有“风波万丈寻常事，兀立横流莽丈夫”之句，足见其生性耿直豪爽，不随波逐流，对于世事之炎凉，独具冷眼相待的超然性格。

其时军阀张宗昌病而邀诊，视其湿困中焦，头昏神怠，纳呆便溏，遂书清震汤一方。张嫌其处方案语简短，药味少，药价贱。先生讥之曰：“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四座惊骇，先生仍旁若无人，谈笑自若。

1920年会稽道尹黄庆澜，崇洋媚外，藉考试之名，图逐步消灭中医之实。伪宁波警察厅命令中医界集中考试，群医哗然而不敢与争。先生拍案而起，在报上揭露反动当局所出试题错误之处，指出“金匮论痰饮有四，其主治何在？”应为“金匮论饮有四，其痰饮主治何在？”并率领医界代表诘责当局，指出其居心叵测，迫使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

先生为加强团结，顶抗非难，互相砥砺，以求深造，联合各县中医，组织成立了宁波中医研究会。公推先生为会长而主其事。先生为振兴国医，不遗余力，切磋学术经验，撰述医学论文，提高诊疗水平。研究会编印《中医新刊》杂志，广为交流，延续十余期，在江浙等地影响颇大。

又1934年，因慈(慈溪)申(上海)两地药业商贾为象贝牟利而肇事，引起公讼，以致沪上药界拒进象贝，造成市肆象贝缺如，凡处方象贝者，概以前胡代之。先生风闻其事，出于公心，为申张正义，竟不顾瓜田李下之嫌，毅然在上海《申报》、《新闻晚报》及宁波《时事公报》等发表“启事”,指出“象贝事件”虽系药业间的争端，然用前胡替代象贝终非善策，强调医药事关人命，象贝断不能用前胡替代。

“启事”发表后，沪上国医界附和赞同者甚众，对先生不畏社会非议的大无畏精神，深为钦佩。先生的严正立场得到沪地医药界正义人士的支持和赞许，从而使这一不良做法得到纠正。

先生素好读书，经史子集，多所涉猎，工诗文，擅书法。墓志铭载：“雅好菟集古今金石书画，间亦为诗。诗多称性之言，不事镌绳，往往有独到语……”平素喜与文学、艺术之士交游，座上客多有书卷气。“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品茶论书画，饮酒谈诗词，皆视为人生快事。

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先生行医，广与社会接触，加深了对人民生活的了解。故所吟之诗多反映时代苦难，对社会的鞭答，对人民的同情和对自己生不逢辰的哀怨之情。如挚友病故，先生挥笔挽联：“克家有贤子孙，死而无憾!处身当恶浊世，生欲何求？”咀咒坏人当道，人民遭殃，则书春联“水深波浪阔，人少畜生多”。先生残留诗稿一册，约四百首。构思新颖，形象鲜明，格调清新，且率直朴实，情意悠远，妙趣横生。咏吟之如行云流水，琅琅上口。

先生对王羲之书法奔放不羁、沉著凝炼、且有骨力，最为服膺，毕生学书多摹二王，忙闲无间，寒暑不废。诊余有求书者，兴之所至，笔走龙蛇，秀媚雄浑，别具一格。我市商场市招，咸以得先生墨宝为荣。先生以诗书驰骋士林，医理、诗文、书法被甬上士林誉为“三绝”。先生嗜好金石古玩，品赏书画，往往竟夕忘疲，如任柏年的丹青、梅调鼎的墨迹，最使先生心折。诊所中挂有工笔丹青肖像一幅。晚年又得汉虎印一方，不惜重金购之，且易字文虎，书法款署，多喜用之。

先生平生忙于应诊，无意著述。但对医籍批注甚勤，遗有《千金要方》、《伤寒来苏集》、《外台秘要》等眉批本二十余种，积贮医书八大箱，殁后遗赠“天一阁”。尚有《澄清堂医存》遗稿十二卷，惜遭回禄。现仅存《外科合药本》一卷及临证医案七十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