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中西医，临床报道绝大多数是成功的案例，虽能给人以教育和启迪，但失败的案例更能让人警醒和鞭策。医生的成长周期比其他职业长得多，医生的经验可以说是用患者的鲜血甚至生命换来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因此失败的医案更显得珍贵而重要，临床医生应该重视误诊误治而加于研究，以免重蹈覆辙。祖国医学历史久远，留下的医籍医案无数，从中不难看出，中医并不讳言误诊误治。比方说在《伤寒论》398条原文中就有120多条谈到误诊误治，涉及误诊误治的条文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宋代著名医家许叔微撰写的《伤寒九十论》中记载的90个医案，其中有关误诊误治的病例就有31个之多。

唐·曹松《己亥岁》中说得好：“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名医的成长也是经历无数失败的案例而逐渐成功的，如日本汉医浅田宗伯在《先哲医话集》中说：“凡医误药几十遭，然后困心、焦虑，得以成良医之名”，一个医生“误药几十遭”，甚至“几百遭”也说不定，然后“困心、焦虑”，被病家折磨，也被自己良心折磨，尽管如此，也未必都能成良医。

中医临床误诊误治并非少见，如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为后车之鉴，无疑是有意义的。造成误诊误治的原因多种多样，总的来说有三个方面：医者因素，患者因素和社会因素。医者因素有不细致不认真的主观因素，也有医生经验和水平不高的客观原因。患者因素有拖延、隐瞒、迷信、经济等原因。社会因素则是人类对疾病认识的局限，还有社会发展、医保政策、宗教因素等原因，或者是综合多因素造成临床误诊误治。

不要以为普通医生才会误诊误治，名医甚至大师级医生也会发生误诊误治，只是比例不同而已。清代医家陆以湉在《冷庐医话》中曾举例说，叶天士将一例蓄饮呕吐当作肝胃不和，“用泄肝安胃药年余，几殆”，薛生白则把一例“暑厥”误作“痰厥”治疗。所以他得出“夫叶薛为一代良医，犹不免有失，况其他乎!”的结论。叶天士和薛生白是温病学派四大家之一，是中医历史上顶尖名医，但他们也是人而不是神，自然也有看错做错的时候。

临床上一旦发生误诊误治，必须立即重新辨证施治，以减少误诊误治带来的各种危害。误治变证的辨别，中医称为“辨误”,误治后重新辨证论治的方法，古代医家称之为“救误法”。

李时珍《本草纲目》载：“一老妇年60余，病溏泄已5年，食油物生冷犯之即作痛，前医皆以年老久泄，腹痛频作而误为脾虚气陷滑脱不禁，迭服调脾、升提、止涩等药，药入腹则泄反甚。后延时诊治之，诊其脉沉而滑，四诊合参，此乃脾胃久伤，冷积凝滞所致，法当以热下之，则寒去利止，遂用蜡匮巴豆丸药50丸，与服二日，大便不痛亦不利，其泄遂愈。”大多数病例，不会是纯寒、纯热、纯虚、纯实，临床所见多是寒热夹杂，虚实兼见，旧病未去，新疾又来，特别是老年病、慢性病或危重复杂病变。

在临床上现象和本质并不总是完全相符的，在疾病发展的一定阶段，可能出现一些与疾病性质相反的假象，如表寒里热，真虚假实，所谓“至虚有盛候”、“大实有羸状”，这就为确诊带来了困难。在临床工作中，被现象所迷惑发生误诊误治的事也是常有的，重要的是及时发现并纠正。如清初三大名医之一的喻嘉言治徐国珍一案：“患者伤寒六七日，身热目赤，索水到前，复置不饮，异常大燥，门牖洞启，身卧地上，辗转不快，要求入井。”表面看来一派热象，一医者急欲治以承气汤治疗。喻嘉言诊其脉洪大无伦，重按无力，见其素水到前又置而不饮，乃曰：“是为阳虚欲脱，外显假热，内有真寒。”认为徐氏的病是真寒假热证，处方用大温大热之剂，二剂热退而安。如果按某医辨证为阳明腑实而用承气汤，恐成大错矣。

有些医生，习惯用西医的思维方法去研究中医，忽视中西医之间的本质区别，把西医的“病”与中医的“证”混为一谈，以西医的“病”硬配中医的“证”而立法选方，如高血压等同肝阳上亢而治以平肝潜阳，炎症等同热毒或湿热，而治以清热解毒或清热利湿等，从而使临床思维狭窄僵化，违背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因而在临证时常造成误诊误治，轻则无效，重则加重病情甚至危及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