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奎，字文垣，号东宿，别号生生子，安徽休宁人，生卒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公元1522～1619年)，为汪石山的再传弟子。孙一奎是明代著名医家，他将理学思想融入医学理论当中，首倡“医易同源”，创立“命门动气”学说，在理论上有着极高的成就，并启发了其后赵献可、张景岳等人对命门理论的阐发。除命门学说外，孙一奎对三焦与相火的理论也格外重视，作为其命门理论的补充，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点，对后世中医三焦与相火理论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1三焦与包络

关于对三焦的认识，自《内》、《难》以降，历来争议颇多，莫衷一是。孙一奎对此颇有感慨。他以《灵枢》、《素问》为宗，通过反驳马莳(字玄台)在《难经正义》一书中关于三焦的描述，而全面阐述了他对三焦的认识，对后世影响甚大。

孙一奎与马莳的分歧，首先体现在关于三焦有形无形的说法。马莳考证“上中下之三焦”，“焦”字从火，谓能腐熟水谷变化，应作气看;而“手少阳之三焦”，“焦”字当作“膲”，从“肉”旁，是有形之物。并引《三因方》:“左为肾腑，其府膀胱;右为命门，其府三焦”为证。又引《龙川志》所载“齐尝大饥，群丐相脔而食，有一人皮肉尽而骨脉全者，视其五脏，见右肾之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与膀胱相对……”，以为此即有形之三焦。

对此，孙一奎逐一驳斥。孙氏先从文献入手，提出遍查《内经》、《难经》、《铜人图》、《华氏内照图》等前代文献，均没有关于三焦有形如脂膜的记载，且前辈医家亦有“历剖贼腹，考验脏腑”者，亦无此发现。可见《龙川志》历载实为道听途说，不足取信。至于马莳所言之“焦”与“膲”的区别，则也属于主观臆断，但从其从“火”从“肉”是不能随意武断的判断其是否有形的。马莳在其著作《难经正义》中还提出“三焦有二”之说:有上、中、下之三焦．行脉道以因十二经;有手少阳之三焦，惟司决渎之职而已。并引李东垣的《此事难知》一书以证。但孙氏认为马莳之论违背了《难经》的原意，他指出《此事难知》之谓“三焦有二”，是指三焦有手足之分:手少阳三焦主持于上，足三焦主持于下。而此足三焦虽有三焦之名，实则为足太阳膀胱经之别络，并非有“主气之上中下三焦”与“为腑的手少阳三焦”之区别。

针对马莳，孙一奎力主三焦有经无形之说，孙氏认为实际上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三处地位之合名，以手少阳经统而属之”。而上中下三焦，亦各司其职，“上焦主纳而不出，其治在膻中;中焦主腐熟水谷，其治在脐旁;下焦分别清浊，主出而不纳，其治在脐下”，而马莳所谓“司决渎之职”的“手少阳之三焦”，仅是三焦之下焦所司之职，上中下三焦的功能相辅相成，不能相互割裂来看待，因此并不存在另一个三焦。而三焦作为六腑之一，“外有经而内无形，故曰外腑;明非五脏五腑之有合应也;又曰孤腑。”

并引袁淳甫《难经本旨》“所谓三焦者，于膈膜脂膏之内，五脏五腑之隙，水谷流化之关，其气融会于其间，熏蒸膈膜，发达皮肤分肉，运行四旁，曰上中下各随部分所属而名之，实元气之别使也。是故虽无其形，倚内外之形而得名;虽无其实，合内外之实而为位者也。”来证明其观点。

关于三焦与包络的关系，孙一奎提出“三焦为气父，包络为血母”的观点。所谓气父、血母是从心、肺而来，心主血，肺主气，二脏皆居膈上，而三焦、包络皆处膻中，故有此说。手少阳三焦之脉布膻中，散络心包;手厥阴心主之脉出属心包络，下膈历络三焦，因其脉上下交络之故。又二者皆属手经，均属相火，所以，以类相从，互为表里。由此，孙一奎提出“三焦为气父。是心主之表;心包络为血母，是三焦之里”。然而，虽如此，由于“脏有声色臭味，府有出纳受盛”，而三焦、包络二经俱无，因此终归与其他五脏五腑不同，虽是表里，却并不能称为“脏腑”，故《素问》运气篇曰:“心包非藏也，三焦非府也”。

马莳在《难经正义》中提出:“三焦、包络，皆属相火，故寓于右尺下部诊之。”孙一奎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包络乃护心之脂膜，不离于心，膻中、气海、三焦之所布，皆在膈上，与心相近，故称曰相火，以其为君火之相也。”因此，将三焦、包络寓于右尺下部诊之，显然离心过远，不合道理。王冰注《素问·金匮真言论》引《正理论》曰:“三焦者，有名无形，上合手心主，下合右肾”，遂有三焦与包络为表里之说。但孙氏遍考《灵》、《素》，只有“上合手心主”一句;而并无“下合右肾”之说，故认为人身之脏腑。一阴一阳，自有定偶。决无一经两配之理，所谓“上合手心主”是言其互为表里。“下合右肾”，则是针对“三焦为原气之别使”而言。马莳由此而引出“寓于右尺下部诊之”，更属于无稽之谈。

