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经典著作有种厌烦感。

经典著作一般不是平常人所能著述的，即便是平常人，也一定是经过九死一生之经历方能写成。即便曾经也自命不凡，但随着岁月的磨练，逐渐认识到自己其实也就是个凡人。以一颗凡人之心去追逐圣人之意，能达乎？世上一切总讲究吻合，适合自己的才真能适合自己，何必勉强追逐。

与其读现成的《伤寒杂病论》，我更愿意追随年轻的张仲景，即便他看病还不成熟，方剂还在选取，文章还未开头，我也不在乎。亲历一个人的奋斗过程，远远好过读一本冰凉的所谓经典书。

《伤寒杂病论》的写作，是离不开所处时代的医疗环境。但《伤寒杂病论》之散失，其所处时代的医疗环境却未必被严重破坏。

张仲景是所处时代的卓越思想者，他把一种传统、原生态的医疗技术，上升为一门学术体系。《伤寒杂病论》说“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此言暗指，一种医疗体系已经被建立，它如同尚未完工的航母“瓦良格”号，船舶的龙骨大梁甲板已经建造，后世医家不过是装载些新式武器，如补养供给系统补中益气汤，电子干扰系统半夏白术天麻汤，工程兵血府逐瘀汤。

张仲景的医疗思想是从所处时代学习而来，他是学习者、传播者，而非独创者，更非知识产权的垄断者。他的存在是对医疗技术的升华，他之不存在，也并不会影响原生态的医疗技术的传承。所以，《伤寒杂病论》被写作是一件大事。但王叔和整理《伤寒论》却不能同等观，例如《红楼梦》的后40回续作就总被人诟病狗尾续貂。

张仲景曾经博采众方，可见方书的编写已成传统，所以在《五十二病方》《治百病方》之后，又出现了《肘后》《小品》《范汪》《千金》《外台》，这是传统，无论张仲景是否曾经存在。

张仲景曾经广涉诊籍，《伤寒杂病论》是从诊籍发展而来，只是大多数诊籍都与“禁方”混在一起，秘而不传，即便不是经方传人的金元医家也会写《格致余论》《儒门事亲》。诊籍的写作是传统，无论张仲景是否存在。

药的传承就不用说了，也与张仲景无关。

这么说来，一代医圣倒成了医学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其实现实情况也是如此，至少在当代，他的影响力远远不及金元四大家以及他们的徒子徒孙。

在古代，学医分两种。一种是跟师学，一开始也只有这一种。所以这种医生只要师傅有真才实学又愿意教徒弟，弟子们一般不会跑调。第二种是自学，自学是在文字、纸张发明，著述产生，尤其是在宋代文化发展，一些功底深厚的儒生专攻市面流传的医学书才能办到。自学是否成功，要看教材的质量。但是从淳于意传中可见真实的医疗技术是秘传，即便写为“禁方”也是秘传。真正打破这一铁定规律的，张仲景或许是第一人，哀民生之多艰！

因为学习经历不同，所以学医的这两种人，思维结构临证思路截然不同。

再说白点，儒生们自学读的书也就是经过多次校订的《黄帝内经》。但即便是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对《黄帝内经》用功尤深，也没有脱离医疗这一基本面。金元医家学习阴阳五脏学说，和今天的大学生很不同。金元医家虽然研究了这些理论，但他并未为理论所限制，而是让理论为己所用，而且是不求其全，但求其真。例如刘完素主攻“火”，李东垣主攻“脾胃”。朱丹溪主攻“湿热”。至于他们的弟子们所记载的所谓五脏母子补泻图，恐怕也只是他们的师傅当年在纸上画画，临终时只怕还嗟叹尚未参透。其实，不参透才是好事！而金元四大家之所以没有脱离医疗基本面，也是来自民间朴素医学的巨大生命力，毕竟自学是少数，跟师学是多数。耳濡目染，看也看会了。张元素为何未被后世列入金元四大家，这个问题大家可想想。

众所周知，《内经》是医学论文的集子，它不是一人一时之作，经历了漫长的删改修订。

名医著述，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医论，一种是医案。如朱丹溪的医论《格致余论》《局方发挥》，医案则参杂其中，如张从正的《儒门事亲》，前面部分是医论，后面是医方、医案。徐灵胎的医论《医学源流论》，医案《洄溪医案》，吉益父子的医论《医断》，医案《建殊录》，近现代名医更是多分别著医论、医案，例如名老中医岳美中。

如果把金元以后的医家医论选粹其精华者，汇集在集，是否能称为《后内经》呢？能否说这些成就超越了《黄帝内经》呢？

张仲景可以不在东汉末年出现，他只随大灾大疫而出现，这样的人是人民健康的守护者。他们是所处时代最灿烂的明珠，但我们不要忘记了明珠产生所依托贝壳的丰厚土壤，只要这片土壤存在，即便《伤寒杂病论》散失了，还会有新的经典产生，新的经典人物产生。

而当历史的焦点一旦注定在某部经典著作之上，误解从此产生。《黄帝内经》是如此，王叔和校订的《伤寒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