在此基础上，孙一奎进一步探讨了问诊三焦包络之法。他认为人体法象天地、配合阴阳，是具有明确的规律性的。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因此，气口所在之手太阴经经渠、太渊穴也实手太阴经之动脉出入之地，乃“气血之先，人之神也”，故取寸关尺可义“诊一身脏腑上下之候”。而“形于上者上诊之，形子下者下诊之”是人体“法象”的大原则，三焦、包络均不处于人体的下部，“寓于右尺下部诊之”显然不合适，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心包络附近于君，当宗《脉经》心部诊之，乃上以候上之意也。三焦亦当如《脉经》，上中下分诊之。”

2论天人君相之火

相火的观念出自《内经》，在金元之后逐渐成为众多医家所关注的中心议题，然而由于各家理解不同，相火的概念始终未能理清。有以阴火为相火者;有以五志之火为相火者;而朱丹溪则又以龙雷之火为相火，并说君火为人火，相火为天火。孙一奎认为以上诸说皆非，于是从批驳丹溪之论入手，阐发自己的观点。

孙一奎认为，君火犹君主，应君之德，虽属火而至尊而无为，惟正火之名，相火犹宰相，奉行君命，守其位而司其职，故《内经》曰:“君火以明(名)，相火以位。”故君火在人身之中即为心火，乃人体之是主宰，而相火则为包络、三焦之火，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动力，二者相辅相成，只有相互配合协调，人体才能健康，二者不可偏废。

对于君相之火的定位，朱丹溪认为相火为龙雷之火，又分君火为人火，相火为天火。孙一奎对此持否定态度。

他认为，天火当指天时之火，即针对六气之中的“火”与“热”而言。六气乃天之元气，其中“君火之化热，主春末夏初，行暄淑之令，而不行炎暑，应君之德也;相火之化暑，主于夏，夏之为言大也，与午同义，炎暑乃行。”(《医旨绪余·明火篇》)而人火当指人体内所生之火，“人有十二经，十二经中心为君火，包络、三焦为相火，是君相皆可以人火称也。”(《医旨绪余·丹溪相火篇议》)因此，以天之六气而言，二之气为君火，三之气为相火;以人身而言，则心为君火，包络、三焦为相火。

朱丹溪在其著作《格致余论》中明确将相火定位于“寄于肝肾之阴”，为龙雷之火，提出相火即元阳，寄于肝肾，五脏皆具，五志激之则易动，从而煎熬真阴，推而论之，遂有“阳常有余阴不足”之说，又称“相火为元气之贼”。孙一奎对此大不以为然，他提出朱丹溪所论之“寄于肝肾之阴”的相火并非真正的相火，而是“阴火”，肝藏血、肾藏精，二脏并不具有相火，“肝肾虽皆有火，乃五志之淫火，而非五行之正火”，故肝肾火动，可“致人疾而为元气之贼”。真正的相火实乃包络、三焦之火。此外，孙一奎还将金元以来流行的命门相火理论做了辨析。他认为命门内藏动气，其性质“非水非火”，乃“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与包络、三焦之相火没有关系。故“命门不得为相火，三焦不与命门配”。

孙一奎认为，“火为造化生令，不能不动，第不可以妄动”，所以火又有正火、邪火之分。其动之有常，即为正火;妄动之火，即为邪火。凡属正火都是主乎生化的元气;凡属邪火都是有害于元气的贼邪。正火即指君、相二火，“皆有定体，以裨助生生不息之功，不可一日而无”。邪火指有从外来的令气之火，有从内而生的五志淫火。而朱丹溪所谓之“寄于肝肾”的“相火”，实际上是属于“五志之淫火”，乃是邪火，与相火并不相干。

孙一奎还指出，若医者临证时，不参考时令节气，而滥用寒凉之剂;或妄以命门阳气为相火，动则投以滋阴降火为专剂，往往会导致阳气伤损，从而加重病情，甚至致使虚损病人重笃而亡。这是不明火的特点以及治火之原则的严重后果，因此，孙一奎不强调相火偏妄，而强调贼邪之火的发生，将人身之阳气，与阴精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

包络与三焦之相火的主要作用是推动、主持气血，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与生理功能，故曰:“包络有护持之功，三焦有承宣节制之效。何以见?盖营卫出于三焦，而所以营于中、卫于外，大气搏于胸中以行呼吸，使脏腑司其职，而四肢百骸奠定者，孰非相火斡旋之功哉?”故相火是人生命之动力所在。而人体命门所藏之原气(动气)，实为人体生命之本源，三焦相火发自原气，出于上焦，为“原气之别使”。因此，三焦虽不与命门相配，命门却是“三焦之原”。

自金元之后，以刘完素、张子和为代表的寒凉学派盛行一时，成为医学之主流，朱丹溪的滋阴学说，从广义上讲也属寒凉一脉。寒凉学派的兴起本为纠唐宋以来滥补之偏，但矫枉过正，过用寒凉又成时弊。由此，明代温补学派兴起，强调多用温热药物扶助阳气，反对滥用滋阴，对寒凉学派构成挑战。孙一奎作为明代温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三焦与相火的认识，以及他对丹溪学说的批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属于这次寒温论战的一部分，充分体现了温补学派的学术特点。同时，在客观上，也确实起到了纠正滥用寒凉而损伤命门阳气之时弊的作用。

(2010－09－12收稿)